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戈尔小说创作看其妇女观的衍变

从泰戈尔小说创作看其妇女观的衍变

甘丽娟

封建婚姻制和种姓制是印度封建主义的两个重要支柱。描写印度妇女的婚姻生活与悲剧命运，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种姓制度成为泰戈尔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在印度，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统治沉重地压迫着人们，而广大妇女更为悲惨。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说过，印度妇女从头到脚都受到束缚。即使在近代，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成年女子不出嫁，无异辱没家门，将被开除种姓无处安身，因而早婚成为一种普遍的陋俗。童婚不仅摧残女童的身心，而且造成了少女尚未到青春妙龄就成了寡妇的怪现象。因而泰戈尔笔下便出现了七岁出嫁、八岁守寡的库苏姆和出阁时还只是个在小练习本上乱划乱涂的女孩子小乌玛。“在历史的现阶段，文明几乎都被男性独占，这文明是权力的文明，在这文明中，妇女被抛到一旁而黯然失色。因此，这文明失去了平衡，它在战争中前进。”泰戈尔通过妇女命运的描写对嫁妆制和寡妇殉葬制等陋习也进行了控诉和批判。通过这些描写，广泛地反映了印度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揭示了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也表现出作者的极大同情。

1903年泰戈尔发表了被称为印度第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小沙子》。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比诺迪妮的爱情与婚姻的不幸以及寡居后的悲惨生活。比诺迪妮早年丧父，被撮合与莫汉德罗结婚，莫汉德罗固执任性，比诺迪妮在尝试了失败的爱情之后被迫嫁给另一个远房亲戚。随随便便的包办婚姻断送了她的青春，婚后不久她成了一个寡妇，这被人贱视的地位决定了她从此就只有靠看别人的幸福来弥补自己生活中的不足了。然而，热情而勇敢的比诺迪妮并不甘心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只要一想到今后的一生将被关在这狭窄的胡同里令人生厌、毫无作为、毫无乐趣的屋子的四壁之内，她整个叛逆的心都要起来反抗这残酷的命运。”可她并没有意识到对一个寡妇来说，这就是悲剧的开始，当她想重新迈向生活的第一步时就跌了一个大跟头：莫汉德罗出于自私目的的行为使比诺迪妮立刻遭到侮辱和围攻，人们容忍不了她违反教规的所谓堕落，决定把她驱逐出村子，比诺迪妮真正成了人们眼中所不容的一粒沙子，这种遭遇迫使她悄悄地对生活和命运作了让步。因此，尽管后来她与比哈里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可是眺望着这片生活的绿洲，作为寡妇的比诺迪妮不得不犹豫了，她终于没敢再迈出自己所生活的荒漠。泰戈尔在小说的最后就给他的主人公安排了离家出走到圣地修行的结局。

离家出走，是比诺迪妮在环境逼迫下所作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看做是她对悲剧命运采取的一种抗争形式。早在十九世纪，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在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就以主人公娜拉的出走显示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早在1893年，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摩诃摩耶》中就出现了娜拉式的主人公摩诃摩耶。出身高贵的她爱上了家世低微的拉吉波，这件事被哥哥发觉后对她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惩罚：哥哥将她带到火葬场，强迫她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婆罗门举行婚礼，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哥哥强迫她维护“节操”焚身殉葬。一场意外的大雨救了摩诃摩耶的命，可是她美丽的面庞却被大火毁坏了。她鼓起勇气满怀希望逃到了情人的家里，然而，情人揭开面纱后的冲动又使她带着一颗失望的心愤而离开。摩诃摩耶的遭遇悲惨到了极点，她的性格也倔强到了极点。她敢于破除清规戒律，自由恋爱，大胆地从火葬场逃到情人家里同他一起生活，公然向封建礼教及其卫道者挑战；她不能忘记脸上的伤痕，不能容忍情人的窥视，表明了她坚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她对封建礼教怀着永不熄灭的仇恨之火。但是，泰戈尔也只是写到了摩诃摩耶的出走，至于出走后的命运如何，那也像娜拉一样只有靠读者自己去思考了。在妇女备受歧视的印度封建社会里，摩诃摩耶能有更好的命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泰戈尔十分明智，没有再继续下去，这样，就使作品的批判力量蕴涵在他的描写与同情之中。可是，成书于十年之后的《小沙子》，泰戈尔虽然也写了命运悲惨的比诺迪妮的离家出走，但是在出走之后作者却为主人公设计了一个结局，那就是为她在宗教中寻找到了一个归宿。

泰戈尔之所以为女主人公的结局做这样的安排，是与他当时生活上的不幸和思想上的矛盾相联系的。写这部小说的前后，泰戈尔在生活上接连遭受不幸：1902年，相伴他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妻子去世；1903年他心爱的女儿，年仅十三岁的莱努迦病逝；四个月后，泰戈尔的好朋友，年轻而有才华的萨迪什·拉易因染上了天花猝然死去；1905年，印度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道德家、泰戈尔尊敬的父亲也亡故了。这一个接一个的生离死别的痛苦不仅使泰戈尔在个人情感上经受了一连串的打击，而且也使他在思想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901年，泰戈尔在他的宗教诗集《奉献》中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思想：人是无力的、渺小的，神则是力量的源泉，光明的象征，人同神在一起就没有恐怖，没有忧愁，因而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慰藉之中。后来，在1910年写的著名诗集《吉檀迦利》中，这种思想又有了发展，如“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再如“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子的每个角落里找她；我找不到她。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而在该诗集的最后一节诗中，泰戈尔这样写道：“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这种情绪几乎支配了泰戈尔这个阶段的思想与创作，他关注妇女的命运问题和她们的爱情悲剧，他疾呼妇女的解放，但又宣扬妇女对丈夫的忠诚与崇拜，不承认男女平等，所以，在《小沙子》中，泰戈尔就为他的女主人公在“希望与失望”“死与不死”之间寻找到了最后的归宿，那就是到超凡脱俗的宗教世界中去同神在一起。

