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得意忘言
语出《庄子·外物》,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里谈到了言与意的关系, 是指“言”是工具, “意”是目的,“言”只是为了得“意”,在实现了目的之后,就无关重要了。而从欣赏活动看,它又揭示了人在欣赏美的艺术中一种沉溺于意境的高度痴迷状态。当然这也不是否认工具的作用,象庄子在《庖丁解牛》中所寄寓的,只是要指出工具不是最终所要求的,它的作用存在于目的达到之先。
魏晋时期佛学的输入和玄学的产生,进一步发展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范晔《后汉书》介绍佛学时,就以之为“所求在一体之内,所明在视听之表”,释慧琳《竺道生法师诔》: “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僧肇说: “穷心尽智,报象外之谈。”王弼《周易略例》:“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都阐述了言与意的关系,从而对魏晋文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陆机所说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所说的“言不尽意,圣人所难,”钟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都是说着这方面区别。
在“言”与“意”之间作出更细区分的,并与“言”“意”关系密切相联的是“象”与“意”的关系。“象”因为是具体可见的, 其和“言”一样,又是更进一层作为一种手段,去显示不可见的“意”,从而也是更接近艺术特征的。它最早出现在《周易》中,魏晋玄学则是由庄子的“得意忘言”得到启发,进一步展开了诸如“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讨论,从而对文艺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后者去重视相、象、物后面的意、神、境。
在文艺理论上, “得意忘言”得到充分阐述的是中唐以后。皎然说“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自然风流” “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等等,都是由“得意忘言”而来,要求通过语言文字去追求那不可把握,韵味深远的“意味”或“意旨”,达到欣赏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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