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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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远

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上少数几个一流的大文豪之一，也是近百年来少数几个在中国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早在1923年，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就在题为《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十四卷九号）的文章中写道：“泰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回答说泰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很可惊的状况。一个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这段话不免有些夸张，但还是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泰戈尔在我国的影响之大。徐志摩讲的是1923年前后的状况，而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我国泰戈尔的译介不但没有沉寂，而是高潮迭起，规模更大；对泰戈尔的研究不但没有停顿，而是逐渐深化，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东方文学、中文学关系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现象。

纵观我国近百年来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史，明显可以看出有过三次高潮时期。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第一次高潮时期，50年代是第二次高潮时期，80~90年代是第三次高潮时期。以三次高潮为标志，我们可以分三个时期对泰戈尔的译介与研究的历史加以梳理和总结。

一、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译介的第一次高潮

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十卷四号上发表《泰戈尔之人生观》一文，介绍泰戈尔的思想。此外，在获奖后的头二年，中国文坛基本上没有多少反应。到了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以五言绝句的形式选译了泰戈尔获奖的英文散文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陈独秀将《吉檀迦利》译为《赞歌》。他在注解中介绍了《赞歌》的原意，并对泰戈尔做了简单的介绍：“R.tagore （泰戈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思想，Gitanjali乃歌颂梵天之作。”如他选择的第四首诗是这样的：

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清流径寒碛，而不迷中道。行解趣永旷，心径资灵诏。摩临自在天，使我常皎皎。

这是我国翻译的泰戈尔的第一首诗。1917年，《妇女杂志》第三卷第六至九期上连载了天风、无我翻译的泰戈尔的三篇短篇小说，即《雏恋》《卖果者言》《盲妇》。1918年，《新青年》杂志在第五卷二至三期上刊载了诗人刘半农用白话翻译的《新月集》中的《同情》《海滨》二首。那三四年间的泰戈尔作品翻译情况，大致如此。

泰戈尔译介高潮的到来是五四时期，从1920年，一直持续到1925年。在这大约五六年的时间里，若干有影响的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少年中国》《学灯》《觉悟》《佛化青年》等，都积极刊载泰戈尔的作品译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商也积极出版泰戈尔的作品译本。在那几年中，泰戈尔的许多重要的诗歌集都有翻译，而且有的作品出了好几种译本或译文。如《吉檀迦利》《采果集》《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游思集》等；许多剧本也有了译本，如《齐德拉》《邮局》《春之循环》《隐士》《牺牲》《国王与皇后》《马丽尼》等；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沉船》以及《泰戈尔短篇小说集》等也有了翻译。这时期主要的泰戈尔译介者除郑振铎外，重要的还有李金发译《吉檀迦利》《采果集》，王独清译《新月集》，沈雁冰译《歧路》，赵景深译《采果集》，叶绍钧、沈泽民、刘大白、黄仲苏、徐培德译《园丁集》，瞿世英译《春之循环》《齐德拉》，黄钟苏、高滋译《牺牲》《马丽尼》，江绍原译《邮局》，梁宗岱译《隐士》等。此外还有许地山、邓演存、钱江春翻译的若干短篇小说，徐曦、林笃信合译的长篇小说《沉船》，景梅九与张墨池合译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和论著《人格》，顾均正翻译《我的回忆》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泰戈尔翻译以英文散文诗为主，兼及剧本、小说、论著与各类散文著作。

在泰戈尔的翻译者中，译介较早、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郑振铎（西谛）。正如当代印度文学及泰戈尔研究专家石真所说：“可以说中国最早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是西谛先生。”（《泰戈尔诗选·前言》）大约在1919年年初，他由许地山的介绍而开始阅读泰戈尔英文版散文诗集《新月集》，从此对泰戈尔的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0年，郑振铎将他选译出的《吉檀迦利》第22首发表于《人道》杂志第一期。1921年《小说月报》改革后，他在该杂志以及《文学旬刊》等刊物上，连续不断地发表泰戈尔诗歌的译文。他发表的译文大都选自泰戈尔的几部英文散文诗《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园丁集》《爱者之饴》《歧路》等。1922和1923年，郑振铎在选译的基础上，分别出版了《飞鸟集》和《新月集》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两部诗集的最早的中文译本单行本。郑振铎的译文用清新流丽的现代汉语译出，细腻、准确，一丝不苟，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情绪和境界，成为泰戈尔文学作品汉译本中的精品。

