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少提当年勇
有正确的好汉标准
正确认识好汉的行为
好汉莫轻易提当年勇
国人大都喜欢怀旧。据有人研究,这与祖先发明的纪年方式有关,十二为一个干支,六十为一个甲子,“春去春会再来,花谢花会再开”。久而久之,这种观念就铭刻进民众的脑海。因此,谁打了自己,一定恨之入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谁对自己有“滴水之恩”,日后必“涌泉相报”。在怀旧之中,好提个人“当年勇”,便成了不少人处事为人的惯常行为。最典型的,莫过宋代那位曾参加过戍边战争的辛弃疾。他在其名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以其气魄之大,气势之宏,将好提当年勇的国人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常令多少后生、来者敬畏不已。
此种观念,此种方式,用之教子训孙,诉诸回忆录、个人传记,抑或拿出来争取个什么“政治待遇”,均无不可。世间不少退下来的老前辈,一旦被一帮小朋友推着拥着坐在某大讲台上,回忆起当年用一根“烧火棍”竟真的换了一支卡宾枪时,往往神采奕奕,心态至少年轻十到二十岁,于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但某君倘七尺之身还在官场,正“在其位,谋其政”,则千万宜慎之。
常提当年勇不利于整个社会进步。向前、向前、向前!前途始终是光明的。这些话,许多人也许幼儿时就都知道。同时也明白,当年勇,即“当年,那就只能代表过去”这个道理。过去即历史,历史只能相似,但不会重复。因为时间在向前,环境在变化,人员在更新。过去再好的方法、手段,针对的都是过去。拣回来,“照抄照搬”或“依样画葫芦”,绝对不可能成功。现实生活中,许多好提当年勇的官员之所以“走入误区”,就是以为既然当年都能逞勇,现在为什么不能。因而常把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所谓好经验、老传统来一番乔装打扮,用来解决现实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无奈原料不新鲜了,霉变了,甚至已经坏了,无论怎么加作料,炒出来的菜都不会好吃。非要那样做,不仅劳民伤财,反有可能招致反感。须知,社会只会进步,历史车轮不会逆转。不然,人类何以会走出大森林,何以跨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今天的信息世界?
常提“当年勇”影响自身观念更新。一个人要不断进步,与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同步向前,最重要之处在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也许正是有感于此,一位世纪伟人在刚复出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就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民众生活由困苦到“温饱”,再到“小康”,并将走向更加“和谐”。但为何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凸显,为何出现“十个指头不一般齐”?除却环境、条件等可推卸之理由外,观念是否转变当是其重要原因。而实际工作中,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或者一些单位,总有不少为官者,说话办事不注意周围环境、对象的变化,总喜欢强调自己的“当年勇”,津津乐道于自己过去如何。这种思维如何能真正推进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进步?遇到持这种思维的上司,那部属中谁还敢有“发散式思维”?照上司的“过去方针”办就行了。如为部属,则会令上司头痛。以这种观念,单位如何发展?况且,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既然坚信并认为“彼山”才好,到这个码头干什么?话虽这么说,但倘这类人真的太多了,其阻碍作用也的确不可小视。
为“好汉”者更宜多提提“当年失”。在好提“当年勇”的同时,国中不少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羞言当年失。戏台上,看到关公“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不仅台上的关公,就连台下的观众,均热血沸腾、喝彩不止。但一看到关老爷“走麦城”,许多人常以手遮眼拂面,目不忍视。更有好读《三国演义》入迷的,竟将书上写那几个章回的页面撕去。对崇拜的人尚且如此,对自己则更不必说了。其实,多提、多思自己的“当年失”,有助于总结教训,避免错误重复发生。现实生活中,不少的官员在决策中为什么总是“在职不息,交学费不止”,与不愿提“当年失”密切相关。
奉劝好提“当年勇”的大大小小的为官者们,细思之,少言之,切忌轻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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