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天，徐宗兰更老了，看上去皱巴巴的，像一块缩水严重的亚麻土布。阳光斜打的下午，她在西窗前挪步，映在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
夜里，她时常辗转翻身，每翻一次都要深深地叹一口气。在德式老宅的高高屋檐下，一声又一声的叹息，沿着四壁飞来飞去，冲撞着，也匍匐着，构成暗黑的低音区，只等微曦透亮了，方能渐渐平静。
“叹什么气？”
“梦见你爷爷了，带着我和你姑去永安大剧院看戏。”
“看什么戏？”
“白蛇传，断桥，旦角折子戏……你爷爷都走了三十年了，怎么还不来接我？”
90岁以后，四世同堂的徐宗兰时常责备自己活得太久。她并不给人添麻烦，诸事自理。后辈尽孝、体面、平安，她却找不到生命的愉悦了。白天，她总是自顾自地，在太阳下翻一本小人书——《西游記》。翻累了，就趴在西窗台上，望向越来越看不懂的世界。
除了频繁地提及祖父，照片上那个昂面倨傲的大男人。“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姑妈偷偷地告诉我。祖父走的时候，我才四岁，记忆不深，他的一切，几乎都源自徐宗兰的描述——他来自不为我所知的胶县古城，来自遥远，来自徐宗兰极力掩饰的蹩脚的婚姻生活。
祖父排行老四，人称四爷。家道如火中天的时候，在胶县古城南，祖父的父亲老太爷挣下了一百间瓦房30亩地，有金条有银元，一水儿的梨木家具。老太爷是独子，读私塾，习武术，考出了秀才，写得一手绝妙小楷，并留下《诫子书》作为世代家训。他略懂德语英语，竟然在德国人登陆以后，做了胶县第一任牧师，后入《胶州史志》。老太爷生养了四个儿子，四个爷，据说都颇有仪表。人称四爷的祖父，读的是教会中学，响当当的小号手，17岁考取了齐鲁大学。可他命运不济，那年，老太爷重病不起，二爷又吸上了大烟，恰逢战乱，家道瞬间衰落，读书这事也成了泡影。
胶县古城经历了晚清和民国的风雨，城墙一片一片地坍塌，衰败、颓废的气息不可遏止地萦绕其上。男未娶女未嫁的时候，祖父是没落人家的四爷，徐宗兰是大户人家的六小姐。他们26岁晚婚，老姑娘病怏怏的，陪嫁却雄厚。老太爷出殡的钱都是徐宗兰回娘家要来的。即便如此，她也没能改了丈夫的爷脾气——祖父暴躁、严肃、不问家务。
从我记事开始，徐宗兰一直都在厨房里忙碌，系着旧衣裳拼凑缝制起来的百纳图一样的围裙。她矮小，精瘦，力气却超乎异常。一只大号的钢精锅，里面装满了粽子和鸡蛋，水线逼近了锅口，被她一个人轻松地从地上搬到灶台上，数个小时之后，又从灶台上搬下来——那恰恰是粽叶、糯米、红枣、豆沙以及鸡蛋的香味蒸腾而出飘满半条街的时候。
祖父走了以后，徐宗兰才真正掌握了家族的话语权。日常打算、三餐内容、年货储备，她说一不二，且不必再看男人的眼色行事。她把每个房间的钥匙拴在一起，挂在腰上，在我童年的认知里，那是一种权利——当她把钥匙捅进黑暗的孔道，精密起伏的金属齿边在内部摩擦、转动、咬合，粗大的锁扣有力地弹开，咔哒，那种声响神秘而无所不能。
老房子西北窗外有块空地，朝向不好，不规整，没人理会。徐宗兰沿围墙种了不计较光照又可以吃的植物，香椿、扁豆、无花果，很快有了起色。早春的头茬香椿芽和鸡蛋一起炒，后面的用粗盐腌了，切成香椿末，拌老豆腐。仲夏的扁豆被切成丝，与青红椒丝、肉丝、香菜一起炒，再做上一大摞烫面单饼，卷着吃。菜要早点炒，不怕凉;饼要早点蒸，也不怕凉——太阳当空燃烧的中午，筋斗的饼卷着微辣的菜，再来一碗红灿金黄的西红柿蛋汤，便是夏日里最简单滋润的家常美食了。至于那棵无花果树，它的青春期与我的青春期叠加在一起，我上初中的时候，它的旁逸斜出已经相当惹眼。秋初结满神仙果实，绿里藏着胭脂红，甜糜的气息覆盖下来，久久不散。
立冬节气一过，徐宗兰开始腌制各种咸菜：雪里蕻、五香萝卜条、豆豉、疙瘩头、辣芥菜。在违章搭建的厨房里，沿墙摆着好几个咸菜缸，粗胖，矮圆，容量却比想象中要大出许多。徐宗兰备料，劳作，等待——那种等待之后的感觉，无异于煅烧陶器出窑的一瞬。
从春天到秋天，再到微凉的风从地平线那端吹起，徐宗兰从不放过大小时令。清明、端午、夏至、中秋……一边说着典故，一边巧手回春。那种时候，我眼里的她，是个女版灶王爷，灶间的一切都臣服，都熨帖，都是她的人生道具。少年蒙昧的我每每从徐宗兰的节令美食中记取了民间故事。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而我，幸福地迷失其中，最好一辈子都出不来。母亲忙于教育工作，是个严苛的职业女性，关于母性的慈爱细密，几乎都是从徐宗兰那里获取的。
