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事”的联系的必然性，认为“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人”决定“事”。当下一些人对其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过时的老皇历，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主张应效仿西方把“做人”和“做事”分开，“做人”归“做人”，“做事”归“做事”。
西方确有“人”与“事”两分开的传统，但如果把它绝对化，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西方人在具体事情上有时也很注重“人”与“事”的和谐统一。美国前总统麦金莱一次想从两个老朋友中选一位担任驻外大使。起初他左右为难，犹豫不定，不知确定谁更合适。后来他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在一个风雨之夜，麦金莱搭上公交车，坐在最后排的座位上。随后上来一位老妇人，手挽着沉重的衣篮站在过道上却无人让座。这时麦金莱的一个朋友（两位大使候选人之一），坐在前面看报，无所表示。最后还是麦金莱起身让了座位。这位朋友做梦没想到这么件小事竟然决定了他的“命运”。因为在麦金莱看来他“人”不行，也就不让他去干驻外大使的“事”。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做些让人称道的有价值的事，用传统语言来说，就是要“立功”、“立言”。如何达到“立功”、“立官”？古人认为先要“立德”，也就是先有“德”才有“得”。中国古人所揭示的“德”与“得”之关系，从根本上讲，具有跨越时空的真理性。
实际上“怎样做人”是摆在每个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谁也没有豁免权。如今市场经济已是无需再争的社会现实，客观上商品化的浪潮冲击着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好多人忙着“下海”做“事”。许多“下海”者和其他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经商是远离道德品质修养的世外桃源，没有什么“做人”之虑。做商人是要赚钱的。金钱这东西很容易改变人的性情，下少人在金钱面前变得特别贪婪、见利忘义，甚至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那么整日同金钱打交道的商人，是否就该见利而忘义？真正成功的商人的经商实践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同时又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也是商人立业的大前提：做人。
日本三井公司总经理池田成彬，常为人题写“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八个宇，它高度概括了池田成彬多年经商的成功经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商界中流行着一条黄金法则，据说，西方商人对其顶礼膜拜，推崇备至。这条法则用中国话来表达，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充满浓厚道德色彩的商业法则，体现了商品经济对商人的行为的基本要求。大量的经商实践证明，只有恪守商业道德，方能在商海中如鱼得水，任意遨游。因为顾客会对其产生诚实可信的信赖感、得到尊重的满足感、顾客之家的亲切感，企业的美好形象会长久印记在顾客心中，从而形成习惯性的惠顾心理。顾客对你经营的商品深信无疑，甘愿舍近求远去你店购买，往往是一次买卖不成下次还会寻上门来。并且经常性的对他人做“现身说法”，起广告宣传、传递信息的作用，鼓动他人甚至带领他人到你店购物。另外，商人一贯讲究经商道德，人品高尚，有助于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增强职工真正的自豪感，归属感，进而真心实意地为你的企业全力工作。所以，美国教授霍夫曼指出：为一个努力做正确的事的公司工作，员工会有良好的感受，良好的感受能转化成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做生意，归根到底是做人”。只有遵守商业道德，注重自我人格修养，才能生意兴隆，买卖越做越大，以较少的劳动消耗，赢获最大的经济效益。那种“无商不奸”的说法，乃是庸俗经商者的短见。所谓“坐井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所见者小也”，奸商可能是得逞一时，但终究会弄巧成拙遭到失败，成不了大事。
领导者作为人群中的特殊阶层，由于所处地位、所负的责任、所应发挥的作用，更存在着“做人”与“做事”这一必答的“应用题”。现实中有的领导人偏重于“做事”，轻视甚至漠视“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一个领导者能否成功地实行领导，主要决定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影响力。领导者的影响力由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所构成。提高领导者的影响力，关键是提高比权力性影响力有更大力量的非权力性影响力，而在构成非权力性影响力的诸多因素中道德品质是本质性因素，居首要地位。
道德品质是决定领导者政绩的重要因素。道德品质高尚的领导者必然廉政、勤政、扶正祛邪，主持公道，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深受群众的拥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其下属在心中对他产生认同感和尊重感，自愿地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千方百计为领导者出主意想办法，同时又在行动上竭尽全力干好领导布置的工作。如此这般，哪能没有辉煌的政绩？如果领导者道德品质低下，口碑不佳，乃至千夫所指，令下属厌而远之，惧而远之。这样的领导者还会有政绩吗？
魄力和才干也是决定领导者政绩的因素。魄力、才干、道德品质是各自有别不相同的范畴，但前两者受道德品质的影响、甚至为其所左右。道德品质高尚的领导心胸坦荡、无私无畏，在领导工作中勇于负责、敢于创新，表现出极大的魄力，同时才干也得到相应的锻炼和提高。而有的领导者总是胆小怕事、思前想后，缩手缩脚。为何？是私心作祟。有的领导者也有才干，胸装不少良策妙方，但由于私利所致就是不实施利国利民、却触及个人利益的“锦囊妙计”。因此说，他的才干也是“虚”的。
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在一次相声创作研讨会上讲过这样的话；当创作人员的创作水准达到相当高程度时，要使作品更受欢迎就要看其人格魅力了。马季讲的是相声创作问题，但其中的道理却带有普遍意义。海王星的第一位发现者是位大学生，难道此人的学问比天文学家高明吗？不是！因为寻找海王星的计算过程是异常乏味和枯燥的，那些有名望的天文学家为名声所累，都躲得远远的，深怕一无所获被人耻笑。居里夫人则与这些患得患失的天文学家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说，荣誉这东西好比玩具，只能玩玩，绝不可守着它。正因如此，在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后，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取得新的科研成果，再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全国劳动模范包起帆，自1981年以来完成了70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人称“抓斗大王”，名震中外。外国许多商人要与他合作办厂，请他“下海”，都被谢绝。他说：我不能忘记党组织和国家对我的培养；不能忘记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给我的机遇；不能忘记科技群体这个伙伴。我是要下“公海”的，要在今后几年里再完成5项到10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再为上海港创办5到10个合资企业。
近些时候，北京大学学生提出一个响亮而实在的口号：“治国平天下，先自修身始。”可以看出他们已充分认识到“做人”（修身）是“做事”（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愿一切立志有所作为者，首先在“做人”上下功夫。
（钱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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