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李长之

司马迁不止是一个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而且他之文学家的成分实多于历史家处）；《史记》也不止是历史书，而且是文学书；这是尽人皆知的。但现在我们要强调一下，司马迁实在是有意识地要把《史记》写成一部艺术品的，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实在是想尽量表现他的文采或者艺术天才的。讲艺术不能不讲形式，我认为《史记》一书里自有它的艺术形式律则。照我们所探研的结果，大抵是这样的：

第一、统一律

他竭力维持一篇作品的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在这种地方，他有时不惜牺牲历史上的真。可是他未尝没有补救的法子，那就是把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在同一篇章里则极力维持他那所要表现的某种突出的个性。例如《信陵君列传》里的主人公是仁厚而爱士的，几乎成了一个一无瑕疵的人物；而他之畏秦，不敢收留魏齐，不能欣赏虞卿之为了友道而抛弃相印，却写在《范睢蔡泽列传》里。又如在《汲郑列传》里的汲黯是多么鲠直、硬朗，又是一个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人物；但在《酷吏列传》中却露出了他之和周阳由“俱为忮”了。原来司马迁对于他所塑造的人物，也以艺术品视之，不能让他有任何杂质！

每一篇传——写得成功的传（这样的文字约占全书之半），司马迁写来都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他仿佛晓得每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尽量去创造这一个生命，去维护这一个生命，去发扬这一个生命。他写的舜，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孝谨的人物；他写的秦始皇，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刚毅戾深的人物；他写的项羽，是写他如何代表一种狂飙突起的精神；他写的刘邦，是写他如何有着大度和豪气，但又不免带流氓的意味；他写的《封禅书》，是要在飘飘欲仙之中而有着讽刺；他写的《平准书》，是要在借写经济之便，而掘发着当时的吏制和刑法；《越世家》在写范蠡的坚忍；《孔子世家》在写孔子之学礼，问礼，好礼，习礼，讲礼；《陈涉世家》是讲的草莽英雄的粗枝大叶；《外戚世家》是讲的人生命运之渺茫；《萧相国世家》是在写高祖的忌刻；《留侯世家》是在写张良之道家人格之完整；《管晏列传》等于论友道；《孟荀列传》无异于论阿世苟合与特立独行的对立；《孟尝君列传》是在写一个无赖子弟的领袖；《平原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托大的公子哥儿生活；《信陵君列传》是写一个真正礼贤下士的榜样；《春申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政客的宦海升沉；《范睢列传》是在写一个由私人利害出发的人物的成和败；《蔺相如列传》是在写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之应变处世的技巧；《屈原列传》纯然是在抒情的氛围里；《李斯列传》却像是写一个人的人格演化的小说；《张耳陈余列传》写人结怨之渐；《淮阴侯列传》写决断为一人成败之机；《叔孙通列传》写希世度务的人物之得意；《李将军列传》写才气无双的将军之坎坷；《平津侯列传》写老官僚的脸谱；《汲黯列传》写憨直人的心肠；《酷吏列传》在写惨酷之中仍注意着人才的高下；《大宛列传》则感慨之中又透露着风趣；《货殖列传》写趋富避贫是人类的自然欲望；《太史公自序》写善承父志和辅翼《六经》是自己的志事——几乎每一篇都有他不放松的主题，为他紧紧抓牢，一意到底。

最有趣的是，同是一件事，他可以写好几次，但因为场合的不同，他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如鸿门之宴，就有下面这样的差别：

（一）《项羽本纪》：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请以剑舞，请以剑舞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二）《高祖本纪》：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三）《留侯世家》：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