徐宗兰老年几乎没有朋友。丈夫、兄妹都走了，楼下的老姊妹和隔壁院子里的老姊妹也走了。她总说：怎么整条莱阳路就剩下我了。幸好她还有两个老熟人，收破烂的中年胖子、磨剪刀的黑老头。徐宗兰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通过口音互认了老乡。收破烂的每周二下午都会固定来一次。徐宗兰会把牙膏皮、旧报纸、散了架的盒子、干燥的桔皮、铜、空酒瓶和罐头瓶……这些生活中抖落下来的皮屑、这些消费之后残余的部分、这些隐匿于家庭各个角落的时光退伍者，聚拢一起，去争取最后的意义，换回卷皱的小额钞票。徐宗兰收起毛票，我得到全部硬币──这让我曾期望所有的金额最好都以硬币兑付。
磨剪子的黑老头半个月来一次。他的吆喝抑扬顿挫，“磨剪子嘞，戗菜刀……”徐宗兰放下手中活计，拿着家把什应声而去。黑老头必定正坐在那里磨着什么，浊重的黄浆顺着磨石边缘流下来。这两个人都是徐宗兰的老乡。谁来，徐宗兰就站在院子中央和谁用家乡话拉呱。九十年代的天空总是晴好透蓝，蓝天下，是错综的晾衣绳织成的生活地图。他们浓浓的胶县腔在晾衣绳上跳动，回旋。
“五步三座桥，还在吗？”她问。
“早就不在了。”他们说。
收破烂的与磨剪子的从来没有碰上，也不认识，答案却完全一致。徐宗兰离开胶县城已经半个世纪了，再也没回去过，娘家那边早就没人了。即便如此，她仍对他们的答案将信将疑。
一块梨花木，团扇的形状，上面嵌了镜面，镜面四周环绕着极细密的雕花，这是徐宗兰的镜子。徐宗兰在世的时候，镜子始终悬挂在五斗橱上方，每个天光放亮的清晨，模糊的镜面用来映出岁月的褶皱。徐宗兰在这面镜子前自语，都是调子，都是唱腔。她说，当年西施以水为镜，在溪边浣纱弄妆，女儿情意流水悠悠;赵飞燕以风为镜，船头俏舞，迷折了君皇的腰。她唱，王昭君以月為镜，手持琵琶，轻吟出塞曲;杨玉环以花为镜，羞煞花容，从此君王不早朝……
忽然有一天，徐宗兰再也不照镜子。“自己都不愿意看自己了。”
徐宗兰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跟我住在一起。我熬夜赶稿的时候，她还能冲泡一碗藕粉端到我面前。先用凉开水把藕粉调匀，再用滚水浇注，满屋子的荷香缭绕。徐宗兰不出所料地扯到了祖父那里——这藕粉不错，有桂花，跟那年你爷爷从杭州带回来的一样好。
“那年是哪年？”
“就是我嫁到王家的第三年。”
属于她的最后一段夏秋交接的日子，天气特别热，知了也唱哑了。那个上午，正在书房里写作的我，听见阳台上一声轰然倒塌，我扑身而去，但见到处都是阳光的高音阶，麦芒一样闪着刺眼的光。徐宗兰倒在一片白茫里，手边是翻了一半的《西游记》。救护车到来之前，我静静地握着她的手。我看见她在太阳下透明起来。她的眉毛都白了，头发如雪，她的皮肤还是那么好，个头更矮了。
徐宗兰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一周后，她真的西行去了。只记得那天的知了叫得特别嘹亮，整齐划一，好像在为徐宗兰壮行。
清明扫墓的日子， 天上有行走的云，有艳丽的风筝断了线，那是天上。而人间的四月天，滨海特有的潮湿在气息中流动，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二十几口人因为血缘相亲聚拢起来，唏嘘，感怀，或哀愁，或喜悦。
每次扫完墓，家族上下都会进入踏青聚餐环节，在阳光下分享祭祀的食物，据说吃了以后便可以得到祖父母的保佑。穿过一树一树的花开，在人间，真好。可徐宗兰为何会活够了呢？她的终极理想就是尽快去另一个世界。
直到我发现了“有限性”这个富有哲理的神学术语，才理解了徐宗兰的急于离去。生命美好，恰恰在于它的有限，有生有死，有始有终，徐宗兰原来活得如此明白。
徐宗兰西行之后，我经常梦见她开锁的声音，咔哒，如此精准而玄妙。一声，一声，一声声。徐宗兰清朗而整洁，是她六十多岁的模样。我不停地问，不记得问了什么。随后便响起了滴水的声音，钻石般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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