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子,苦学成泰斗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农家子,苦学成泰斗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有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基,又有欧洲文化的素养,可算得上是一位“学界泰斗”,特别是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几种少有人能识的文字上更具权威地位,使他成为“国宝级”人物。

1911年,季羡林出生在山东一户破落的农民家庭。六岁时,父亲送他到省城济南去投靠叔父。叔父是个有学问的人,见他聪慧异常,非常喜欢他,决心要好好培养他。叔父诗书传家,要求极严,上初中后,还亲自为他讲课,并出钱让他用课余时间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晚饭后还要学英语。但是,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叔父是不准他看的,在叔父眼里,这些都是闲书。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季羡林却非常喜欢看这种书,他偷偷把这类中国旧小说看了个遍。放学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甚至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总之,在叔父的栽培下,季羡林为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幸运的是,上高中时,季羡林遇到的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老师讲的现代文艺对他的日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很多唐宋时代大家的作品。这时候,他已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翻译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并在报纸上发表。他承认:“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同时考上了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决定入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大学四年,他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正课,而是在旁听许多名家的讲课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尤其是朱光潜、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对他影响很深。这实际上确定了季羡林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陆续见诸报端。

1935年,季羡林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留学生,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师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主修印度学、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当时世界知名的梵文和佛教文献专家。1941年,季羡林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断绝,通信中断,回国已不可能。于是,他只好滞留德国,一面在校担任汉语教师,一面进行对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留德十年,季羡林在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至今他的一些论文仍作为重要文献被人引用。直到1946年,他才辗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时年35岁。

回国后,季羡林便被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新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执教超过半个世纪。在教学与科研中,他总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终于在广阔学术领域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他曾任北大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推选为许多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包括东方文化研究会、亚非学会、外国文学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民族文字学会、语言学会,还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还是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竟成为中国的学界泰斗,其奥秘何在?每当遇到这些问题,季羡林总喜欢给人复述鲁迅先生文章里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也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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