（四）《樊郦滕灌列传》：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座，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郤，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诮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我们分析这四个片段，就可见出在《项羽本纪》里所写的场面最全，因为这是项羽成败的关键。在这里，把范增的决断和项羽的淳朴坦率都写出来了，而高祖的窘迫和张良的从容也刻划出来了。到了《高祖本纪》中，因重在写高祖的成功，所以这事已减了重要，他的窘迫之态也就只淡淡地写出而已。同时在这两篇中都写出曹无伤之挑拨和被诛，因为他是关系这事的首尾的。《留侯世家》和《樊哙列传》便都把曹无伤卸去，因为这时已不重在这事的原委，却重在两人的贡献了。在《留侯世家》中，根本没有提到樊哙，只说“及见项羽后解”，这是因为《留侯世家》重在写一个策士的从容策划的生活，加入一个武将，便不调和了。在《樊哙列传》中却也不把樊哙写得十分生龙活虎，这是因为樊哙根本并非那样有声有色的人物。至于在《项羽本纪》中所以写得那样生气勃勃者，乃是为了衬托项羽的原故而已。在《项羽本纪》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松懈的，没有一个片段是微弱的，因为否则就不能构成那个叱咤风云的氛围，不能表现那“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的霸王之狂飙突起的精神了。

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一样，他会选取最好的镜头。在同一个景色里，他会挑选最适宜的角落。在一群人之中，他会为他们拍合影，却也会为他们拍独照。他晓得任何一个艺术品一定有一个重心，由于这重心而构成完整。在这种意味上，他是一个优异的肖像画家，也是一个优异的雕刻家。同时，他也像一个大音乐家一样，他要在他每一个杰作里奏着独有的旋律。因此，我们在读过他所写的传后，总觉得余音绕梁，时刻回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这种紧紧抓牢的主题，就是他的每一篇具有生命的传记的灵魂。由于这种各自独具的灵魂，所以每一篇传记都是像奇花异草样地、生气勃勃地呈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二、内外谐和律

司马迁尽量求他的文章之风格和他的文章中之人物性格相符合。卜封（Buffon）所谓的“文如其人”，我们已不足以拿来批评司马迁了，我们却应该说是，“文如其所写之人”。司马迁的风格之丰富简直是一个奇迹，而每一种风格的变换都以内容为转移。现在只举几个最显着的例子。像他写战功，便多半用短句：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夷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东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侯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辕、缑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齮，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曹相国世家》）

这些短句就宛如短兵相接的光景。在他写缠绵的情调时，那文字就入于潺湲悠扬：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

在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简直忘了它是传记，却是辞赋了！

再如他写封禅，便多半用惝恍之笔，仿佛让人也到了烟云飘渺的蓬莱：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封禅书》）

事情本在有无之间，文笔也便在若即若离之中。和这差不多的是他写老子。因为孔子见老子，有“犹龙”之叹，所以司马迁写老子时便也采了画龙的办法，让他鳞爪时隐时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这样就更增加了那幽深的人格的老子之神秘性了。反之，他写信陵君，则是笔端十分仁厚：

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赢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

语气都多么安详、和缓，而有着无限的暖意！

至于他写酷吏，那就是另一副技术了，酷吏是惨酷无情的，他便也出之以铁面无私：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更为中丞十余岁，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杜周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酷吏，因为在他之前的那些酷吏的一切本领他都学来了，他会逢迎，他会枉法，他会贪赃，他会用刑。司马迁写他时所用的方法，却也是近于拷打的方法。这样拷打的结果，审问出那个最可恶的创始的张汤来了，而且又审问出一个更大的奖励酷吏的罪魁来了，那就是汉武帝。杜周论杀甚重，便中上意；杜周枉法，诏狱也便益多；杜周捕治得凶，天子便以为尽力无私。司马迁这时乃是像一个法官一样，而让汉武帝立在了堂下。酷吏的行为是惨酷的，酷吏所操持的世界是森森然有着鬼气的，可是司马迁在鞭打着他们的灵魂时却也同样无情，笔下严厉到极点，一点宽贷也没有的。