在翻译泰戈尔作品的同时，郑振铎还积极推进、身体力行地进行泰戈尔的评论与研究。他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就在会内发起组织了一个“泰戈尔研究会”。据说，专门研究一个作家的学会，在中国这还是第一个（见郑振铎1921年4月17日致瞿世英的信），使文学研究会成为当时我国泰戈尔译介的重镇。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人物，如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沈雁冰、张闻天、沈泽民、谢冰心等，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同时，郑振铎利用文学研究会的核心刊物《小说月报》，作为译介泰戈尔的阵地。1922年到1924年，为了迎接泰戈尔访华，《小说月报》连续几次集中刊发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的翻译和有关的研究评论文章。郑振铎在1922年出刊的第十三卷二号上，最早发表介绍泰戈尔生平创作概况的《泰戈尔传》和评介泰戈尔文艺思想的《泰戈尔的艺术观》，同时刊发了张闻天的《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泰戈尔的妇女观》《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三篇文章及瞿世英的《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等。在1924年出刊的第十四卷九号上，推出了一个内容更丰富的泰戈尔专号。专号中有郑振铎的《欢迎泰戈尔》《泰戈尔传》和《吉檀迦利选译》，有徐志摩的文章《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有王统照写的《泰戈尔的思想与诗歌的表象》，还有其他几篇有关的作品译文、研究与介绍文章。该专号在文化、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的“泰戈尔热”的形成。郑振铎的《欢迎泰戈尔》置于专号之首。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对泰戈尔的热爱与崇拜。他写道：“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传教者应该怎样地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他现在是来了，是捧了这满握的美丽的赠品来了！他将把他的诗的灵的乐园带来给我们，他将使我们在黑漆漆的室中，得见一线的光明，得见世界与人生的真相，他将为我们宣传和平的福音。”另外，专号中郑振铎的《泰戈尔传》（未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泰戈尔的传记著作，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长期以来，这本书一直是我国读者系统了解泰戈尔生平与创作情况的入门书。

除郑振铎外，王统照也是泰戈尔的热烈的崇拜者。泰戈尔来华后，王统照与泰戈尔交往密切，在许多场合中亲自担任泰戈尔演讲或讲话的翻译，在泰戈尔评论与研究上也颇有成绩。他著有《泰戈尔的人格观》《泰戈尔的思想与诗歌的表象》等研究泰戈尔的专文。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阐述了泰戈尔的思想与印度传统思想的关系。他认为印度宗教哲学的真谛是“爱”，“泰戈尔却不仅是印度正统之宗教的实行者，并且是‘爱’的哲学的创导者，‘爱’的伟大的讴歌者”。他认为如果找一个字来概括泰戈尔的思想与创作的话，那就是一个“爱”字。“现在我们企望的‘爱’的光，已由泰戈尔从他那森林之印度，自己带到死气沉沉的我们地方中来了。……须知这次他到我们这个扰乱冷酷的国度来，是带有什么使命，我们应该怎样用清白的热诚去承领他的‘爱’的光的来临呀！”

另一个泰戈尔的热烈的崇拜者是徐志摩。他也是最积极地筹备、欢迎和接待泰戈尔来访的人。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他称泰戈尔是“最纯粹的人；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他写道：“我们所以加倍地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不久，徐志摩又在1924年5月19日的《晨报副镌》上发表《泰戈尔》一文，这是一篇演讲稿。他驳斥了国内有人对泰戈尔“不合时宜”“顽固”“守旧”的指责，并更加热烈地赞美泰戈尔道：“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起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起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与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使我们想起奥林匹克山顶上的大神。”

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是当时文学界乃至文学青年的泰戈尔崇拜者的代表。他们是带着一种虔敬，来翻译、评论和研究泰戈尔的。他们用诗一样的充满感情的语言来介绍泰戈尔、赞美泰戈尔，在赞美中难免溢美之词，有失冷静与客观，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四时期“青年文化”的热烈、奔放、慕外求新的时代特征。而且，他们都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泰戈尔、接受泰戈尔的，在创作思想上受到了泰戈尔“爱”的哲学的影响，在诗歌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所谓“小诗”方面也颇得泰戈尔的温馨、宁静与沉思冥想的风韵。可以说，泰戈尔的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及由此决定的艺术风格，是五四人道主义新文学的重要外来影响源之一。

