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的新年，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
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
午饭以后，校长周豫才先生召集全校学生谈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表庆祝;教务长范爱农先生还补足一句道：“诸位出去，可以逛逛大善寺、开元寺。”
大善寺和开元寺都在绍兴城里，每年元旦，两寺照例市场化了的，游人挨肩擦背，拥挤异常。除了买卖食品和玩具以外，寺的本身可以玩的，在大善寺有大善塔，在开元寺有罗汉堂。你进罗汉堂的时候，如其是左脚先进去的，就从左边一二三四的数过去，右脚先进去时便从右边数过去。罗汉堂里有五百尊罗汉，你只要从左边或右边数到你新年岁数的一尊，例如你新年十八岁便数到第十八尊，你站住看看那尊罗汉是个甚么样子，你便对于你今年的运命的穷通得了一点启示。
大善寺是萧梁天监年间旧物，曾遭火灾，破烂不堪。塔顶上长了大树，群鸟早出晚入，噪声一片。大善寺本在闹市中心，元旦日的大善寺又是市场化了的，所以就在塔下也是游人如织。例如有卖糖的，唱戏说故事，引动多少小孩子，发问：
“你们说这大善塔是从下造上去的呢，还是从上造下来的呢?还是怎样造的呢?”
“从下造上去的。”大部分小孩子这样回答。
“不是!”
“那么从上造下来的!”大多数调皮的孩子回答。
“也不是!”
“你说怎样造的呢?你说!”大家都气愤愤的。
“先在地上造好了横放着，然后整条竖起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小孩们觉得实在调皮不过他。
元旦的大善寺和开元寺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在民国元年阳历的元旦，难道也会有这种状况吗?我们在学校里面，午饭时候才得着消息，一般民众难道也同时得着消息，一得着消息就会到那两个寺里去买卖食物玩具并游逛的吗?我心中这样怀疑，但少年脚步不值钱，说话间就同二三同学到两寺走了一转失望着回来了。
“天下哪来这样容易事!到明年的元旦，那时全国已实行了一年的阳历，开元寺大善寺一定也改在阳历元旦热闹了!”我那时自己觉得是老大哥，比谁也懂得人情世故，老实不客气的预约了一年之期，同时以为这种失望是完全无益的。范教务长何尝不知道，不过他也和大善塔下的卖饬者一样，和我们小孩子调一下子皮罢了。
转瞬第二十五个元旦又到了。那时自以为老大哥的，用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起来，无非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同时事实告诉我，大善寺和开元寺，二十五年如一日，丝毫不会错误的，依然在阴历元旦热闹。真正小孩子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个人的从少到老，由社会的立场看来，真不过是一瞬!也许再过一个二十五年，两个二十五年，小孩子已经由衰老而化为尘土了，大善寺和开元寺依然在阴历元旦热闹。
(1936年《宇宙风》第8期)
赏析这是一篇风格清俊、韵味隽永的记事、抒情随笔。作者孙伏园是“五·四”时代遐迩闻名的文艺报刊编辑。他以一个老报人惯有的留意时事、关念国情的素性，以圆熟、洗炼的素描笔触，通过追忆与抒感，写下了少年时代民国初建，始用阳历元旦那天的遭遇与感想。迩后，年复一年地每逢阳历元旦总有同样的印象和兴感，含蓄而深切地抒发了自己多年潜在、郁积心田的怅惘情怀。
本文刻绘人物栩栩如生，布局行文也别具匠心。所记两位老师，一位豫才先生，即鲁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浙江杭州、绍兴随即光复。此年11、12月间，鲁迅接受了在他家乡绍兴主政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邀请，任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另一位范爱农老师任监学(即教务主任)。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说过，当时，范爱农在校“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本文生动地记下了两位师长在第一个阳历元旦那天，如何默契配合，热心教学的往事和姿影，笔触简劲，神态逼真，好比一帧剪影。老师在新的节日里的兴奋、愉悦，学生对师长的钦敬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但写到学友的言行、神态时，文笔倏然暗转，追忆起同学们每逢旧历元旦那天的表现。它模拟少年学友的天真姿态和稚气口吻，细腻、动人地描述了他们在闹市中心地段尽情玩乐游赏的欢快情景，不论在开元寺数罗汉，还是在大善寺讲造塔，其乐陶陶的天趣，真纯无邪的童心，都写得稚态可掬，跃然纸上。配合人物的举止言笑，还着重刻绘了古塔“破烂不堪”的萧条景象。“塔顶”长树，“群鸟”飞鸣，寥寥数笔，却情景交融，令人神往。
本文在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人、事、地交织的生活实景基础上，进一步以实引虚，有力地抒发了深沉的观感，将积累多年的失望之情，化为一种愤激和喟叹，显示了对社会沉滞的忧念和除旧布新的憧憬，笔致深密，语短情长。总之，全文词语简洁，行文自然，状人、叙事、描景、绘物兼有，还深抒了忧时伤怀的郁愤和感慨，堪称言简意赅、口小线长的短制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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