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又称手札，书札，古称尺牍，也有形象地称之为来鸿、鸿雁、青鸟、双鲤、红鳞、尺素、裁云等，富有诗情画意。作为人际之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书札，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的必然产物。使人千里之外，也能相知相识如同面晤，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民国文人梁实秋在他的小品文《信》中说过：“我国尺牍，尤多精粹之作。”所谓精粹之作，我以为非文化名人书札莫属。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孔融《与曹操论酒书》、韩愈《答李翊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林觉民《与妻书》、傅雷的《傅雷家书》等诸如此类的文化名人书札，堪称传世经典。名人之所以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业，有非凡之智慧与才艺，有非凡之生活经历与能力，更重要的是必有非凡之秉性与精神追求。而清朝咸丰年间鄞县（今宁波）名人徐时栋写给上元（今南京）名人朱绪曾的《与朱述之司马书》这封书信，就是一篇难得的传世佳作。
一、 徐时栋与朱绪曾
徐时栋（1814—1873），字云生，后改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澹斋，别号小耕，又号西湖外史，文人称之柳泉先生。因其在族中同辈排行十三，故又被称为徐十三。其父从商，常造福乡里，修桥铺路，修庙建私塾，喜欢藏书、读书，一心希望六个儿子好好读书，光宗耀祖。道光十三年（1833），第三个儿子徐时栋考中宁波府生员，二十六年（1846）参加乡试，考中举人，然此后两赴会试皆不第，“以输饷授内阁中书”。而其弟徐时梁却于道光二十五年高中进士，徐时栋从此不再赴考，一头扎入书斋，潜心治学。徐时栋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6岁丧父，18岁丧母，33岁、47岁两次丧妻，四次殇子。在乱世颠沛中，崇文力学，读书明志，侠骨仗义，惠泽桑梓。
他是浙东地区成就卓越的藏书家，自10岁起藏书，并成为其一生的酷爱。他建有三个规模庞大的藏书楼。一在宁波月湖西边，初名恋湖书院，后改名称烟屿楼，藏书多达六万余卷。1861年，太平军攻入宁波，他逃难进山中，著作和部分藏书藏于寺庙与山洞。不料，一僧宿于洞中，将书作驱寒之用，皆为灰烬。1862年二三月间，太平军之乱仍未息，盗贼四起，如天一阁、卢氏抱经楼均惨遭破坏窃掠，烟屿楼也未能幸免。后重新搜罗整理，得书五六万。二建于宁波西门外城西草堂，同治二年（1863），遭火灾，城西草堂皆为灰烬。三建水北楼，在城西草堂原旧址上重建新宅，名为“水北阁”。如此一遭劫掠，两遭火灾，三次聚集，虽命运多舛，然徐时栋初衷不改，执着奋进的精神令人敬佩。而他藏书的理念与行为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周边朋友与学生，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宁波藏书家群体。
徐时栋一生喜爱读书、校书、著书，他是一位上承万斯同、全祖望，下启冯孟颛，张寿墉的甬上著述大家，一生著述三十余种。著有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八卷，说经之作六卷。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方志家和谱牒家，主持编纂七十五卷的《鄞县志》，校勘《宋元四明六志》，修订《慈溪县志》等，呕心沥血，积疾而终，令人唏嘘。
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号北山。晚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他对目录学，尤其是南京地方文献的收藏、编纂和研究贡献重大。道光二年（1822）乡试中举，历官秀水、孝丰知县、海宁州知事，台州府同知，升知府，人称“朱司马”。
其斋名“开有益”，藏书十余万卷，可称富甲东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江宁时，其藏书多为战火所焚，后又昼夜搜集，整理编校和缀补其残帙，重现壮观。同时他又著书立说，一生著述甚多，而颇有散佚。今存世有《曹子建集考异》《梅里诗辑》《昌国典咏》《北山集》《开有益斋读书志》《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等。特别是《开有益斋读书志》是朱绪曾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历时三十年，精心选编辑成《金陵诗征》九十二卷，均为周秦至清金陵地方千余诗人上乘之作。