当然，那时对于泰戈尔也并不全是赞美声。对于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有人提出质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的观点。他在《泰戈尔批评》（载《时事新报》文学副刊1923年12月3日）中认为，“泰戈尔的文艺的最大缺憾是没有把握到现实”。《吉檀迦利》等诗集，只有祈祷词、概念而缺乏情感。“这里头确乎没有诗，谁能把这些格言看懂了，他所得的不过是猜中了灯谜的胜利的欢乐，绝非审美的愉快”。他还认为泰戈尔的诗“是没有形式的”，“不但没有形式，而且可说是没有廓线。因为这样，所以单调成了它的特性”。他的结论是：“泰戈尔的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论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这些看法虽只是一家之言，但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击中了泰戈尔诗的某些要害。还有更多的人对泰戈尔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关于“东方文明”的看法，提出异议和反驳。泰戈尔在许多文章、特别是来华的多次演讲中，反复强调这样一种观点：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包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在当今的时代，西方世界为追逐国家利益而造成了人的隔膜，为追逐物质利益而穷兵黩武，相互杀戮；个人也成为物质的奴隶，道德沦丧，心灵空虚，这表明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而只有重伦理道德、重精神充实与心灵和谐、提倡“爱”的东方文明，才能矫正西方文明的弊病，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的调和才是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显而易见，泰戈尔的这种观点，是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主流——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相对立的，因此遭到了不少的批判和批评。瞿秋白、恽代英、陈独秀、沈雁冰、沈泽民、吴稚晖、郭沫若等，均发表了批评泰戈尔的文章。如陈独秀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载《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一文中指出：泰戈尔“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认为泰戈尔提倡的东方文化实际上是“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之类的妨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瞿秋白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六十一期）中，认为泰戈尔反对的只是抽象的“国家”的概念，他并没有反对国家的统治者——资产阶级；认为“无所谓东方，无所谓西方——所以更无所谓调和”。沈泽民在《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中认为，泰戈尔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泰戈尔在印度，已是一个顽固派了。我们用这个字，当然不是说泰戈尔就是中国的辜鸿铭或康有为，但至少他是个梁启超或张君劢”；“泰戈尔的思想是闲暇的有产阶级的思想，是守旧的国粹派的思想，是神的思想不是人的思想”。沈雁冰在《对于泰戈尔的希望》《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分别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14日、5月16日）中，表示“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的泰戈尔”，并表示反对泰戈尔“标榜空名的东方文化而仇视‘西方文化’的态度”。此前曾受到泰戈尔很大影响的郭沫若，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后，也对泰戈尔的思想发生了怀疑。他指出：“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载《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14日）这些围绕泰戈尔来华及对泰戈尔思想的论争，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化、文学界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争的主要内容，也表明泰戈尔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二、20世纪50年代：译介的第二次高潮

1924年泰戈尔访华回国约一年后，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的译介暂告一段落。20年代下半期一直到整个四十年代，对泰戈尔的译介不多。40年泰戈尔去世后到1945年，曾有少量文章和少量翻译，如张炳星和施蛰存译《吉檀迦利》。金克木译回忆录《我的童年》等。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与我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整个50年代，是中印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这种两国友好关系的大环境，是促进50年代对泰戈尔译介高潮到来的有利条件。50年代中期，我国有关部门就决定在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时予以隆重纪念，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出版随之繁荣起来。

在对泰戈尔的小说翻译方面，1957年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黄雨石翻译的《沉船》和黄星圻翻译的《戈拉》，均根据英文版译出。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印度的社会现实问题为题材的。特别是《戈拉》，反映的是印度近代的宗教与社会改革问题，译本出版后影响很大，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文学史教科书认为《戈拉》是现实主义作品、是泰戈尔的代表作，并予以高度评价。在泰戈尔戏剧方面，翻译出版的动作最大。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石真根据孟加拉文翻译的《摩克多培拉》。1958～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文版译出的四卷本《泰戈尔剧作集》，第一卷收瞿菊农译《春之循环》，第二卷收冯金辛译《邮局》、《红夹竹桃》，第三卷收林天斗译《牺牲》《修道者》和《国王与王后》，第四卷收谢冰心译《齐德拉》和《暗室之王》。在这些剧本中，《红夹竹桃》和《暗室之王》是新译，其余六个剧本是旧译的修订。这套书直到现在仍然是唯一的一套泰戈尔剧作的中文版选集。

