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利害论》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凡衷情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干、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韬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 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 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 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国,使其奔走不息。灵活运用利害关系,积极改变利害关系,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殚思竭虑、想方设法的攻关课题。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 (今河南中牟东)。曹军兵力相对薄弱,士卒疲惫,后方暴露,根基不稳,在袁绍大军压境面前,处境困难,准备退兵。荀彧等谋士在关键时刻,指陈祸福,力主对抗,建议出奇制胜,转患为利。曹操采纳智囊们的见解,加强正面防守,乘隙而进,火烧乌巢屯粮,打乱袁军阵脚,使其军心动摇。然后曹操乘势而动,发起全线反击,击败袁军。此外,杜袭劝阻曹操征讨许攸,认为曹操击许攸是“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动,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三国志·杜袭传》),使曹操回心转意,采用以德报怨之策,厚抚许攸,化害为利。公元278年,北方发生水灾,杜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三国韬略家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也充分表现在与天、与大自然搏斗中。

认识利害,运用利害,逆转利害,是三国韬略实践的三个层次,也是三国韬略理论上的三种努力,三国时代的个人与集团、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大对抗政权的兴衰盛败,无一不与韬略实践的三大层次息息相关,无一不与韬略理论的三大努力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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