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柳宗元作。在永州时，柳宗元作《非国语》，共六十七篇，着重批判《国语》中所反映的天命迷信和维护贵族特权等观点。本篇是他就吴武陵对《非国语》一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重视文学的经世致用作用，但承认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这是他宦海浮沉，几经沧桑，特别是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后的沉重的反思。
其次，柳宗元又认为，尽管不能对文学的作用抱太大的奢望，但是毕竟仍须勉力为之，尽量使之有用。“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之道”。这里的“施之事实”和“辅时及物之道”，说得浅近一些，就是要求写文章要经世致用，切中时弊，有益于时代和社会。由此可见，虽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都重视“文”与“道”的关系，但柳与韩的“道”还是有所区别的。柳之“道”虽也以《书》、 《诗》、《礼》、 《春秋》、 《易》等五经为其“取道之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他更注重文章所反映的现实内容，即本篇中所谓的“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这一后，在他的《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的“道之及，及于物而已耳”;和《与杨海之第二书》中的“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也?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捨是宜无以为大者也”;都可以作为印证。
第三，由此出发，柳宗元激烈地反对不切合实际而徒具形式的作品。他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他反对“文胜质”并不等于不要文。 “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本篇中还流露出“不愿为人师”的情绪，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一致的。
总之，这篇文章是柳宗元对文学的经验之谈，其中对文学作用的估价和要求文学有内容、反对徒具文采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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