然而，细想一下，这个结局对小沙子来说是否就是最好的归宿？比诺迪妮果真能在这个清静无为的世界里摆脱掉尘世带给她的所有烦恼吗？从小说对比诺迪妮性格的描写来看，只可看成是已经无家可归的她暂时逃避现实的一个最好方式，却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随着生活视野的扩大，对社会本质认识的加深，泰戈尔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有所发展的。同样是描写妇女离家出走的主题，泰戈尔在191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信》中则通过主人公麦里纳拉的形象的塑造使其得到了深化。在泰戈尔描写妇女生活的全部作品中，麦里纳拉是一位最清醒、最彻底的叛逆女性的形象。麦里纳拉出生在孟加拉偏僻的农村，后来凭着自己美丽的容貌嫁到加尔各答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表面上生活似乎十分美满，但是她的内心却非常痛苦。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智慧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灾难，而麦里纳拉却偏偏拥有智慧，这就使得她在家中四处碰壁；同时还因为她热情、倔强，所以不满于那种平庸琐碎的家庭环境。她唯一的女友宾杜的悲惨遭遇使她认识到原来自己一直被幽禁在习俗的黑幕里，宾杜被迫自杀鼓起了她彻底撕毁这层挡住自己黑幕的勇气。

宾杜是麦里纳拉长嫂的妹妹，因孤苦无依受人欺凌投奔到姐姐家。宾杜本来就是不受这个家庭欢迎的人，她又长得十分丑陋，更不惹人喜欢。“要是她跌了一跤，人们不会关心她是否把头碰坏了，而只是为地板担忧”。寄身这个家庭之后，宾杜便被当做最卑贱的女仆驱使，这个谁也不要的女子连废弃的物品也不如，特别是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她的厌恶也越来越深了。为了摆脱宾杜，他们以欺骗的手段把宾杜嫁给了一个疯子。宾杜出逃过几次，都被丈夫家抓回，最后她用自己的衣服烧死了自己，然而，就是这种死，还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她没有选择一种能博得男人们赞赏的死法。宾杜的不幸在麦里纳拉的生活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开始痛苦的思考：“为什么最卑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最为深重？为什么那个巷子里围着围墙的那所小房子是那么可怕？”原来因为它是用“吃人的礼教设立起来的”，“这种坑害人的陷阱”不应该永存。于是，麦里纳拉终于“挥舞着所向披靡的生活旗帜”，打破家庭的幽禁，走到光明的世界，维护她做人的尊严。尽管她看到她走出家庭后没有地方可以维护她的尊严，但是她却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不以自杀寻死作为解脱，而是力求挣脱掉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正如她在信的结尾所说的“我要活下去！我已经活过来了！”

从以上我们对泰戈尔三部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来看，在《摩诃摩耶》中，泰戈尔写出了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写到了她的出走；在《小沙子》中，作者试图为比诺迪妮在出走后寻找一个归宿，把皈依宗教作为小沙子的最后结局；而在《一个女人的信》中，泰戈尔就摆脱了小沙子那种带有消极因素的出走，大胆的刻画了勇敢向封建礼教宣战，要求有自己独立人格的麦里纳拉的形象。如果说，摩诃摩耶的出走完全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本能反抗，比诺迪妮的出走是她对不合理现实的消极抗争，那么，麦里纳拉的出走则是印度妇女寻求人格独立，争取社会地位的标志，她是一个带有自觉色彩的反抗者。摩诃摩耶带着一腔沉默的怒火出走了，今后命运如何，恐怕是她没有考虑过的；比诺迪妮带着深深的失望和烦恼出走了，她压抑自己的欲望给自己后半辈子安排了清心寡欲、无所作为的生活；而麦里纳拉则是在撕破幽禁自己的封建习俗的黑幕后从家庭中出走的，她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取得人格独立，获得真正的幸福，只有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向邪恶势力妥协，勇敢地生活下去。在小说里，泰戈尔虽然没有继续描写出走后的麦里纳拉的生活，但是读者从那富有启示的结尾中分明感觉到，泰戈尔似乎已经提出了问题，那就是：妇女只有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改革社会，摆脱束缚妇女封建枷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印度近代社会的不合理性以及印度妇女的苦难命运与各种形式的抗争，也可以看出泰戈尔妇女观的变化与发展方向。泰戈尔在1916年访问美国时的演讲中曾这样指出：“男性要是把整个世界占为己有，几乎不给妇女留下任何空间。这不仅是对妇女的伤害，而且是对妇女的侮辱。”“正是由于妇女被侮辱过，由于她们曾生活在一种黑暗中，生活在男人的背后，因此我认为，她们应在即将来临的文明中得到赔偿。”所以，泰戈尔充满信心地预言道：“在未来的文明中，妇女将占有她们的地位，男人必须为之让路。”这是泰戈尔基于社会的发展和对现实的认识而探寻到的一条真理，也是泰戈尔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通过对妇女生活的观察和对妇女形象的不断塑造与开掘而作出的艺术总结。

原载《语文函授》1991年第5期（总第62期）

甘丽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