在诗歌翻译方面，泰戈尔几部最重要的散文诗集《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吉檀迦利》《游思集》等，都出版了新的版本或新的译本。新译本有吴岩译《园丁集》、汤永宽译《游思集》（均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等。有些1920年代的旧译被整理并重新出版，如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曾在1922年出版，1956年重新出版时，又补译了原来未译的六十九首；《新月集》曾在1923年出版，1954年重新出版时又补译了原来未译的九首，均成为原作的全译本，同时对旧译做了加工润色。后来冰心在评价这两个译本时说：“西谛先生自己是诗人，也是散文作家，他的《海燕》和《山中杂记》，文字清新细腻，对写景、抒情都有独到的地方。以一个诗人与散文家来译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他的译文也确实做到如作家许地山希望于他的：‘新妍流露’，如原作秋空霁月一般的澄明。”的确，郑振铎的这两种译本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再版，成为被读者完全认同的难以超越的权威译本。关于《吉檀迦利》，新中国成立前，曾出版过两种全译本，即张炳星译《泰戈尔献诗集》（“吉檀迦利”原意为“献诗”），1945年8月由重庆中国日报社出版；施蛰存译《吉檀迦利》， 1948年由福建永安正音出版社出版。前者只有重庆图书馆还有收藏，后者只有存目，已难查找。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泰戈尔这个最有代表性的散文诗集，就是非常必要的了。1955年，谢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包括103首诗的全译本，由冰心根据英文版本翻译，又由泰戈尔翻译与研究专家石真根据孟加拉文版本校阅。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译作。正如冰心认为郑振铎是翻译泰戈尔作品最合适的人选，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她，其实也是翻译《吉檀迦利》的最合适的人选。而且冰心在1920年代就是泰戈尔崇拜者，她也曾自述当初写诗是受郑振铎译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她的《吉檀迦利》译文清新、自然、流畅、温馨、轻盈、飘逸，读者简直分不清是泰戈尔的诗如冰心所译，还是冰心的译文就是泰戈尔。如《吉檀迦利》最后一首（第103首）译文：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1961年是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泰戈尔的百年诞辰，经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数年的策划和准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泰戈尔作品集》十卷，共一百四十三万字。整部作品集在印装上全部为精装，分为纸面精装和布面精装两种。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为一位外国作家出版十卷本的精装版文集，是异乎寻常的。它表明了我国政府及文化出版部门对中印两国关系、对泰戈尔的重视。《泰戈尔文集》是泰戈尔作品翻译的集大成。此前已出版的大部分译文，都被收进了文集。少数是新译，分别译自英文、孟加拉文和俄文。其中，第一、二卷是诗歌，收石真、冰心、郑振铎译《故事诗》《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和20~30年代的其他诗歌；第三、四、五卷是俞大缜、唐季雍、石真译中、短篇小说，共三十二篇；第六、七卷分别是陈珍广译长篇小说《小沙子》和黄雨石译《沉船》；第八、九卷是黄星圻译长篇小说《戈拉》；第十卷是谢冰心、冯金辛等译的五个剧本。《泰戈尔作品集》所收作品虽然只有泰戈尔全部作品的约七分之一，但所收作品都有代表性。应该说，这是一套有特色的泰戈尔的作品精选集。后来数次重印，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泰戈尔的评论、回忆与研究文章（包括译本序）共有二十多篇。主要有梅兰芳的《忆泰戈尔》（《人民文学》1961年第五期），石真的《〈戈拉〉前言》《〈摩克多塔拉〉译后记》《泰戈尔的歌曲》（《新观察》1955年第十三期）、《泰戈尔和他的〈两亩地〉》（《语文学习》1957年第九期），黄雨石的《〈沉船〉译后记》《印度诗人泰戈尔》（《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十期），季羡林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光明日报》1961年5月15日），辛未艾的《纪念泰戈尔有感》（《文汇报》1961年5月7日）等。50年代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在泰戈尔评论与研究中也体现出来。对于泰戈尔宗教神秘主义的、有神论的倾向不无避讳，而对他的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则予以特别的重视。例如，泰戈尔的故事诗《两亩地》，描写的是王爷强行霸占农民巫宾的两亩地的故事，表现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民的抗争。这首诗歌在50年代的我国受到高度的评价和重视，还被编进了当时的中学课本。由泰戈尔《两亩地》改编的印度同名故事片，也在我国广泛放映。

