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家里排行老末,上边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迫离家多年。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的母亲整日战战兢兢、愁容满面,经历过思想的挣扎和彷徨,但看到围在身边那四个尚未长大的孩子,她还是毅然挺直了腰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当时母亲一个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加上姥姥和我们一起生活,一个人要养活六口人,日子自然过得捉襟见肘。我和哥哥、姐姐经常外出捡玻璃换钱,也在街头卖过香烟和茶水。虽然一天也挣不了五毛钱,但聊胜于无,多少能补贴一点家用。那时,我最爱的美食就是煎饼卷咸菜。母亲摊煎饼的手艺一般,在鏊子上摊出的煎饼,厚薄不均,但那时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因此,我感觉手中的煎饼和邻居孩子手中的煎饼一样,都是香喷喷的。咸菜是萝卜缨子腌制的,母亲格外疼爱我,会用萝卜缨子咸菜沾上肥猪肉炼出的大油,卷在煎饼中,咬一口,满嘴香,总也吃不够!
母亲当时在一所中学任教,学生们也大都来自于贫苦的家庭。看到学生们头发乱蓬蓬、脏兮兮的,母亲开始学起了理发。课间,母亲手里拿着推子,在操场上给他们理发,学生们自觉排起了长龙,母亲像剪草坪一样,细心地在他们的头上耕耘,母亲理发的水平比摊煎饼要略胜一筹,理过发的学生一下子变得精神抖擞起来。有个别家里贫寒的学生衣着单薄,即使在冬天,上身也只穿着空心薄棉袄,露着黑天鹅似的脖子,下身着一条单裤,没有袜子穿,赤脚穿着胶鞋,调皮的大脚趾,硬是从鞋洞里钻出来,探头探脑地打量外面的世界。母亲看不得这样的场景,她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旧衣物,送给这些挨冻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的脸由青转红,她才会感到心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班里的学生常常到我家聚餐。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外人,饭多是自带的,咸菜和开水,我们家里供应。学生们也不闲着,他们捡来柴火,在地锅上烧水。场面热闹非凡、亲切而又温馨。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刚发工资就买了一些猪骨头回家。炊烟升起,香气扑鼻。只有七分熟,我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拿出一块啃了起来。而母亲待猪骨头煮透后,用布包了几块,让我送给她班里最穷的那个学生。那时的我,有些“护食”,磨磨蹭蹭不想去。母亲看我不情愿,只能让那个学生自己来取。母亲一块猪骨头也没吃。那时的我,感觉母亲真傻。我很奇怪,学校里的学生们都那么喜欢母亲,难道学生们都喜爱“傻瓜”吗?
学校里每年都要选举“先进工作者”,选举很公正、透明,当场在学校里的喇叭里唱票,母亲的名字在喇叭里频繁地响起,连我都听腻了。年年票选第一,学生们都认可,老师们都服气。
母亲退休后,每年总有学生来家里探望。可以这样说,当时受到母亲恩惠的学生很多,但真正记得恩情来拜访的少之又少。母亲并不计较,她说,她当时只是在尽教师的本分,不需要什么回报。
单纯从权力和金钱上来衡量,母亲是渺小而又平凡的;但她有一点是许多人做不到的,那就是在自己遭受不幸时,还能尽力地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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