难道司马迁没有轻松之笔么？有，那就是在《滑稽列传》里：

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在幽默的场合，他便还它一副笑脸。其他如写汉高祖时笔下便豁然有大度，写李广时乃使用一种疏疏朗朗的笔触，写孔子时是那样温良尔雅，写伍子胥时又是那样有着怨毒报复。总之，他的笔墨是在有意识地使它和所写的内容相符合着。司马迁在这里乃是像一个熟练的名演员一样，他能够扮演老少男女的一切角色，演什么像什么。歌德说文艺的皮和核是分不开的，外就是内，内就是外，司马迁是充分做到了。每一篇作品，他晓得那灵魂和躯壳如何相一致着。

第三、对照律

司马迁往往用两种突出的性格或两种不同的情势，亦或两种不同的结果，作为对照，以增加作品的生动性。

我们具体地看罢，像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先为了项羽，项羽是一个纯然少年精神的代表，他初起事是才二十四岁，拔剑自刎时也才三十一岁。“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好勇斗狠”，正是这样的人物所表现的。同时司马迁却为了一个比项羽大二十五岁的“世故老人”，那就是汉高祖。在项羽自杀时，高祖五十六岁了。因为年龄的悬殊，当然一个要斗力，一个要斗智。一个纯任热情、才气和本能的愤怒，一个却常常经过理智的考虑而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结果那狂风暴雨式的素朴青年是失败了，而老有世故的滑头流氓成功了。这样的对照，司马迁觉得还不足，于是在项羽一边，又有项羽和范增的对照，这里同样有年龄的悬殊。范增大概大项羽四十多岁，而性格上则是天生的参谋人才，参谋人才要有男性的坚忍和意志；而项羽则是一个天生的元帅，元帅是要有母性的仁慈的（这一点，蒋百里在《全民族战争论》的序上提起过）。在汉高祖那边，则对照的是汉高祖和张良。高祖时刻受着窘迫，而张良永远能够从容。

同样有着这样的对照的，是信陵君和侯赢。信陵君又是一个多情而仁厚的青年，而侯赢则是取险鸷的老谋士，也七十多岁了。《越世家》中的范蠡和范蠡的长男也是一个对照。范蠡也是典型的军事参谋，他看得定，拿得牢，非常坚忍。可是他的长男不行，他没有听他父亲的话，他不忍得把钱轻轻丢给庄生，结果庄生为他救弟之死，却又依然把他弟弟送了命。这长男带弟尸回来的时候，亲友都为之悲痛，范蠡却笑道：“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去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因为他坚忍，所以可以帮勾践复仇，所以可以自己全命，所以可以自己致富。没有那个不能忍的长男之对照，范蠡的性格是不会这样明晰的。

在《封禅书》里，司马迁也是以对照律作为那一篇妙文的指导原则。这对照是汉武帝和方士。在汉武帝方面是愚，“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之，命之曰书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真被愚弄得可笑。而在方士方面是诈。例如骗了许多酒食赏赐的五利将军，最后却是“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治装里边，就不知是囊括了多少财物了。后来所谓“仙人好楼居”的公孙卿，也不过在大兴土木之中，剋扣一些私钱而已。就是这种对照着的愚和诈的交织，构成了这一篇飘逸而又辛辣的杰作。

在《平准书》里则是官僚资本和农民意识的对照，一边是事析秋毫的兴利之臣的桑弘羊等，一边是上输助边的农民卜式。二者最后的冲突尖锐化了，卜式直然道：“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一边在牺牲，一边在榨取，这愤恨是无怪的。

此外，在《孔子世家》里是拿热心救世的孔子和个人主义的出世者老子、长沮、桀溺、接舆等相对照；在这里，我们一边看见有着对人世恋恋的温情，另一边看见那些聪明者之冷冷的讽嘲。在《孟子·荀卿列传》里，则是只顾主张不顾成败的思想家和一般阿世苟合的说客之对照，一边是寂寞，一边是受到处处的逢迎。在《刺客列传》中，就有着智深勇深的荆轲和天真躁急的太子丹之对照；在《汲黯列传》里，就有好直谏面折人过的汲黯和专阿主意的张汤之对照；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有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的卫青，和不省士卒、有气敢任的霍去病之对照；在《刘敬·叔孙通列传》里，就有出自内心的主张的刘敬与希世度务的叔孙通之对照；前者见了高祖，不肯改自己的破衣服，后者则脱掉自己的儒服，而换上汉高祖最爱的楚装了。