他爱书如命，乐于分享，得之有方，勤事传抄，为的是增进交流。江浙为官期间，体恤民情，主张抗击外来入侵，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他曾为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朱贵将军写《慈溪武显朱将军庙记》，赢得了当时包括徐时栋在内的江浙文人的一片赞誉。徐时栋和朱绪曾曾就《昌国典咏》一书辨晰疑义，切磋琢磨，四易其稿，结下深厚情谊。他们生于乱世，然志趣相投，秉性相似，心有灵犀，惺惺相惜。当朱述之再次蒙难而音讯全无时，徐时栋日日记挂，夜夜担忧，想方设法，寄书札与之。
二、 《与朱述之司马书》的解读
徐时栋的《与朱述之司马书》，收录在《烟屿楼文集》第六卷。全信约一千三百余字，分十三节，内容丰富，情真意切，按照尺牍的结构分为起首、正文、结尾和落款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朋友的关切与感谢。全信以“述之先生、共祖大人阁下”的尊词开头，将十余年未见的感情投入其中，急切地想得知对方安危状况，“知前年会经奉讳，又知金陵失守，图书荡然”。据江士铎《乙丙日记》记载，“1853年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
好友书楼毁于战火，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作为他的朋友，徐时栋对此感同身受。而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无法前去探望，日夜难安，只有以书信来表达关切之情。接着连发三问：“未识骨肉都得团聚否？无恙否？田园尚有存否？”深情地表达“无日忘之”的“耿耿此心”。
信中所提向段镜湖、宋思赞、袁陶轩打听朱绪曾的消息，而这三位皆是当时地方上的官员，名声在外。可见，徐时栋虽不仕，然凭借“内阁中书”的荣誉及其藏书家的地位，与当时宁波乃至江浙地区的诸多文官联系紧密。
此外，作者对自己的生活近况一笔带过，“不肖自遭大故，名心淡然”。目的是为了安慰对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朋友的遭遇他感同身受，深表慰问，同时不忘表达对朱绪曾的感谢之情。信中多处提到朱绪曾多次帮自己作序写铭，如“蒙赐志铭，光荣幽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部分着重向朋友作学术进展情况汇报，并希望困难中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就学术而言，徐时栋总是有过人的热情与执着。在朋友杳无音讯的几年里，他的学术领地并未荒芜。著书、校勘，补白与补遗，修谱牒等等，仍竭尽所能地坚持严谨治学。如“《四明志》刻成既二年矣，以尚未覆校，故未印行。欲属人代校，则恐其疏忽，自校又无暇日，迁延至今，常记于心。今秋，定当了此一大愿”。又如“由近及远，拟先修寒家谱牒。去年，作本支家传，尚未脱稿”。再如“去年拟刻所作古文稿，整理之，约得四十卷，已写样，尚未上板”。千头万绪，忙得不亦乐乎，“而一年之中，强半为他人作嫁衣裳”指的就是对他人的著作进行勘误和补充，此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于自己的作品，一旦临近刊刻，徐时栋就会格外严谨。如《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今存九卷，而信中所提为二十一卷，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还有十二卷去向如何？据考究，另外十二卷并没有刊印，这可能也与徐时栋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有关，一方面，经他人之手不放心；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绝大部分还需再校，真正能刊印成册的只有九卷，因此，我们现在所见的光绪年间正式出版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只有九卷。
就关系而言，徐时栋总是表现出犹如在长兄面前随性而言的亲近。他向好友诉说了自己在学术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向好友接二连三地求助作序，或帮“曲赐周旋”：“先生许为作序，何以未到？”“以是不得不仰求将伯之助，今据《四库书目》，录其集名，下注已有未有。其未有者，敬求广为搜采，或以尊藏见惠，或从阁本借抄，务求必得，其费若干，统希示知奉还”。向朋友索序时，言语竟然如此直白，态度竟然如此坦然，似乎早就摸清对方断然不会拒绝自己如此苦苦相逼。朋友间如情谊不深重，怎能如此放肆而又得寸进尺？
第三部分略述。捎上书信，期盼何日重逢；附奉墓志拓本、刻著若干，请求“哂纳”；更希望“恃爱求大序一篇”。
纵观全文，从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徐时栋与朱绪曾的情谊经受烽火的洗礼而弥足珍贵。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时，热切关注着朋友的安危，即便是在生死攸关的逃亡途中，朋友间仍互通互帮，要文索字，馈赠作品，一心治学，痴心不改，忠诚朋友，肝胆相照。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兄弟，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与开拓者，委实令后人敬仰不已。
三、 《与朱述之司马书》的价值
