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狱

作者： 杨晓景 【本书体例】

宋本

宋本(1281—1334)，字诚夫，元朝大都人。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兼日夜，字句必求贯通。元英宗至治初年(1321)进士第一。泰定元年(1324)除监察御史，以敢言称。元顺帝元统时，任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后卒于官。宋本善为古文，峻洁刻厉，著有《至治集》。本篇录自《旧小说》。

京师小木局，木工数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长分领之。一工与其长争，长曲不下，工遂绝不往来。半岁，众工谓口语非大嫌，醵酒肉，强工造长居，和解之，乃欢如初。暮醉散去。工妇淫，素与所私者谋戕良人，不得间。是日以其醉于仇而返也，杀之。仓卒藏尸无所，室有土榻，榻中空，盖寒则以厝(cuò错)火者。乃启榻砖置尸空中。空狭，割为四五，始容焉，复砖故所。明日，妇往长家哭曰：“吾夫昨不归，必而杀之!”讼诸巡警院，院以长仇也，逮至，榜掠不胜毒，自诬服。妇发丧成服，召比邱修佛事，哭尽哀。院诘长尸处，曰：“弃壕中”。责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丧者，民不得良死而讼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狱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尸，不得笞。既乃竟不得，笞；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终不得。而期益近，二人叹惋，循壕相语，笞无已时，因谋别杀人应命。暮坐水傍，一翁骑驴渡桥，犄角挤坠水中，纵驴去。惧状不类，不敢辄出，又数受笞。涉旬余，度翁烂不可识，举以闻院。召妇审视，妇抚而大号曰：“是矣!吾夫死乃尔若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脱笄珥具棺葬之。

案上，未报可。骑驴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负驴皮道中过，宛然其所畜，夺而披视，血皮未燥，执诉于邑。亦以鞫讯憯酷，自诬劫翁驴，翁拒而杀之，尸藏某地。求之不见，辄更曰某地。辞数更，卒不见。负皮者瘐死狱中。

岁余，前长奏下，缚出狴犴，众工随而噪若雷，虽皆愤其冤，而不能为之明，环视无可奈何，长竟斩。众工愈哀叹不置，徧访其事无所得，不知为计，乃聚议哀交钞百定，处处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状者酬以是。亦寂然无应者。初妇每修佛事，则丐者坌至求供饭，一故偷常从丐往乞。一日，偷将盗他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妇门户，乃暗中依其垣屋以须。迫钟时，忽醉者踉跄而入，酗而怒妇，詈之拳之，且蹴之。妇不敢出声。醉者睡，妇微谇烛下曰：“缘而杀吾夫，体骸异处土榻下，二岁余矣。榻既不敢火，又不敢瞑治，吾夫尚不知腐尽以否?今乃虐我!”叹息饮泣。偷立牖(yǒu友)外悉得之，默自贺曰：“奚偷为?”明发，入局中号于众：“吾已得某工死状，速付我钱!”众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书合分支与，偷且俾众：“遥随我往”。偷阳被酒，入妇舍挑之。妇大骂：“丐敢尔!”邻居皆不平偷，将殴之。偷遽去土榻席板砖，作欲击斗状，则尸见矣。众工突入，偿偷购，反接妇送官。妇吐实，醉者则所私也。官复穷壕中死人何从来，伍作款挤何物骑驴翁坠水。伍作诛，妇洎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长死吏，皆废终身。官知水中翁即乡瘐死者事，然以发之，则吏又有得罪者数人，遂寝。负皮者冤竟不白。

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谦甫以语宋子，宋子曰：工之死，当坐者妇与所私者止耳，乃牵联杀四五人，此事变之殷也。解仇而伏殴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杀而工妇窆，负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盗而获购，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选自《旧小说》)

