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寒雁嗈嗈渡辽水，桑叶纷纷落蓟门。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渡辽本自有将军，寒风萧萧生水纹。妾惊甘泉足烽火，君讶渔阳少阵云。自从将军出细柳，荡子空床难独守。盘龙明镜饷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春风燕来能几日？二月蚕眠不复久。洛阳游丝百丈连，黄河春冰千片穿。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汉末魏初，辽东、辽西为慕容(指鲜卑族)所居，地远势偏，征戍连年不绝。由于乐府民歌的影响，征戍别离之事，行子思妇之情，大量表现在文人诗中。时代风云，文坛风气，使得《燕歌行》这一乐府古题一直为汉魏六朝文人相继沿用，直至唐代还有不少诗人因袭此题。于是，《燕歌行》一题异题纷呈，佳作竞传。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著录，就先后有曹丕、曹叡、陆机、谢灵运、萧绎、萧子显、王褒、庾信、高适、贾至、陶翰等同题诗作。
值得注意的是，《燕歌行》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对七言古诗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魏文帝曹丕雅好文学，挥洒“兴到之笔”，写出了“开千古妙境”(胡应麟语)的《燕歌行》。这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七言诗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上面庾信的这首《燕歌行》则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据《北史·王褒传》记载：“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这是梁元帝承圣年间(552—554)的事，庾信此篇当亦作于此时。诗起首六句，以苍莽凄怆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荒凉的边塞图。“代北云气昼昏昏”两句，写绝域的昏暗和苦寒，平原千里，唯见蓬草飞旋。“飞蓬无复根”，狂风呼啸之势可见。寒雁南飞，桑叶纷落，点明此时正秋风萧瑟，是最容易触发人们感伤怀远的季节。自然环境如此恶劣，而前线战事更令人担心。“晋阳”、“疏勒”二句用典：战国时赵襄子为保卫晋阳，曾利用围植在晋阳宫垣四周的荻蒿苫楚，以备足箭矢。东汉大将耿恭曾被匈奴围于疏勒城中，被壅绝水源，乃于城中穿井得水。而目前前线的景况正和他们相反，处于“无箭竹”、“乏水源”的极端困境。诗人在景物描写中一步一步透露出思妇由思念到忧愁的心情，进而引出下面四句思妇的直接抒情，托出“良人从役”、“妇人怨旷”的主题。良人远戍边地属国，离居久之，音信隔绝，怎不叫人怀念！思妇在辗转忧思中忽发奇想：如果能有鲁仲连的一枝箭，为我射到边地去，把亲人叫回来该多好啊！相传战国时，燕占齐国聊城，齐将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鲁仲连乃修书系箭上射入城中，燕将自杀，城拔。庾信活用这个故事，写出思妇一片痴情幻想。当然，这终究是不能实现的，我们的主人公只好从往事的回忆中寻找慰藉。接着四句，回溯到当年夫妇分别的情景：“渡辽本自有将军”，按说，边塞自有那渡辽将军镇守，可是，渔阳的战争阴云压境而来，报警的烽火惊动了宫廷。此时，只好送亲人出征，在那“寒风萧萧”的水边分别，谁知壮士一去兮至今未还！由现实而幻想，又由幻想而现实，情致委曲，一波三折。下接六句，从正面着力铺写思妇与征夫的相思之情。“自从将军出细柳”，“荡子”随将军远去，思妇空床独守。梳妆台上镂刻精致的盘龙镜，是丈夫叙心致诚的信物，如今依然明可鉴形，睹物思人，能不悲从中来！芳馥四溢的麝香，佩之经月，香气不散，却无由寄达亲人，保他去恶辟邪。“明镜饷秦嘉”，用汉代秦嘉与妻徐淑两地相思，以诗赠答的故事：“辟恶生香寄韩寿”，则用晋代贾充女与韩寿相恋、偷奇香相赠的故事。诗中女主人公何尝不像徐淑和贾女那样多情？而良辰苦短，正如“春风燕来能几日”；青春易逝，好似“二月蚕眠不能久”，怎么办呢？还是暂且忘却心中的忧愁，放眼看看这美丽的春光吧！最后八句即景抒怀，以飘逸之笔写怨旷之情。三月的洛阳，百丈游丝映空耀眼，黄河千层坚冰破碎消融；桃花妖艳，美如白毛红点的骏马；榆荚初绽，巧似汉代玲珑别致的荚钱。大好春光岂能白白辜负？不如干一杯吧，沉醉在葡萄美酒之中。或者，闲愁无解时就去炼丹修道学神仙，求得长生不老，像那千年矗立的华表，永葆美妙之青春。
庾信《燕歌行》在齐梁绮靡诗坛中，是独标异格、独步当时的。明代杨慎谓“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清代刘熙载也说：“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艺概》)并认为庾信这首《燕歌行》是“开唐初七古”之作。
上文提到《燕歌行》一题，自曹丕发端以来，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有佳作，为什么刘熙载独独标举庾信此篇“开唐初七古”？
试以庾作与曹(丕)作比较，不难发现庾信一仍曹丕首创的传统，取材一般征夫思妇的离愁别恨，“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乐府解题》)。其师匠曹丕，自不言而喻。但庾作又有其卓然超佚之处。
