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说：“善谈者必善幽默。”幽默的特征和妙处在于，通过自觉运用影射、讽喻、双关、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以表面的滑稽形式的逗笑，来含蓄地揭示生活中的乖讹和违背情理之处。幽默的谈吐是一个人的思想、学识、智慧和灵感在语言运用中的结晶，是一瞬间闪现的光彩夺目的火花。现实生活中，我们在说服他人的时候，总会因为各种原因，使得我们不便直接表明观点，这时如果运用比喻，把“词锋”隐遁或把“棱角”磨圆一些，使语意软化，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来烘托本来要直说的意思，既可以化解彼此的尴尬，又便于听者接受，运用得当，不乏幽默诙谐。
运用比喻法暗示对方，就是以生动的比喻为据，用形象的喻体所包含的浅显之理，来寄寓一个鲜明深刻的题旨，从而巧妙地达到令对方信服的目的。
在语言表达中，多用比喻的表达方式，往往更令人明白易懂，同时也为沟通和说服工作增色不少。
道家学派的庄子，有一次去拜访他的同学惠施。当时惠施已经是相国了，他听说庄子要来，便认为其是来同自己夺权的，于是派手下的人去抓庄子。庄子知道了，没有躲避，而是直接到惠施的府上，惠施只好当面接待庄子。庄子没有告诉他说是来看望老同学的，也没有解释自己无意于他的相国地位，而是说：“我听说古时候有种鸟，它从东南起飞，又向西北飞去。这只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竹实不食。此鸟在飞行中，看见一只乌鸦对自己喊：‘你不要来抢夺我的食物，这个老鼠是我的。’可这只飞鸟一句话也没说，不屑一顾地飞走了。”
庄子说完，惠施满面羞愧。
这一故事中，庄子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无意于惠施的相国地位，而是先打了个比方，让惠施打消了“小人之心”。试想：如果当时庄子向惠施解释，惠施能完全相信吗？说不定还会惹来杀身之祸。而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不但把事情说清楚了，而且还嘲讽了惠施，这就是语言功力。
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他人进行沟通，如果也多用贴切的比喻来说明问题，矛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同样，很多时候，我们若想说服那些不怀好意者，也大可引经据典，从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晏子是齐国的大夫，有一次他出使楚国，楚王和他的左右想要羞辱他一番，便故意与晏子站在前庭说话。
这时，武士押着一个人从楚王面前经过，楚王问道：“绑的是什么人？”武士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瞅了一眼晏子，挑衅说：“齐国人生来就是盗贼吧？”
晏子针锋相对，说：“大王，江南有橘树，把它移栽到江北，就变成了枳树，之所以如此，那是随着地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今的齐国人，在齐国不偷不盗，很守本分，到了楚国就胡作非为，大偷特偷起来，这大概是楚国的恶习熏染的吧。”
楚王听后无言以对，只好说：“晏子果然是贤人，贤人不可以戏侮；戏侮不成，反倒自讨没趣。”
这里，晏子同样是运用比喻的手法，先不对对方进行反驳，而是引经据典，加以暗示，让对方自己发觉言语的失误之处。当然，此处，晏子是具有相当的自信的。如果缺乏自信，反驳的矛头就指向了自己。
有时候，出于某种需要，利用事物之间所具有的某些相类似的属性，对对方原来的话题不予直接的反驳，而转移到实质相同但形式相异的另一个话题上去。乍看去是“另起炉灶”，实则包含着一个暗示对方原来论点虚假和错误的结论，让人们从这一影射中自己去品味、体察其中隐含的耐人寻味的意旨。
在暗示对方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比喻的手法，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相关性和相对性，借实比虚，借浅比深，借比求同，借比显异，让人们在事物的相互比照中更具体、更深刻、更全面地悟出事物的性质和道理来。
喻证法又分为明喻证法、借喻证法、博喻证法、引喻证法四种。
第一，明喻证法，这是相对于修辞中明喻的手法而言的。也就是说，在说话时，可以同时摆出借用的喻体事物和与之相似的本体事物，然后显示出两个事物间的相似性。
第二，借喻证法，当然，这就是在言谈中运用借喻的手法，即在言谈中不提本体和喻体事物，而只言所借的喻体事物，让听者自己感悟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联系等。
第三，博喻证法，即在言谈中使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比喻，从而从不同角度、层次或者阶段去表明事物间的性质、道理、联系等。
第四，引喻证法，即引用寓言、典故、神话传说等证明所喻本体事物的道理。
运用这一手法时，应注意几个问题：
其一是比喻者与被比喻者要类相异、理相同。只有类相异，才能作比喻；只有理相同，才能由此及彼作推理。
其二是比喻要贴切，即喻体与本体在比喻点上要有内在的性质联系，存在共同的道理。反之，若两者毫无共同之处，却牵强附会，只能让人啼笑皆非而不屑一驳。
其三是喻证法虽然形象生动、浅显通俗，但由于喻体与本体毕竟是两类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因此，它推出的结论带有一定程度的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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