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和叔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伯夷和叔齐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垂青史是古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又是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响力大小评价高低,首先在史籍当中要有记载,但却不受载入史册的篇幅多少之影响。一本五千言的《道德经》使老子誉满天下,洋洋大观的《吕氏春秋》却未能提高吕不韦多少身价。《史记》中关于伯夷、叔齐生平事迹的记述虽然十分简约,伯夷、叔齐却始终是世人心中的精神偶像,自孔子以降,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名人墨客对之推崇备至。

伯夷、叔齐是商纣王时期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一带)国君初的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兄弟二人的故事并不复杂,却足以感天动地泣鬼神。

第一件事因乃父的遗命而起。孤竹国君初去世前,表示过想让叔齐继位为君。等他死后,叔齐要把国君之位让给兄长伯夷,伯夷不肯接受,告诉叔齐说应当执行父亲的遗命,随后便逃离了孤竹国。叔齐见状,不肯做国君的决心愈加坚定,也跟着离开了孤竹国。国人无奈,只得拥立先君的中子继位为君。在这件事上,伯夷、叔齐兄弟二人按照自己对孝、义的理解做出了选择,令人垂涎的国君位置并没有让他们动摇自己的孝义信念,因为所辞让的是小国国君之位,故而他们兄弟二人令天下人心生钦佩。

第二件事因改朝换代、武王伐纣而起。逃到北海之滨隐居的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治理下的地方善养老,便赶了过去。可是等他们来到时,西伯昌已经去世,其子继位,号称武王,率领军队替天行道,东向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对此不能认可,便出现在周武王的面前叩马而谏,劝阻武王不要大动干戈,以下犯上,以臣弑君。武王没有理睬他们,继续挥师伐纣而底定天下,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更加无法接受这一现状,于是“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上,采薇而食之”,直到被活活饿死。在这件事上,书生气十足的伯夷、叔齐通过自己义无反顾的抉择,彰显了他们心中的人生价值观,他们对仁、孝、义等观念的理解也昭然若揭、清晰可见,故而被后人作为仁人志士的光辉楷模。几千年之后,到了1940年代后期,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吃国民党的救济粮”,无疑延续了伯夷、叔齐的浩然正气。

伯夷、叔齐的选择在古代绝非孤例,有理想有气节有品格的人在所多有,但却没有伯夷、叔齐得以青史留名的幸运。对此,司马迁将之归结为因为伯夷、叔齐受到了孔子反复称赞的缘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司马迁的见解固然有其道理,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伯夷、叔齐的行为选择以及他们贵公子的身份。不独孔子对伯夷、叔齐情有独钟,再三称赞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古之贤人”,先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相国管仲便曾指出:“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在孔子之后,孟子称赞夷齐为“圣之清者”;韩非子将伯夷、叔齐与古代的圣人并列:“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屈原更是将伯夷、叔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伯夷、叔齐更是被反复讴歌。陶渊明赋诗曰:

二子让国,相将海隅。

天人革命,绝景穷居。

采薇高歌,慨想黄虞。

贞风凌俗,爰感懦夫。

李白赋诗感怀曰:

青云少年子,挟弹章台左。

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

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

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

白居易对伯夷、叔齐情深意切: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

岁晏薇已尽,饥来何所为?

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

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

枥马非不肥,所苦长执维。

豢豕非不饱,所忧竞为牺。

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唐代诗人胡曾赋诗曰:

孤竹夷齐耻战争,

望尘遮道请休兵。

首阳山倒为平地,

应始无人说姓名。

北宋名臣司马光作有《夷齐庙》:

夷齐双骨已成灰,

独有清名日日新,

饿死沟中人不识,

可怜今古几多人。

明人刘基赋诗抒怀:

伯夷清节太公功,

非处非邪岂必同?

不是云台兴帝业,

桐江无用一丝风。

元代诗人徐琼作有《清节祠》:

国统人推仲子承,

首阳甘饿有余情。

两逃兄弟彝伦重,

一谏君臣大义明。

殷地既非薇自老,

周邦虽有粟无生。

故墟古庙昭旌额,

篡逆相过愧岂生。

因为伯夷、叔齐曾在行将饿死之际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故而,宋末文天祥作有《和夷齐西山歌》曰:

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

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

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

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

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

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

凤不至兮,德之衰矣。

且不论伯夷、叔齐相继辞让国君之位,他们在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后“义不食周粟”的人生抉择,仅仅在志不可夺的意义上才可称道,在“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意义上,则不仅应当受到责备,而且显得十分渺小。那么,古人为何不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观点出发予以批评,而要反复歌咏他们的操守人格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人生境界真善美,伯夷、叔齐的选择已经超出了寻常之辈的真假抉择范畴,而进入了善和美的范畴,故而大凡修养见识能够企及善和美之境界的人,均对之抱有无限的同情和敬仰。

闲来无事,翻看台湾地区学者李敖关于伯夷、叔齐的评论文字,倒也耳目一新。李敖说:“他们避周朝之祸于首阳山上,‘义不食周粟’,结果吃草采薇而死。我觉得他们是傻瓜。因为他们吃的草,也是周朝的。这样糊里糊涂地饿死,真是划不来——这是我们现代人绝不采取的方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李敖用传统的理念来批评伯夷、叔齐的僵化糊涂,实在不失为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好办法。许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泥潭深陷而无法自拔,其实原本无需从外部用力,只需向自己内心深处的陈腐观念击一猛掌,便可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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