在许多对照之中，最常见的是因为一人性格行为不同，而得到善终与否对照：有才能的苏秦，因大夫与之争宠之故，而被刺死；他的弟弟苏代、苏厉，因较平庸，即皆以寿终（见《苏秦列传》）扁鹊因为勇于为人治病，为同行所妒，结果被刺杀；仓公不敢为人治病了，却也被人怨恨，几乎受刑，然而终于解脱（见《扁鹊·仓公列传》）。主父偃锋芒太露，结果是族死；公孙弘善于自藏，貌为忠诚，便活了八十岁，“竟以丞相终”（《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好出奇计，然而不免有些狂放的郦食其，到底为齐王所烹；而有些柔术的陆贾，却安车驷马，得到不少酒食，也“竟以寿终”；（见《郦生·陆贾列传》）——这里边有司马迁对于中国这个民族的弱点的了解，也有着处这个滑头社会的生存哲学，但不能不叫人感喟系之！

在许多对照中，写得最复杂的，是《魏其·武安列传》。这里有着武安侯田蚡在未贵时对于魏其侯窦婴之跪起如子侄与后来说拜访而不想去拜访的对照；有着同为窦太后所不喜，因而家居；然而一个是真正失势，一个是慢慢更能握枢的对照。又有着对于梁孝王、准南王的关系的对照，窦婴主持家法，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而田蚡却会经受准南王财物，说：“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宴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更有着在同是好客之中，而窦婴好客是在进贤，是发自真心，田蚡好客则只是做作，为和窦婴竞争，“欲以倾魏其诸将相”的对照。

在许多对照之中，写来最带有司马迁自己的感慨的，则是《张耳·陈余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张耳、陈余是刎颈交，但后来因为利害摩擦，陈余竟以杀张耳为投降汉高祖的条件。在这一年之后，司马迁紧接着写张耳的儿子张敖得到部下的爱戴的壮烈故事。他们部下想反叛汉高祖，准备成功后即归功张敖，失败后则自己任咎。结果失败了，便有十余人争着寻死，更有贯高等甘受苦刑，以明张敖无罪，到张敖被赦，便认为使命已毕，终于绝肮自杀。这种义侠的行为和张耳、陈余那种因利背德的结局，是多么大的对照呢！至于才气无双的名将李广，司马迁是在用按部就班的程不识与之对照之外，却又写出他一个从弟李蔡，李蔡是中下人物，“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广处处坎坷，李蔡竟直上青云，这对照实在更叫人难以为怀了！

对照的方法是像画家用了鲜明的色彩一样，是像戏剧家创造出对立的性格一样，于是让所描绘表现的对象更清晰了。

第四、对称律

大抵司马迁在写合传的时候，如果不用对照律，便往往用对称律，当然也有时二律并用。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审美意识，这是像大建筑物前一定摆两个大石狮，或者堂屋里一定挂一副对联似的。司马迁也是意识地要求这种安排的。例如《绛侯周勃世家》，事实是周勃、周亚夫父子二人的合传。在周勃传中写的是文帝之忌刻，文帝把他的丞相免了，叫他就国，后来逼得这样一个老实的人每见河东守尉来巡查时，便常被甲，合家人持兵以见之，终于入狱。在周亚夫传中，则写的是景帝的忌刻，因为他不赞成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他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当时虽无话可说，以后就故意给他难堪，吃饭的时候不给他筷子，大块肉也不切开，终于借故把他抓入狱中，在他死后，就把王信封为侯了。周勃和周亚夫的遭遇是对称着的。

在《管晏列传》中，是以论友情为中心的。在管仲方面就有鲍叔的知己之感，在晏婴方面就有着石父的“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的论调，这也是对称着的。

