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史遗文》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不题撰人，据序，知作者为袁于令。六十回，崇祯间名山聚藏板本。
在关于隋唐的讲史小说系统中，人们熟知的是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却很少知道袁于令的《隋史遗文》;至于《隋史遗文》还是《隋唐演义》的底本之一，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其实，褚人获在康熙乙亥 (1675)所撰的《隋唐演义序》中，就说过如下一段话：
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
褚人获序中提到的“箨庵袁先生”，就是《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尽管关于褚人获的生活年代是否同袁于令相及，袁于令是否将所藏《逸史》示于褚人获等等，有的学者如柳存仁先生还是持怀疑态度，以为那不过是褚人获借袁于令的名声来标榜而已 (参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隋唐演义》确是 “合之 《遗文》 《艳史》”，亦即汇合《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而成书的，可惜由于《隋史遗文》 见者甚少，新版《隋唐演义》 又不载褚人获序，以至这一事实，为所掩盖。
试将两书作一对比，可知： 在《隋唐演义》的前六十六回中，有三十五回袭用 《隋史遗文》，占总回数的53. 03%; 有十回袭用 《隋炀帝艳史》，占15.15%;另有七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联缀而成，占10. 9%;属于褚人获新增补的仅十四回，占21. 21%，这就是“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的基本状况。换一个角度看，《隋史遗文》全书六十回，被采入《隋唐演义》的有五十五回，达91. 66%。《隋史遗文》半数以上的回目为《隋唐演义》所沿用，或仅有微小的更动。全书除第二十五回“新皇大逞骄奢，黔首备遭涂毒”(为《隋唐演义》第二十七回内容) 移至第三十三回 “李玄邃关节耒总管，柴嗣昌请托刘刺史”(为《隋唐演义》第二十五回内容)之后外，《遗文》原来的叙事格局，亦基本为 《演义》 所承袭。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隋唐演义》当作褚人获个人的创作加以评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有一段话，向为研究者所称引：
《隋唐演义》，小说也，叙炀帝、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本，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 《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勘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 《海山记》; 其叙宫中阅 《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 《开河记》，……复纬之以 《本纪》、《列传》 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
在梁绍壬看来，《迷楼》、《海山》、《开河》等记是《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褚人获是据此直接进入创作过程的。他不知道，根据野史杂录，“复纬之以《本纪》、《列传》”排比衍述的任务，早已由 《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完成了，《隋唐演义》不过是将二书缀合成文罢了。近代的研究者虽然也提到《隋史遗文》等是《隋唐演义》的基本素材来源，但对于《演义》荟萃取舍于《遗文》的比重、程度，仍无明晰的了解，有的甚至误以为《遗文》是“主要叙述隋炀帝的故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隋唐演义》出版说明)。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人们得出《隋唐演义》是“文学家的个人创作”(同上)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隋史遗文》也不是文人独立的创作。《遗文》在回后的总评中多处提到“旧本”：“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亦无不可，予以为如此衅隙，歇后三十年君臣何以为面目?故更之。” (第三回) 又提到“原本”：“原本李艺后不得见，兹为补入;既入李艺，则诸人又不得补矣。”(第五十五回)从《隋史遗文》明显的话本特点(如第四十回写罗士信被擒，“府中没主，秦母姑媳，没人拦阻，俱被拿来。可怜二人呵： 命如风里烛、家似春中冰。秦母姑媳，都上了镣肘”)来看，它的“原本”、“旧本”，更显然是“市人话本”。
问题已经十分清楚：《隋史遗文》对于弄清明清小说史的演进的足迹，从而对处于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作家作品作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以为《隋史遗文》只具有作为文学史研究之用的文献资料的价值，而缺乏独到的思想深度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因而不能成为传世之作，以至必然要为历史所淘汰，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以为既然《隋唐演义》 已经把《隋史遗文》的精华囊括包容，因而也就取代了它的存在的价值，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隋史遗文》作为一部古代小说杰作，自有其独立的品格。但考虑到它的主体部分确实已为《隋唐演义》所包纳，着重评论它的被《隋唐演义》所舍弃的部分，从而证明它的存在不仅不为《隋唐演义》所取代，而且还有许多高出《隋唐演义》的地方，也许更具有说服力。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独一无二的讲史小说的完整体系。但是，历史的题材进入小说创作的领域的先后，同历史自身演进的顺序，并不是重合的。明初，罗贯中以我国历史自然过程的中间阶段——三国为突破口，成功地写出了《三国志传》(或称《三国演义》)。之后，讲史小说的取材逐渐向两头扩展： 向下，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南北两宋志传》; 向上，有《全汉志传》，《列国志传》，讲史小说的写作呈现蓬勃繁荣的局面。这一批小说，一般都取名为《志传》或《演义》，有些还打出《按鉴演义》的招牌，竭力表白自己是“羽翼信史”之作，以取信于读者; 就中，唯独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是一个例外，他公然宣称他的小说不是“以通俗为义”的敷衍正史之作，而是为了 “补史之遗”的“遗文”。《隋史遗文》开头即有一段议论：
……止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倒会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辟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轻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 就到后来，称颂他的，形之笔墨，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 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慨，说来反觉新奇。我未提这人，且把他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这番勾引那人出来，成一本史书写不到、人间并不曾得知的一种奇谈。
有明一代的讲史小说，从取材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以《三国志传》为代表的全史演义和以《武穆精忠传》为代表的列传演义。《隋史遗文》从书名看，是全史演义的，但实际上写的却是“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然而又描摹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的草泽英雄秦琼，是秦琼的列传演义。秦琼正史上固然有传，但限于体例，只能写其“勋名事业”，而不及他“微时光景”，岂非使 “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 (《隋史遗文》序)。“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隋史遗文》之所以命名为《遗文》，就是为了补正史之所未备，以传草泽英雄本色之奇。这种勇于冲破传统史学观的识见，在中国古代小说上，堪称独创。褚人获在 《隋唐演义》 中虽然几乎一字不易地抄录上《遗文》 的这段议论，但由于他实际上已经将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当作了主人公，这番议论也就失去了其固有的光彩。
为了给小说着力描绘的草泽英雄提供施展身手的舞台，《隋史遗文》加意铺排“他当日遭际的时节”，亦即所处的时代环境。草泽英雄之所以名姓可常存天地，就是因为他能“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小说所说的“这干人”，不是别人，就是那 “不能治民，反又害民” 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第一回写陈后主 “剥众害民”，有诗曰：
酿尽一国愁，供得一时乐。
杯浮赤子骨，羹列苍生膜。
宫庭日欢娱，闾里日萧索。
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
浚竭黎民力，锄穿赤子心。
试看落来泪，应共汴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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