京城的小木工局有木工几百人。主管部门将他们分成五人或十人的小组，每组设组长管理。有一位木工与他的组长发生争执，组长理曲却不肯认错，木工便和他断绝关系互不来往。半年后，众木工认为二人发生口角不是什么大矛盾，就凑钱买些酒肉，督促那位木工一起到组长家中，谐调他们的关系，二人便又和好如初。傍晚大家酒足饭饱后各自回家。那木工的妻子行为放荡，时常与其奸夫商量如何谋害其夫，却没有下手机会。这天因为那木工在他仇家酒醉而回，二人便趁机杀了他。仓促间却没有隐藏尸体的地方，屋内有一土炕，炕中间是空的，天气寒冷时用它来生火取暖。于是二人撬开炕上的砖，将死尸放到中间。但那空间太狭小，二人便将尸体分割成四、五块，才能够放得下。然后又将砖盖在原来的地方。第二天，木工妻到组长家中哭着说：“我的丈夫昨天没有回去，一定是你杀了他。”便到巡警院去告发。巡警院因为组长与木工有仇怨，便把他捉了进去，进行严刑拷打。那组长受刑不过，自己便委屈承认。那妇女为丈夫发丧穿上孝服，还请来和尚替丈夫念经，并哭得十分哀伤。巡警院追问那组长木工之尸在什么地方，组长说：“扔到护城河中了。”巡警院便责令两位仵作到河中去寻找，却没有找到。仵作本是负责检死尸的，人们因死因不明而告状的，仵作便负责此事，这是仵作平常的职责。现在刑部御史、京尹催促结案很急迫，二人被限十天内找到尸体，找不到就打板子。结果竟然没找到，便被打。又限七天，又找不到；限五天，限三天，他们被打过四次，还是没找到。后来期限越来越短，二人哀声叹气，沿着河边找边商量，说咱们挨打何时是头。因而两人密谋杀其他人来完成使命。傍晚他们坐在水边，看到一位老头骑着毛驴过桥，便故意和他相撞将他挤落水中，将驴放走。二人担心老头与死者模样不象，没敢立即捞出尸体，结果又挨了几次打。过了十几天，估计老头尸体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便捞出来交给巡警院。巡警院让那妇女来辨认，木工妻摸着尸体大声哭喊道：“这就是他!我丈夫死得如此不幸啊!”她又取来丈夫的衣服到河边替他招魂，还卖掉首饰安置棺材来埋葬他。此案于是便了结，巡警院判木工组长以死刑。

案件呈报上级后，还没有批示下来。这时骑驴老头的家人寻找不到那老头，却看到一个人背着驴皮在路上走，那驴皮很象他们家所畜养的驴，便夺过来细致看，皮上的血迹还没干，便抓住他到衙门告状。这背驴皮者也因为严刑审讯，招认自己要抢老头的驴，因老头抗拒便杀了他，尸体藏在某个地方。巡警院找不到尸体，那人便改说在其他地方。他的供词多次改变，却终于没找到尸体。最后背驴皮的人在狱中被监禁而死。

一年多后，以前呈上的木工组长死刑的奏折被批下来，木工组长被绑着押出监狱，众木工跟随着大声吵闹，虽都为他的冤屈感到义愤，却不能替他伸雪，无可奈何地相互注视，木工组长终于被杀了头。众木工更加哀叹不止，到处查访此事却没任何收获，不知用什么方法才好，就一起商议凑集了百贯纸钞，在每条大路口贴上告示，有得到那木工死因者用这钱来酬谢他。当时却反应冷落没人前来。刚开始，每逢那木工妻子替丈夫修佛事时，乞丐们便纷纷前来要求供应饭食，其中有一惯偷常跟着乞丐前来讨饭。一天，那惯偷要偷别的人家，但时间还早，不能下手；既然熟悉木工妻的家，便在暗中靠着她家墙壁等待。到了初更时，忽然有个喝醉酒的人摇摇晃晃进来，醉醺醺地对那妇女发怒，骂她打她并踢她。那妇女不敢作声。醉者睡着了，那妇女在灯下小声咒骂说：“因为你杀了我丈夫，如今还在土炕下身首异处，时间已经两年多了。这炕既不能生火取暖，又不敢修理，我丈夫的尸体还不知腐烂完了没有?现在你却虐待我!”说罢又叹息抽泣起来。惯偷站在窗外全都听到了，暗自庆贺说：“为什么还去偷盗呢?”天亮后，惯偷进木工局对众木工大声叫嚷说：“我已经得知那木工死亡的情况，赶快付给我钱!”众木工因他是惯偷而不肯，说：“一定要见到尸体才给钱”。于是写下契约双方分别拿上。惯偷指使大家说：“你们远远地跟随我前往。”惯偷假装喝醉了酒，到那妇女的房中挑逗她。木工妻大骂道：“叫化子敢这样!”众邻居也对惯偷的行为愤愤不平，将要揍他。惯偷于是就揭去炕席，拆掉砖头，作出要打架的样子，尸体暴露出来了。众木工突然冲进屋子，付给了惯偷赏金，把木工妇捆起来送交官府。那妇女供出实情，醉者就是她所私通的人。官府又追问护城河中的死人是从哪里来的，仵作招认是挤骑驴老头掉入水中。仵作被判死刑，木工妇连同她的相好也一同被凌迟处死在公众场所。原来判木工组长死刑的官吏，都被终身免去官职。官府也得知水中淹死老头与先前死于狱中者的真实情况，但因此而追问下去，便又有好几个官吏要获罪，于是便不再追问。背驴皮者的冤情竟然未能澄清。