三、20世纪80～90年代：译介的第三次高潮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中印关系的恶化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泰戈尔的译介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出现繁荣。1981年，全国性的“泰戈尔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泰戈尔译介也随之进入了第三次高潮。

20世纪80~90年代的泰戈尔的翻译，其基本特点是版本众多、印数巨大、普及面广。二十多年中，共出版各种各样的泰戈尔作品译本七十多种，占此时期中国的印度文学翻译出版总量约三分之一。这其中，有一部分在选题、翻译、编辑、出版诸方面是“原创性”的著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对已有译文进行“炒作”和另包装的版本，如各种名目的《诗选》《小说选》《文集》《全编》等等。有些书在编选中有许多重复，并有不规范的甚至不合版权规则的情况。但它们是在读者市场的要求下出现的，对泰戈尔作品的普及不无益处，也体现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图书翻译出版市场化的某些侧面。

首先，在诗歌翻译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旧译不断再版。如郑振铎译《新月集》《飞鸟集》，冰心译《吉檀迦利》《园丁集》，吴岩译《园丁集》，汤永宽译《游思集》等。同时，新的译本也不断涌现。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诗集、散文集丛书，从八九十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十几种集子。其中，吴岩译《流萤集》《情人的礼物》《鸿鹄集》《茅庐集》，都是首译本。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苑译林》大型丛书，除收有郑振铎的《新月集》《飞鸟集》和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外，还有石真翻译的《采果集·受者之贻·渡口》三部英文诗集的合集。这一时期重要的泰戈尔诗歌的译者有吴岩、白开元等。吴岩作为老翻译家，早在1956年就出版了《园丁集》译本，这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园丁集》译本，在读者中影响较大。吴岩翻译的泰戈尔诗集主要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他集中翻译了泰戈尔的英文诗集，如《园丁集》《吉檀迦利：献诗集》《流萤集》《情人的礼物》《鸿鹄集》《茅庐集》和将上述几种诗集编在一起的《泰戈尔抒情诗选》等。白开元在60年代中期曾赴达卡学习孟加拉语，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可从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直接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人之一。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寂园心曲——泰戈尔诗歌三百首》。这是从泰戈尔的五十多部诗集及散篇中精选出的、直接从孟加拉语译出的本子。白开元的译文特别注重韵律。他在“译后记”中指出：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写的绝大部分诗是有韵律的，只不过我国的有关译本大都从英文转译，由于英译本是散文体的，所以译成中文时自然就成了散文诗。他认为：“泰戈尔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最主要的功绩是使孟加拉格律得到空前的发展。”他的译诗特别注意用现代汉语来体现原诗的韵律，如《印度的主宰》（印度国歌）的最后一段译诗：

夜尽天明，东方的额际升起太阳，

百鸟歌唱，纯洁的晨风倾斟出新生的甘浆。

你以朝霞的爱抚，

唤醒昏睡的印度。

它在你足前俯身膜拜。胜利属于统辖众王的印度命运的主宰。

啊，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白开元的泰戈尔译诗还有《泰戈尔爱情诗选》（漓江出版社1990）、《泰戈尔儿童诗选》和《泰戈尔哲理诗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991）、《泰戈尔散文精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等。

在小说翻译方面，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若干种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选集，大多数是以前旧译的重编，选目最新、影响最大的是1983年出版的《饥饿的石头》。这是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之一种。该书收译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四十一篇，四十多万字，是80年代到90年代翻译出版的篇幅最大的泰戈尔短篇小说选集。全部篇目均为新译，三分之一以上为首次译出。译者有倪培耕、黄志坤、董友忱、陈宗荣。译文分别译自孟加拉语和印地语版本。该译本第一版便有八万多册的印数，后又数次重印，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倪培耕写的长篇译本前言《泰戈尔和他的短篇小说》，较详细地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短篇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特色，是此时期出现的评价和研究泰戈尔短篇小说分量较重的文章。在长篇小说方面，新出的版本有广燕译的《最后的诗篇》（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邵洵美译的《家庭与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董友忱译的《家庭与世界》（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董友忱译的《王后市场》、白开元译的《沉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等。