《与朱述之司马书》这封亲笔信，反映了清咸丰年间的时事、政治、人情世风以及与友人间学问探讨等方面情况。因而它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不容小觑。
首先是文学价值。徐时栋具有丰富多彩的职业个性，他既是著名的藏书家、学者，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又是当地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激情澎湃、创作欲望强烈；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传道解惑是他的天职。写给好友的信，自然是因志同道合而真情袒露，毫不做作，贴近生活，打动人心。双方具有的强大的人格魅力清晰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深深地感召后人，影响后人。
《与朱述之司马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晚清时期书札专用语简洁精悍，语词丰富，谦敬得体，尊卑有序，格式固定的特点。可是在兄弟般的情谊面前，在严谨的治学面前，这些固有的传统表达格局，不时被徐时栋所打破。如直白追讨序文“先生许为作序，何以未到”，又如直言不讳地指出朱绪曾帮他所写的墓志铭中的几处错误，足见徐时栋有规矩却不拘泥，有谦卑却不自卑的独特爽快劲儿。如此，情感内涵一丰富，此信可读性就大为增强，其文学光芒也就不可阻挡。而同时《与朱述之司马书》款落固定，谦词卑语的彬彬有礼。如能认真研究一下固定的书面语，定会极大地丰富好学者的古典文化知识，得到古典语言的审美愉悦。此信的书面语按起首用语、正文用语、结尾用语、落款用语顺序来列举。其中包含较多的敬辞、谦辞与客套话。
如“先生”“阁下”“先”“鄙”“不肖”“蒙赐”“叩谢”“寒家”“窃”“弟”“敬求”“尊藏”“叩首”“顿首”“伏惟为道珍摄”“诸维亮察”等。
清代书信专用语，可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现今的很多公私信函中，仍然会出现一些具有积极意义和实用价值的书札专用语，这是中国上千年来文化积淀的结果。我们应该看到，只要学会辩证地扬弃书札专用语，在现代信函写作中仍然能够积极地发挥其作用。
其次是史料价值，文化名人书札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名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及一些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于研究某个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化名人书札的研究价值就在于通过研究发现，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
从信中可推算出写信时间。全信并没有明确标明，而可按信中内容细细推导。徐时栋提到“弟已于乙卯四月迁居城西门外”，清乙卯年指的是咸丰五年（1855），再根据徐氏《宅边柳》诗序“咸丰五年（1855）三月，余始居城西门外名之曰城西草堂”（《清人徐时栋藏书活动研究》）。进一步得出此信写于1855年之后的结论。最关键的线索在于“去年，作本支家传，尚未脱稿。腊月间，成《吕氏春秋杂记》一书，凡八卷，其中校正高、毕注语，尚有可观”。查阅《吕氏春秋杂记》，在结尾处有“咸丰六年十二月甲午序”（《烟雨楼文集》卷一《吕氏春秋杂记序》）字样，咸丰六年为1856年，按信中说法为“去年”，由此可知，此信应作于咸丰七年（1857）。
书信中提到了不少文献的著作刻印状况，如《四明志》《徐堰王志》《四明遗事》《四明职官考》等，对我们研究这些地方文献提供了线索，也纠正了以往许多认知错误。以《四明志》为例，徐时栋通过自己艰辛不辍精心收集，并进行仔细整理校勘，尔后对这六部宁波乃至全国都属珍宝的地方志进行刻印，使之重见天日，这就是迄今流传的《宋元四明六志》烟屿楼重刻本，也就是信中所说的“《四明志》”。传统上认为，《四明志》刻印年代在咸丰四年（1854），然根据信中信息推断，《四明志》虽已写成，然还未开刻，此书真正成书时间应在1854年之后。后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此书正式刊印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由徐氏后人隆寿等所刻，印证了笔者的想法。除此之外，他还对原始的《四明宋元六志》进行勘误，这从信中提到的《校勘记》可以看出，以往传统认为此书为《四明志》同年所编（1854），事实上，按信中所说，缺序一篇，望朱绪曾代作，因此《校勘记》真实成书时间应在此信写作之后，也就是1857年后。
总之，文化名人书札，是一个感情的历史窗口，更是一个浓缩的人文世界。它又是历史孤本，其唯一性决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将有无限提升的可能。从《与朱述之司马书》说文化名人书札，旨在说明这一独特的传世珍宝值得我们后辈好好把玩，此处定当有“黄金”。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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