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死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低回的哀乐让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
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也窃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过数十年，他们要占领北宋首府，要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虏北去。只有春雨淅沥，像是无声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间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静下来吗？
二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年）冬天，字介甫，晚号半山。他的父亲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携带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20岁以前，便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心里装下了茫茫九州。在长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内的好几个县住过，并曾到过下游的江宁和扬州等地；在粤江流域，他到过广东的韶州；在黄河流域，他到过京城开封。
当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拼搏。他没有大背景，没有捷径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赋，是勤奋。一步一个脚印，总能找到向上的台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去做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资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氏闻见录》）随后，他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满又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嘉庆二年（1057年），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在王安石看来是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这十多年，他韬光养晦，增加了人生积累；这十多年，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嘉庆四年（1059年），一场春雨之后，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赵祯送上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这是关于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奋笔疾书，38岁的年纪，肯定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是的，时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这个贫困的国家不能再等了！
三
王安石的《言事书》摆在宋仁宗赵祯的案头。这个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之后，已经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关注的仅仅是怎样及时行乐。但他还是懒洋洋地翻开了《言事书》，只因觉得新奇，只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气。宋朝开国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岁老人，好比老牛拉着的破车，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北宋潜在的矛盾时刻都在危及统治的根基。皇宫里没有一天不在争权夺利。当官的多了，腐败的多了，军队没有战斗力。没有人关注百姓疾苦，没有人正视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契丹和西夏打过来了，那就给他们送土地，送钱物，宁愿苟且偷生也不愿洒血沙场，去保住寸土。边关告急，奏报一道紧似一道。声声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梦！
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作为对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超越，是突破，是变革，是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直熏陶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使中国人民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使民族性格变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为生长的时代忧患，为自己的家国忧患。他在十多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体察到从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慢慢地，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为这是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时还是太子，他的老师韩维给他讲《言事书》，给他讲王安石的忧国忧民，讲王安石的才华横溢。这位王储开始留意王安石。他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谋划改革，去实现《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方案。王安石在一个大雪天赴京。白雪覆盖的原野，云雾氤氲，一眼望去，但觉一片空灵纯净，使人尘虑全消。王安石踩着薄薄的雪，心情无比畅快，他以为遇上了明君，以为可以宏图大展，以为历史的春天就要来了。在驿站昏黄的油灯下，王安石泼墨挥毫：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
几行字，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当然想到了五马分尸，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他不在乎个人的命运，战国的吴起、商鞅作为政治家，谁不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四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军奋战。保守派们四面围攻，雷同一说，语意张皇，仿佛不把变法停止，不把王安石逮捕，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是司马光。本来，他与王安石是好朋友，他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他甚至多次与吕公著等人一起向皇帝推荐王安石，宣传王安石的政绩，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王安石过河拆桥，另搞一套。他反对王安石，不是针对其人品，而是反对他的政治主张。熙宁三年（1070年）春，王安石对皇帝赵祯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让司马光痛心疾首。