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士奇
【原文】:
洪武乙亥(1),余客武昌。武昌蒋隐溪先生,始吾庐陵人,年已八十余,好道家书。其子立恭,兼治儒术,能诗。皆意度阔略(2)。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独与余相得也。
是岁三月朔(3),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载酒殽出游(4)。隐溪乘小肩舆(5),余与立恭徒步。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折北,穿小径可十里,度松林,涉涧。涧水澄彻,深处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数人。松柏竹树之阴,森布蒙密。时风日和畅,草木之葩烂然(6),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7),遂扫石而坐。
坐久,闻鸡犬声。余招立恭起,东行数十步,过小冈,田畴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数家,遂造焉(8)。一叟可七十余岁,素发如雪,被两肩,容色腴泽,类饮酒者。手一卷,坐庭中,盖齐邱《化书》(9)。延余两人坐。一媪(10)捧茗碗饮客。牖下有书数帙(11),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12),皆欲取而难于言。叟识其意,曰:“老夫无用也。”各怀之而出。
还坐石上,指顾童子摘芋叶为盘,载肉。立恭举匏壶注酒(13),传觞数行。立恭赋七言近体诗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骑而过者,余故人武昌左护卫李千户也。骇而笑,不下马,径驰去。须臾,具盛馔,及一道士偕来。道士岳州人刘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图》求诗。余赋五言古体一章,书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饮道士不已。道士不能胜,降跽谢过(14)。众皆大笑。李出琵琶弹数曲。立恭折竹,窍而吹之(15),作洞箫声。隐溪歌费无隐《苏武慢》。道士起舞蹁跹,两童子拍手跳跃随其后。已而道士复揖立恭曰:“奈何不与道士诗?”立恭援笔书数绝句,语益奇。遂复酌。余与立恭饮少,皆醉。
起,缘涧观鱼。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糁饼饵投之(16),翕然聚(17),已而往来相忘也。立恭戏以小石掷之,辄尽散不复。因共慨叹海鸥之事(18),各赋七言绝诗一首。道士出茶一饼,众折而嚼之。余半饼,遣童子遗予两人。
已而夕阳距西峰仅丈许,隐溪呼余还,曰:“乐其无已乎?”遂与李及道士别。李以卒从二骑送立恭及余。时恐晚不能入城,度涧折北而西,取捷径,望草埠门以归(19)。中道,隐溪指道旁冈麓顾余曰(20):“是吾所营乐邱处也(21)。”又指道旁桃花语余曰:“明年看花时索我于此。”
既归,立恭曰:“是游宜有记。”属(22)未暇也。
是冬,隐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与立恭豫约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几,余归庐陵,过立恭宿别,始命笔追记之。未毕,立恭取读,恸哭;余亦泣下,遂罢。然念蒋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屡矣,而乐无加乎此,故勉而终记之。手录一通,遗立恭。呜呼!人生聚散靡常(23),异时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读此文,存没离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24)?
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记。
【作者简介】:
杨士奇(1365——1444),初名寓,以字行,明朝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早孤,家贫,以教授学生为生。惠帝建文初年,以史才荐入翰林院,充编纂官,参修《太祖实录》。成祖即位后,入内阁典机务,仁宗时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宣宗、英宗两朝均为台阁重臣,与杨荣、杨溥同朝辅政,并称“三杨”,因居第在西,称“西杨”。后以老病告归,卒谥文贞。
杨士奇工于诗文,为明初“台阁体”的代表作家之一,由于位高权重而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他的文章平正舒缓,有《东里集》等。
【鉴赏】:
明初诗文大多颂圣应制,歌功颂德,在诗坛则以“三杨”为代表形成了台阁之风,内容多无可取之处,杨士奇诗歌亦如此。然而他的这篇散文《游东山记》却是情真意切,实为难得一见的佳作。
与其它游记不同,这篇作品基本没有描写东山的景色,而是着眼于人物的活动,而以深情贯穿始终。
乍看起来,这篇作品似乎散乱无章,事无巨细皆入笔端,作者仿佛信笔写来,丝毫不加剪裁琢磨,叙事也似过于琐碎。然而读过之后却尽扫起初的观感,而体会到了作者的深心。
大致说来,这篇文章主旨并不在事,而在于情。使种种琐事串连为一体而又浑然天成的正是这种情使然。作者与蒋隐溪父子为君子之交,他写蒋氏父子的意度阔略、不妄交游正是为了突出这种知交的难能可贵,也为下文作了情绪上的铺垫。在写春日出游的过程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了种种小事,诸如载酒乘舆、度林涉涧、扫石静坐之类,烘托出一种初春之际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美妙景色,渲染了一种祥和温馨的宁静气氛。不难想象在这种气氛中游者的怡然欢畅的心情。而作者又点缀以村舍取书一事,更增加了一种安乐淳厚的意味,使人疑心置身于世外桃源。
在精心布置了这一种环境之后,作者集中笔墨叙写了朋友欢聚,饮酒赋诗之乐。中间插入李千户及道土,使得场面顿时热烈起来。文章也因此起了一个高潮,但见飞杯换盏,起舞蹁跹,又闻吟诗放歌之声,琵琶竹窍之乐,文章至此,游山之乐已达极致。下面便略收一笔,杂以观鱼嚼茶之事使得热闹的场面又归于平静。接着写黄昏返城,忽入蒋隐溪不祥之语,使本来明朗的画面上调入了一层灰色,为下文蒋隐溪的死埋下了伏笔。
作者写游山之乐其实都是为最后抒发感慨作准备。昔日之乐愈多,则今日之悲愈重。面对坟茔一冢,忆起先时交游之厚,能不使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千?更何况作者自己也要离开武昌,回到庐陵。死者死矣,生者竟也要分离,细思起来,情何以堪!除非大彻大悟如庄周之人,否则真情犹在,却生离死别,其发言悲戚实为情理中事。便是事不关己之读者观文至此,也不免心生“存没离合之感”而欲掩卷,何况身当此境?
这样看来,作者娓娓述说的琐事末节中其实都是深浸着作者哀悼追忆之情,人死之后再来追记当日之事,两相对照,更加突出了今日的痛切寥落之感,所以说作者选材叙事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颇具深心,处处为后文作势。
杨士奇的文章向来以平稳徐纡见长,这篇散文也不例外。作者叙事抒情都是从容写来,不作一句激烈之语,然而在平淡安闲,不动声色中却蕴藏了深厚的情感,可以称得上是“不尚藻辞,不矜丽句,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他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多为短句,不加任何修饰,常常只用几个动词就突现出人物神情。这种句式既俭省了笔墨,读来又顿挫流畅,明白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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