对于泰戈尔的学术理论方面的著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若干翻译。这方面的翻译选题都集中于泰戈尔的各种演讲稿。这大概是因为这些演讲能够集中体现泰戈尔哲学、宗教、美学、政治、文学思想，而又有一定可读性。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了谭仁侠翻译的《民族主义》。这是泰戈尔1916年访问日本和美国时的演讲稿，集中体现了泰戈尔国际关系方面的思想主张。1925年我国曾出版过根据法文版译出的文言文译本《国家主义》。谭仁侠的新版本是根据英文版译出的。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宫静翻译的《人生的亲证》，是泰戈尔1912年访问美国时的演讲集，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哲学思想。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曾有该演讲集的多篇选译，1926年上海泰东书局曾出版过钱家骧、王靖翻译的单行本，书名为《人生之实现》。新译本的书名改译为“人生的亲证”，很好地传达出了泰戈尔宗教哲学中注重体验的神秘主义特征。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康绍邦翻译的《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这是泰戈尔在中国、孟加拉国、美国的演讲集，收《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艺术是什么》《人格的世界》《论再生》《我的学校》《论沉思》《论妇女》等七篇，其中的大部分篇目20年代曾有汉译，但多为文言文，且错误较多。康绍邦译本根据英文重新翻译，并总汇为一集。在文学理论方面，倪培耕等人编译的《泰戈尔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填补了泰戈尔译介中的一个空白。这个译本大部分选自泰戈尔前期著作《美与文学》和后期著作《文学的道理》两书及其他散篇，共有文章47篇，计33万字，涉及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主张与作家作品的评论等各个方面，为我国读者了解、研究泰戈尔的文艺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在泰戈尔的评论与研究方面，从1980年到1999年二十年间，各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有140多篇。这些文章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综合研究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创作的。重要的文章有季羡林的《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金克木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倪培耕的《泰戈尔美学思想管见》（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等；二是对泰戈尔的具体作品的赏析与评论、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文章。其中被赏析和评论最多的作品是《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沉船》《戈拉》《喀布尔人》《摩诃摩耶》等。这类文章数量不少，但高水平、属“研究”层面的力作较少；三是研究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文章。这属于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也是中国学者容易出创意的研究领域。代表性的论文有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一期），柳鸿的《泰戈尔与中国新诗》（载《当代外国文学》1984年第四期），张锡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载《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何乃英的《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载《暨南学报》1998年第一期）等。此外，各出版社还出版了有关泰戈尔的传记、研究与评述方面的著作和译著多种，其中有季羡林翻译的印度黛维夫人的泰戈尔传记《家庭中的泰戈尔》（漓江出版社1985）、董红钧翻译的印度学者圣笈多的《泰戈尔评传》、倪培耕翻译的印度学者克里巴拉尼的《泰戈尔传》（漓江出版社1984）、张光璘编著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蓝天出版社1993）、何乃英编著的《泰戈尔传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等。

总体来看，泰戈尔在中国的译介、评论与研究，近百年来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反映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的十分重要的侧面。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泰戈尔译介的三次高潮，也反映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20年代由多元价值观与学术上的自由争鸣而出现的强烈的学术与评论个性；50年代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性、统一性与目的性；80~90年代翻译作品、评论与研究文章空前增多，呈现出系统化、市场化、大众化的特征，但评论与研究却相对缺乏五四时期那样鲜明的学术个性。通过近百年来三个时期的集中的译介，泰戈尔其人、其作品，已与中国读者、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20世纪刚刚结束的时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三人主编的共计二十四卷、近一千万字的《泰戈尔全集》。《泰戈尔全集》收编了已出版的泰戈尔作品的大部分，并从孟加拉文、印地文新译了许多作品。其中，第一至八卷为诗歌，第九至十卷为短篇小说，第十一至十五卷为中、长篇小说，第十六至十八卷为戏剧，第二十至二十四卷为散文。主要译者除三位主编外，还有黄志坤、董友忱、唐仁虎、殷洪元等。虽然一千万字的篇幅表明《泰戈尔全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搜罗完备的“全集”（如《民族主义》一书即未见收入），但无论如何它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中文版的泰戈尔作品集。该《泰戈尔全集》出版后，我国的泰戈尔的翻译将进入总结期，而泰戈尔的评论与研究，也将拥有更加完整全面、更加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可以预期，泰戈尔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现象，也将成为今后学术研究中被进一步重视的课题。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