这个案件是仁宗延祐年间的事。文谦甫校官把它告诉了宋本，宋本说：木工之死，应该治罪的只有他的妻子与她的奸夫，可竟然牵连杀死四、五个人，这事真是复杂极了。本想消除矛盾却被判了死刑，因逃避挞罚却遭致杀头的罪过，仵作被杀而木工妻遭刮，背着驴皮在路上走却最终死于狱中，前去偷盗却获得赏金，这又是多么曲折而不能明晓啊。可悲呀可悲!

宋本的《工狱》，记述了元代延祐年间所发生的一宗复杂疑案。作者叙述故事的能力颇强，整个疑案过程的叙述既首尾完整，又详略得当；既层次清楚，又简洁流畅。这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中是较为难得的。

作者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是同他善于抓取故事叙述中心分不开的。具体地讲也就是他准确把握了造成疑案的真正原因，即由官府的昏愦草率而导致的滥施刑罚与草营人命，这就使他在叙述故事时有了重点与主线；同时由于他寻觅出了案件的因果关系，也就将貌似凌乱的事件转换成了集中紧凑、井井有条的情节。

本案起因于某木工之妻因奸情与人合谋害死其丈夫，又反转过来嫁祸于同该木工有矛盾的木工组长。这本属诬告，但官府却不详细勘察审讯，轻易地便逮捕了木工组长。本来官府若对木工局中其他木工加以询问，并不难获取破案线索，起码可得知那木工与其组长前嫌已释，组长并无杀木工之必要。而官府却只会严刑逼供，以致木工组长“榜掠不胜毒，自诬服”。此案本已属冤枉，谁知官府压根就不关心案情是否属实，而只急于结案，便责成二位“伍作”前去寻找尸体，寻找不得便三番五次被笞挞。伍作被逼不过，顿起杀人送尸以塞责之念，于是一骑驴老翁又死于非命。尸体虽得，案子亦可就此了结，实则凭空为世间添了两个冤魂。而且错上加错，引起连锁反应。骑驴老翁之家人寻觅亲人不得，正巧碰上那位倒霉的负驴皮者，因其所负驴皮颇似翁驴，便被老翁家人扭至衙门中，官府依然只知毒刑拷掠，这位可怜的无辜者受刑不过，便“自诬劫翁驴，翁拒而杀之，尸藏某地”。但未等官府寻找尸体(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找到)，负驴皮者已在狱中被折磨而死，造成了第三个冤案，而真正的作案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在这一系列的冤案中，没有一件不是因官府的昏愦糊涂、滥施刑罚而造成的。小说的结局亦紧扣这一主题，作者幽默而又颇具讽刺意味地指出，案情的最终水落石出并非官府的勘察而是意外地发现。由于木工组长之冤死激怒了众木工，他们便集资悬赏知案件实情者。此时恰有一惯偷于无意中窃听到木工之妻的自言自语，获知木工之尸藏于炕中。为领赏该偷将实情告知众木工，众人终于在炕中觅得木工之尸，案情方才真相大白。而且为了不使几位官吏“得罪”，负驴皮者之冤情“竟不白”，则尤可见出官府视官位重于无辜者生命。作者最后总结说：“工之死，当坐者妇与所私者耳，乃牵连杀四、五人”，案情的确够复杂多变的，“解仇而伏殴刀，逃笞而得刃”，“负皮道中而死桎梏”，够冤枉的了，但责任在谁呢?其实作者叙述之中已交待的明明白白，那只能是官府的草菅人命，岂有他哉!最有运气的倒是那位“赴盗而获购”的惯偷，但若是官府探案有方，运气又怎能轮上这位梁上君子。

作者在作品中特意点出“此延祐初事也”大可玩味，他分明是有意揭示元代吏治黑暗的。读者也许不会忘记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那位桃杌太守的名言：“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更有甚者，元代许多蒙古色目官员不识汉字，在判案时自然湖涂了事。难怪元杂剧中时常呼喊：“则你那官吏每忒狠毒，将我这百姓每忒凌虐。葫芦提点纸将我罪名招。”(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而宋本的这篇《工狱》正可视为此种情形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