王安石要变法了，司马光三次写信给他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司马光有势力，是副宰相，在朝中经营多年，门生故旧无数；王安石是新贵，后来居上，做了宰相，红得发紫，追随者众。于是两个政治对手很快就形成两大阵营，仇人相见，拔刀相向。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马光带着失望，带着委屈，带着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一待数年，编修《资治通鉴》去了。此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又一高峰。时人称“洛阳有真宰相在”，可见司马光还是很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富弼是宰相，一个保守派头子，长年累月尸位素餐，一无施为，贻误国事。富弼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将兵法》，劝诫宋神宗“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契丹打过来了，富弼和元老重臣韩琦对宋神宗说，要把有关战备的措施一律废黜，然后才可以把“衅端”消除，要自行解除武器，以释辽人之疑。真是糊涂到混账的地步。——苏轼也充当了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只不过后来成了两边不讨好的尴尬人。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
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
苏轼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但他此文中的观点，让我感到失望和悲哀，我甚至怀疑是旁人嫁祸他的。可事实就是事实，太阳也有黑点，伟人也有污渍。
——枢密使文彦博，书读得好，文章做得好，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晨钟暮鼓，习惯了三叩九拜。王安石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等一提出，就遭到了文彦博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诲也发难。吕诲写了一道上疏，专为弹劾王安石。——最糟糕的是，太皇太后曹氏也过问了王安石变法，老太太明确向赵祯指出：“祖宗法度，不应让王安石轻加改变。”而老太太是神宗最崇敬的。——宦官天天围着皇帝转，一次竟在赵祯面前伏地、叩头、流涕云：“今祖宗之法扫地无遗，安石所行，害民虐物，愿陛下黜安石。”
……
倒是宋神宗有些招架不住了。他宁愿得罪一个人，也不愿得罪一群人。熙宁七年（1074年），神宗将王安石罢相。然而不出一年，神宗又想起王安石，恢复了他的相位。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王安石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有效的改革时间只有七八年。一场多么短暂的改革！
五
王安石在九百年前引领的那场政治改革，就这样撞击我的心扉。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王安石的一声悲凉叹息：“国人欲识公归去，杨柳萧萧白下门。”这位政治强人，知道自己的事业已经到了将近结束的时候了。不过他还是清醒地估计自己的生平事迹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他将不会被人们遗忘。
王安石没有猜错。当他死后，关于他事迹的评价，就一直争论不休，千百年后也不曾停止。反对他的人还把他写进了小说剧本，“拗相公”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不过这绰号倒很能反映出他在政治斗争中不屈不挠的姿态与风格。王安石不朽！几百年后，列宁兴奋地说他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列宁应算他的远年知音。
王安石是一个勇敢的改革者，可他要走出个人的阴影。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啊！
把改革仅仅理解为体制的改造是不够的，它也应该是改革者的精神气质的改造。赞成自己的就是朋友，批评自己的就是敌对势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方是真理，一方是谬误——这种极端思维下划出的政治分界线明明白白地存在于北宋文武大臣的思想意识中。
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逐渐行进的，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气质，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有来自法律的约束，也有来自对立观点的约束，不会把批评看成是敌对势力的捣乱和阴谋破坏，而是当做建设性的劝阻。
恰恰，从一定程度上，王安石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气质！
六
文以载道的传统，培养和浇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责任感。中国古代，很少有蜷曲于象牙之塔、不问现实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关心现实，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他们对现实往往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蕴藏着对人生的依恋，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尽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却又怀恋故国，不忍离去。王安石垂垂老矣，也没有安于投闲置散的生活。他波澜壮阔的诗章，愤激、悲凉的调子也时时可以听到，而且往往更为激越和撼人心弦。
文学家的激情和浪漫，丰富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内涵。王安石独具慧眼，按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应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以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这是王安石生命的真谛。可是，伟大的灵魂从来都是孤独的。众浊独清，众醉独醒，几乎没有人理解他。中国历史上几次改革，哪次不是阻力重重，哪次不是遭到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后来甚至把窝住的半山园改作僧寺，并由宋神宗赐名为报宁禅寺，那里有豪奢的安静与孤绝，生一盆火，烤几枚干果，燃一屋松脂的清香。这里，可是他生命最后的港湾？
超越是一种孤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改革家，往往有一颗痛苦的灵魂。他们是孤独的，可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超脱、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沮丧和沉重、他们的奉献和牺牲，使中国的改革有了它的独特价值，具有永恒性。
王安石在迷茫、凄凉中死去。死亡应该是另一种生存的延续。
王安石的执著，他济世的愤慨，恰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坚定。但他也是矛盾的英雄，恰如一块落入灰烬的玉石，既不想沾染灰尘，却又想改变环境。
王安石的孤独，是对祖国危亡的忧虑，是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迷茫，终使英雄永垂，凄凉，更让英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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