首先，在体制和声调上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曹作限于篇幅，尚不能恢宏开合，庾信则在其基础上，扩而大之，将其两首的规模(“秋风”十五句，“别日”十三句)兼并合用，一变而为二十八句。这就使七言古诗在体制上发展为宜于叙述的长篇巨什，成为一任诗笔纵横开合的广阔天地。从声调方面来看，曹作承袭柏梁体，逐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缺乏咏叹之姿。庾作平仄韵互换，或则六句一转韵，或则四句一转韵，或则八句一转韵，配合诗情抑扬起伏，婉转回环。首六句元韵深沉，状出边塞凄苦荒凉；次四句鱼韵低微，衬托思妇殷殷企盼；又四句文韵轻扬，传出阵阵惊疑；再六句有韵婉曲，描摹郁郁悲怨；末八句先韵飘悠，抒发缠绵旷逸之情。诗的转韵与情景变换密切结合，声情互生，流转自如。整篇而言，此诗抑扬跌宕，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大可以与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媲美。可以说，唐初七言长体的体制在庾信时已经完备了。
其次，从《燕歌行》这一诗题的内容和格调上来考察，更可看出庾信远远超过其前辈和同时代的衮衮诸公，而逼进初唐四子。曹作的笔致仅仅囿于思妇闺中“忧来思君不可忘”、“援琴鸣弦发清商”的狭窄内容，庾的笔触则已伸向边塞，展现“代北云气昼昏昏”的苍莽风光，描述“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的战地形势，发出“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的深切感叹，表达了人民强烈怨战情绪和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意愿，诗笔纵横排荡，刚健遒劲，气势阔大。诗中涉及的地名，就有“代北”、“辽水”、“蓟门”、“晋阳”、“疏勒”、“阳关”、“甘泉”，“渔阳”、“黄河”等，横跨千里，区域辽阔，相比之下，曹作就显得格局狭小，感情柔弱了。
在与庾信《燕歌行》同时代的其他同题作品中，梁元帝《燕歌行》“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南月似蛾”，是公认的佳构。前人评它“音调始协”，“巧于用长”，称之为“唐体之祖”，但终失之于纤弱，依然是贵绮丽而不重气质的齐梁文辞的气派。而庾信的《燕歌行》一反当时文坛的柔靡之音，唱出雄健慷慨的调子，于悲感之中见风骨，这是梁元帝、王褒之辈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也正是这种最可贵的气质，使他的作品一开初唐先声。王、杨、卢、骆有意识地摆脱因袭的重荷，从六朝绮靡文风中挣脱出来，将视线转向广阔的生活，因此，师法在时代上、气质上最接近他们的庾信，则是很自然的了。
最后，从七官歌行体特有的写作要求来看，庾信的《燕歌行》也标志着艺术上的成熟。七言古诗尚铺叙，讲开合，考究音响浏亮，注意气概神情，追求法度森然，等等。上文已经谈到庾信此篇健笔凌云，写得很有气概，而更可贵的，是它不仅富有气概，而且传出神情，不仅挥洒自如，而又十分蕴藉。诗人把感情隐藏于景色描写之中，委婉有致，情深意远，耐人寻味。如“千里飞蓬无复根”，以景语暗喻良人行迹飘泊不定，思妇的百般忧思，尽在不言之中。“寒雁嗈嗈渡辽水”，《楚辞》：“雁嗈嗈而南游”。王逸曰：“雌雄和乐，群戏行也。”目送群雁雌雄戏行，思妇能不勾起念夫之情？而且，庾信不唯气概雄绝，更于情致委折中见出神情。诗人笔下的思妇形象丰满而有层次：闻说边塞云昏蓬飞、情景荒凉时的快怏忧郁，目击寒雁南归、桑叶纷落时的盼归情致，得知战地无箭无水的如焚焦虑，长久离居、书信断绝的窃窃私语，祈祷早日结束战争的强烈呼吁，对边将难自为守的疑惑不解，对烽火延入内地的惊讶恐惧，独守空房的无聊，春景撩起的情思，青春空逝的哀叹，醉酒学仙的劝慰，逶迤写来，淋漓尽致，思妇的情态丰神细腻生动，真切如见。
长篇巨制的精心结构是极为重要的。庾信此篇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合尽变，深得古体之法。开头秋景描写，给全诗笼罩一种悲剧氛围，又为思妇盼亲人回归预埋一笔；接着，“晋阳”二句领起，“愿得”二句回应，顾盼生姿，伏应紧密。“渡辽”二句一提，旋即“妾惊”二句一顿，起伏跌宕，曲折有致。“盘龙明镜”二句，明见“镜”、“香”二物，实藏思妇征夫深情，藏见参差，饶富韵味。末四句学仙服丹语，飘忽游离，似与上文乖离，实在是逻辑之必然。全篇有节次，有波澜，穷极笔力，放纵挥洒，其开头苍莽而来，结尾飘然而去，笔致摇曳生姿。这种纵横开合的笔法，在庾信同时代诗人中是罕见的，而和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等名作，又是多么近似！
从以上三个方面，足以看出刘熙载“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的论断，确是很有见地的。如果说，《燕歌行》初起魏文(曹丕)，庾信有继往之劳，那么，联系历来推为千古绝唱的盛唐诗人高适的《燕歌行》，就更能见出庾信此篇的开来之功及其深远影响。高适的《燕歌行》气质自高，格局阖辟纵横，笔致变幻超忽，洗尽六朝的粉黛铅华和伤离感别的哀怨情调。然而与庾作对读，不难看到二者不独音节、转韵相类(高作全为四句一转韵)，其规模竟与之完全相同，均为二十八句。刘熙载说：“高适诗，两《唐书》本传并称是‘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初唐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艺概》)庾信的《燕歌行》“开唐初七古”，而高适的七古又“体或近似初唐”，通过唐初七古的媒介，我们正可以窥见二者的内在联系，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到庾信《燕歌行》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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