《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受《易》于杨何[2]，习道论于黄子[3]。》鉴赏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4]，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5]，乃论六家之要指曰[6]：
《易大传》[7]：“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8]，直所从言之异路[9]，有省不省耳[10]。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11]，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12]，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13];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14]，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15]，释此而任术[16]。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17]，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18]，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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