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书》首先介绍的不是蜀国的创始人先主刘备，而是在他之前的两任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刘二牧传第一》、《先主传第二》的排列顺序含蓄地告诉人们，刘备的江山是从他的同宗刘璋手上强夺来的。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汉鲁恭王之后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汉灵帝时受命为益州刺史。兴平元年，刘焉“痈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由此可知，刘璋性情温和仁爱，是他得以继任益州牧的重要原因。
刘璋接任益州牧以后麻烦不断，先是本来归益州牧节制的汉中张鲁不肯顺从，“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在东汉末年中原大地分崩离析、战火炽烈之时，身处偏远的益州牧刘璋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意图把宝押在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优势的丞相曹操身上。刘璋闻听“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曹丞相则投桃报李，“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
兄长刘瑁病故后，刘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随后，刘璋又派遣别驾张松诣曹公。但是这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正遂还。
建安十六年，刘璋听说曹操要派遣钟繇率军讨伐张鲁，担心曹军平定张鲁后会顺势进攻益州。张松“复说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又从之，遣法正请先主。”
刘璋决策延请刘备入川相助，在益州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主簿黄权向刘璋反复陈说利害，劝谏刘璋切勿引狼入室，刘璋置若罔闻；从事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死相谏，璋不为所动。于是，刘备顺利入川。
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嫡，欢饮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
建安十七年，曹操东征孙权，孙权急忙派遣使臣向刘备求援。刘备遂以此为名向刘璋请辞。张松闻讯后当即与刘备及法正修书一封，力陈不可轻易离川，“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是书为张松的兄长广汉太守张肃所获并告发。刘璋恼怒之下斩了张松，同时“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通先主”。刘备以此为借口，诛杀了白水军督杨怀，下令黄忠、卓膺等将领率军进攻刘璋，“先主经至关中，质诸将并士率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冷苞、张任、邓贤等据先主于涪，皆破败，退保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
刘备大军围攻成都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对刘备兵临城下时刘璋的心态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却说败兵回到益州，报刘璋。璋大惊，闭门不出。人报城北马超救兵到，刘璋方敢登城望之。见马超、马岱立于城下，大叫：“请刘季玉答话。”刘璋在城上问之。超在马上以鞭指曰：“吾本领张鲁兵来救益州，谁想张鲁听信杨松谗言，反欲害我。今已归降刘皇叔。公可纳土拜降，免致生灵受苦。如或执迷，吾先攻城矣！”刘璋惊得面如土色，气倒于城上。众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于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堕泪。忽一人进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黄权、刘巴闻言皆大怒，欲斩之。刘璋挡住。忽报蜀郡太守许靖，逾城出降矣。刘璋大哭归府。
刘璋在张松、法正等人的蛊惑下，不听忠臣劝谏，一意孤行，决定请刘备入川相助抗击张鲁，显然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引狼入室的可怕后果马上得到了验证，益州没有被张鲁所掠夺，而被野心勃勃的刘备所吞噬。刘璋的昏庸无能，因为不辨忠奸敌友延请刘备入川而暴露在天下人面前，故而受到人们的无情讥笑。
但是，在城墙坚固、粮草充足、将士用命，至少尚有实力和刘备大军对峙一年以上的情形下，刘璋做出的开门投降的抉择不仅出人意料，而且长久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放眼活跃在古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论是一国之君也好，抑或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也罢，都是在凭借手上的实力说话，只要还有一点本钱可以继续打下去，就不会自动罢手认输，很少有过刘璋这样尚可战斗一年却选择投降的事例。须知，战事如棋，变幻莫测，苦撑待变以至于转败为胜的先例比比皆是。譬如，春秋末年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大夫智伯、韩氏、魏氏、赵氏左右朝政。野心勃勃实力最为强大的智伯胁迫韩氏、魏氏三家联手攻打赵氏，晋阳城危在旦夕，但赵襄子临危不惧，苦苦支撑，在关键时刻巧妙利用魏氏、韩氏与智伯的矛盾，反败为胜，除掉了元凶智伯，为春秋向战国时代的转折书写了精彩的一笔。作为多年称霸一方的益州牧刘璋，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那么，在尚有反手机会的时候，刘璋为何却要选择放弃呢？
原来，刘璋在刘备的凌厉攻势下，所思考的已经不是对引狼入室的愧疚，而是反思自己父子先后担任益州牧二十多年期间，没有给益州的百姓带来多少福祉，反而给百姓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灾难。在和刘备交战三年里“肌膏草野者”，都是因自己决策失误所致。如果继续和刘备厮杀下去，百姓们势必会被迫继续遭受战争的痛苦。痛定思痛，刘璋心有不安而忽然顿悟，意识到不能再和刘备打下去，而让益州的百姓们继续遭受战乱之苦。为了减少给益州百姓带来的伤害，刘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当然他也明白，继续打下去的结果也只能是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晓得背着抱着一般沉重，刘璋选择了前者。因为刘璋拍板开门投降，不知有多少成都和益州军民才侥幸没有死于战乱。
对于刘璋选择主动投降，历史上诸多高明之士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和刘璋同时代的诸葛亮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便为刘备谋划了称雄天下的基本方略：“先取荆州后取川”。刘璋所盘踞的西川，早已被诸葛亮视为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诸葛亮将这一切说得振振有词：“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编纂《后汉纪》的魏晋人张璠对刘璋的评价几近公允：
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
《三国志》的编纂者晋人陈寿则认为刘璋手中的益州被人觊觎侵夺乃物竞天择的自然之理：
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
《后汉书》的编纂者南朝人范晔对刘璋极为鄙视，认为：
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
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认为刘璋“忠厚而不精明”“仁而不智”：
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之为无用也。刘璋失岂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
民国时期的小说家蔡东藩认为：
刘璋暗弱，即使不迎刘备，亦未必常能守成；益州不为备有，亦必为曹操所取耳。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刘璋的指责更加苛刻：
论者曰：‘刘璋暗弱。’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而岂果昏孱之甚乎？其不断者，不能早授州于先主，而多此战争耳。
浏览古人的这些评论，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或者对刘璋开门投降的选择忽略不顾，或者认为刘璋被取代乃不言而喻之事，最蔑视刘璋选择主动投降的，竟然是历史上最博学的思想家王夫之。他非但不肯定刘璋的明智抉择对百姓终结战乱痛苦的积极意义，反而说刘璋应该及早将益州拱手送给刘备，那样的话就不会多此战争。按照王夫之的观点，刘备抢夺益州抢夺天下都是正当的，别人唯有拱手相让才符合逻辑，这种一屁股坐在刘备一边、替刘备说话的经不起推敲的言辞，委实是失之偏颇。
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论如何，刘璋在关键时刻良心发现，醒悟到继续打下去会使益州百姓继续生灵涂炭，为了良心的安宁而选择放弃战争，就是值得大加赞扬的行为。
当然，刘璋并不是厌倦了土皇帝的生活。被迫无奈归降刘备后，“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相形于兵临城下时痛苦抉择，刘璋后来选择做东吴孙权手上的棋子，已经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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