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本篇·南面》鉴赏

韩非子·文本篇·南面

人主之过，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①。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②。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③。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④，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惽主坏法之资也^⑤。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此之谓明法。

〔注释〕① 曩(nǎng)： 从前，过去。② 道： 从，由。③ 非： 通“诽”，诽谤。 ④ 请谒： 指暗中托人说情。⑤ 惽(mǐn)主： 使君王迷惑。惽，糊涂，愚笨。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不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惽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①，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②，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③，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④，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⑤，不计其出^⑥，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注释〕① 使： 假如。复： 复合，相符合，有一致、应验的意思。② 端末： 开头和结尾。③ 取舍： 指赞成和反对的态度。④ 以： 通“已”，已经。⑤ 入： 所得的利益。⑥ 出： 付出的代价。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①，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②，太公毋变周^③，则汤、武不王矣^④。管仲毋易齐^⑤，郭偃毋更晋^⑥，则桓、文不霸矣^⑦。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⑧，重盾而豫戒也^⑨。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 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⑩，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⑪。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⑫。

〔注释〕① 无： 通“勿”，不要。② 伊尹： 商汤的相，曾帮助商汤灭夏。殷： 即商朝。毋： 通“无”。③ 太公： 指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也称吕尚，曾帮助周武王伐商，建立周朝。④ 汤、武： 商汤、周武王。王(wàng)： 称王，即统治天下。⑤ 管仲： 字夷吾，春秋时齐国人，齐桓公的相。⑥ 郭偃： 春秋时晋国的大夫，曾帮助晋文公改革法制，建立霸业。⑦ 桓、文： 齐桓公、晋文公，春秋时代的霸主。⑧ 商君： 即商鞅。殳(shū)： 古代的一种兵器，有长柄。⑨ 豫： 同“预”，预先。⑩ 愚： 鲁莽。堕： 通“惰”。⑪ 夤虎： 疑为人名，不详。⑫ “而振小”至“故郑人不能归”： 历来注释家怀疑其有错简或脱文，文义不通。

【鉴赏】“南面”，即南面称王之义。中国古代的君主临朝听政时，坐北朝南，以示尊贵，因此“南面”就成了做君主统治天下的代称;而君主的统治之术，则被称为“人君南面之术”。韩非的这篇文章，与前面的《主道》一样，都是在讲君主统治天下的原则，不同的只是，《主道》篇更多地是依据道家的思想，强调君主应该虚静无为，使臣下无从探测其心意，因此不免有一股阴谋意味;而这篇《南面》则主张要彰明法度、循名责实、变古易常，显得要光明正大得多。

彰明法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讲，也就是在提倡公开、公正、透明地行政。因为有公开、明确的法律公布出来了，谁有功，谁有过，谁诚信，谁欺诈，谁该受奖，谁该受罚，一目了然。即使没有法官判案，结果也应该是很清楚的了。这就不仅杜绝了暗中请托求进等不正之风，也省去了当政者的许多麻烦，至少封建时代的君主就不必为“以臣备臣”——即是否该用新来的臣子防备已被任用的旧臣等问题伤脑筋了。

循名责实，实际上是彰明法度的一种手段，你要将法制落到实处，仅仅制订了法令，公布并宣传了这些法制，使人人都知道有这些法制，这还不够。因为奸佞之臣可以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对于这种情况，就要在执法环节上想办法，即要循名责实。你说的、上报的计划是怎样的，我到你任期届满的时候，看你的任期目标是否完成。完成得好，我就奖励;不好，则要处罚。当然，两千多年前的韩非自然没有想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后代的官僚体制基本上都是能上不能下的，你只是在完成计划指标上有点欠缺，那算得了什么?何况有些官员常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谁能肯定他现在的数字就是真实的，岂不闻“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吗?再说，韩非要官吏们既不能言而不实，也不能该说不说。这个主意虽好，却不容易做到。因为那会逼人家说出更多的假话。应该是你作为官员既有说话的义务，也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会走向给人治“思想罪”的极端——难怪法家是中国“思想罪”的发明人呢!

要彰明法度、循名责实，这对比从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而言，无疑已是很大的改革。改革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因此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将不可避免。改革家既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也要有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以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