以上二例是稍微不太明显的，至于明显的例子那就太多了：《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和吴起都同样招忌。《白起·王翦传》中，一个因坑降作为赐死的理由，一个因三世为将作为必败的原因，这统统是以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作说词，而且又都隐指着李广、李陵的遭遇。《鲁仲连·邹阳列传》则同为齐人，同擅长函札；《魏豹·彭越列传》则同为魏王，同曾被囚，被杀；《季布·栾布列传》则同曾为奴，同曾为人救助，意气也有些类似；《袁盎·晁错列传》则二人都是峭直刻深，不得善终。而《张释之·冯唐列传》，在张释之方面，中间称道周勃，末尾以他的儿子张挚“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为余波；在冯唐方面，则中间称道魏尚，末尾也以他的儿子冯遂“亦奇士”为余波。《汲郑列传》吧，在汲黯方面，先说“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最后说“以黯故，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在郑当时方面，则也是先说“其先郑君”，最后也同样说“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这更是意识地寻求对称形式了。

我们再看《汲黯传》中：“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不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这两事明明是表现对称的美。又如《匈奴传》中：

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界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

这前后杀父自立和东败东胡固然有对称之美，而中间射马、射妻也是对称，求马、求女也是对称。

司马迁语句上很避免骈偶，但对称的美感却仍是很强烈的。

第五、上升律

凡是司马迁叙一个情节或一种心理状态的进展时，往往使用这个逐渐加强或加浓的原理。例如《平准书》中：“……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兴利和严法是这时经济政策的两翼，司马迁写这现象，便是用着上升律的。

又如《留侯世家》中；写留侯为太子设计，招了四个鬓眉皓白的老人来，叫高祖看见了，先是“怪之”，后来知道了这四人就是高祖要寻访的名人，“上乃大惊”，到这四人临去时，高祖便“目送之”。在心理的过程上，便也是递进的。

再如《信陵君列传》中，“公子于是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弊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从这“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公子色终不变”看，司马迁是在故意使用着上升律，以增加他作品之戏剧性的。

再如《张耳·陈余列传》中，二人之结怨，先是误会，张耳怨陈余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次是责问，于是陈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陈余把印绶交出了，不想张耳果然受下，于是陈余“亦望张耳不让”，“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郤”，最后双方以兵戎相见，而且陈余投降汉王的条件是“汉杀张耳乃从”了。这也是一种上升律，到了“汉杀张耳乃从”便是顶点。

其他如《扁鹊列传》中，扁鹊见蔡桓公，先谓“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次谓“君有疾，在血脉”；又次谓“君有疾，在肠胃间”；最后则望见而逃，因为“已在骨髓”了。《魏其·武安列传》中，魏其因失势客稀，先是“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以后“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同时武安的骄横，由“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附武安”；到惹得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到坐在他哥哥的上座，“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武安由此滋骄”。《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二人一进一退，先是“由此立骠骑日以亲贵一比大将军”，后来“自是以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这统统是应用上升律，作为全传的结构的原理的。

第六、奇兵律

司马迁在行文时，是像行军一样，有时往往用一支奇兵，使他的行程得到更愉快的效果。最明显的是《平准书》中的卜式。“平淮”是攻击当时的利兴之臣和严刑峻法的，卜式就是司马迁所设的奇兵。卜式在篇中时出时没，司马迁用他，以求杀敌致果。我们试看他先写那些富商大贾，“财或累数万，而不佐国家之急”，又写“征发之士益鲜”，这里都已经把卜式埋伏下了。后来卜式正式出现，要“输其家半助边”，又要“父子死之”，以从军越南；他主张治民如牧羊，把恶羊斥去，勿令败群；他拜为齐王太傅时，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他被尊时，而天子下缗钱令；他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此后，是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最后是借卜式的话，“烹弘羊，天乃雨，”而文字也就立刻收场。

同样情形的是《魏其·武安列传》中的籍福。叫武安让魏其为丞相的是他，劝魏其兼容的也是他，代武安向魏其要田地的又是他，在灌夫使酒骂座时强按着灌夫的脖颈向武安谢罪的还是他，这也是司马迁在行文时的一支奇兵呀。不过这回不是用他来攻击了，却是用他来点缀魏其、武安的结怨，仿佛是一个传令兵一样，让全文的消息更灵通些。

在《伯夷列传》中，是用孔子携带着颜渊，当了司马迁的一支奇兵。其中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如：“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如：“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这都是。但这回奇兵的用处又不是传令了，却是像哨探一样，站在了几个山头上。”

第七、减轻律

这就是司马迁在叙述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却有时会忽然出现轻松之笔，让人的精神得到刹那间的解放，对他所说的故事会更集中注意的听下去，同时也别有一种新鲜的趣味。例如《孔子世家》，本来先叙孔子的谱系，又叙他下生的年代，俨然是一个教主的降世似的，却忽然说“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这轻松的笔调恰恰给那太严肃的空气一种补偿。又如《萧相国世家》，本写他处在忌主汉高祖的手下，时时提心吊胆，已经很紧张了，而在他被拜为相国时，一般人来贺，召平却来吊，我们以为下面应该紧接召平的警告了吧，然而不，司马迁却写道：“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下面才写“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这样便像惊涛海浪之中，忽然出现了驯良的白鸥似的，叫人有一种暂时解放的快感。再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要造反，伍被竭力谏阻，这也是十分紧张的局面，而伍被在谏词中却忽然讲到徐福告诉秦始皇在海上遇仙的故事，说他“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李将军列传》，在写他的命运蹭蹬之中，忽然叙到他“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都有这种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司马迁凡写一个人的面貌性情时，决不在篇首，而是在叙过许多事情之后，拣一个适合的场合透露出来，可说毫无例外。我们略举数例吧：

《项羽本纪》“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叙在项梁带他偷看秦始皇渡浙江以后，而在他拔剑杀会稽守之前。

《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叙在他当季氏史和司职吏之后，而在适周问礼之前。

《留侯世家》“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划策臣，时时从汉王”，叙在他为高祖笼络黥布、彭越、韩信之后，而在劝高祖不能听郦食其立六国之前。

《绛侯·周勃世家》“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叙在他的许多军功之后，而在诛诸吕之前。

《刺客列传》：“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叙在漫游各地之后，而在会燕太子丹之前。

《魏其·武安列传》“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叙在他当过太尉、拜过丞相之后，而在权移主上之前。

《李将军列传》“广为人长，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射阔狭以饮”，这也叙在他赎为庶人、拜为右北平太守之后，而在以郎中令攻匈奴之前。

《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叙在公孙弘被汲黯数度庭诘之后，而在畏责请退之前。

《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口吃，而善着书，常有消渴疾”，叙在他使蜀之后，而在谏猎之前。

其他像《大宛列传》中之叙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汲郑列传》中之叙“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游侠列传》中之叙郭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都是叙在中间的。

这种在文章的中间忽然叙出一个人的面貌性情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减轻律的一种应用，它有着一种调剂的效果，这固不特叙在适合的地位使人印象格外深，并恰满足了读者之要知其为人的兴味而已。

这七种形式律则：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轻律，统统是司马迁在他的艺术制作过程中的指导原理。其中除了对称律是中国人的美感所特有，奇兵律和减轻律是司马迁的艺术所独具外，也可说是世界上任何艺术作品所共遵的律则。我们并不是说一个艺术家晓得了这些律则而后去制作，我们也无意要求任何艺术上的学徒来探寻方法于此，我们只是在客观的事实之中而归纳出他——司马迁或其他艺术天才——所无意间而采取的途径而已。这像研究生物的行为一样，生物未尝为律则所支配，但生物学家却可以发现那些可以统摄事实的律则而已。

（原载《国文月刊》第52期，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