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人物简历简介,骆宾基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
十月革命爆发的同一年，元宵节过后第六天，骆宾基出生在东北边陲的吉林省珲春县城一个中等商人的家庭里。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他的父亲张成俭(一名张青山)和母亲张金氏，都生于山东胶州湾平度县的贫苦农家。光绪年间，20岁的张成俭应招到关外修中东铁路，从此加入了“闯关东”的行列。起初，他好象运气还不错：在海参威开赌场、开杂货铺，讲得一口流利的俄国话，是当地的二等绅士。年近四十，他回平度娶了外村一个俊俏而又精明的姑娘做二房。这个烈性好强的新娘日后就是骆宾基的生母。
为了迁就年轻的妻子，张成俭终于在临近日、朝、俄国境的珲春定居下来开茶庄并兼营汇兑，算得上县城里的头面人物。骆宾基开始记事的时候，苏联远东一带白匪溃散，卢布贬值，张成俭信息不灵，误收进大笔“羌贴”，同时又受了一个同乡的管账先生的坑骗，因而破了产，从此一蹶不振。他思乡心切，妻子却宁肯老死他乡不愿和丈夫的原配朝夕相处，这样，家计只能靠妻子出面经管早两年领下的那三千余亩“占荒地”勉强维持。金氏何尝不思念渤海南岸的故园呢?无奈，有家难返。她立志在那冰天雪地的关东拚力挣扎，把子女抚养成人。母亲的倔强和郁郁寡欢，在骆宾基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本世纪初年，日本变朝鲜为殖民地后，不断在中朝边境挑起争端，制造“间岛问题”，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施加压力以不断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权益。那时的珲春就设有日本领事馆，日本人怂恿上层朝鲜人挑拨当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当时的珲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殊的人口构成，那里的居民(半数以上来自朝鲜、苏联、 日本或中国的山东半岛)之间，既有一种差别感，甚至是戒备心理，又有一种“移民户”间共同存在的对富裕的追求和对乡土的思念。骆宾基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和社会气氛中度过的。
金氏十分关切儿子的前程，坚持让他按部就班地上学;张成俭则主张让孩子跟塾师读古文，为的日后经商。在父母的两种意见下，骆宾基先上小学，再退学进私塾，十三岁又插入高小一年级。这时，珲春县立高小聘来几位刚从北平香山慈幼院毕业的新教员，他们为这边远的角落带来了一股醉人的“五四”新风。于是，出现了学生自治会、小型图书馆、时事报告会。“双十节”挂起标语：“要革命，不要做官!”晚会上演出了话剧《娜拉出走以后》。新教员反对体罚，主张诱导、感化，课后跟学生一同打球、唱歌，星期天带领学生去郊外写生……就在这时，一位叫白全泰的新来的语文教员兼班主任进入了骆宾基的视野，也就在这时，他开始接受“五四”、“五卅”、“共产党”、“宁汉分家”等新的概念。
次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消息传来的当天，白全泰给学生讲了都德《最后的一课》。教室里不少人在低声啜泣。课间，一个朝鲜族同学在黑板上写： “这回你们跟我们一样了!”
“从现在起果真要做亡国奴了! ?”
骆宾基那颗少年的心在隐隐地流血……
学校停了课。平日接近白全泰的学生常在县民众教育馆碰头，新从北平回来的学生也常聚在那里。大家抢着看《申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思索着该怎么办。白全泰和别的一些人纷纷参加了抗日救国军，骆宾基也报了名，却被父母拦住了。街面上人心浮动，张成俭最担心一旦交通隔断， “占荒地”收成运不进城，一家几口无以度日，于是决定先搬到黑顶子山去躲一躲。骆宾基只得跟家里人一起坐朝鲜牛车过了大盘岭到九道泡子。那里接近苏联国境，荒山野岭常有豹群出没。他们住在佃户的窝棚里，忙时一同下地。那一春一夏，骆宾基体验到稼穑的艰辛，与朝鲜穷孩子产生了亲密的感情。秋后，学校复课。在母亲极力主张下，骆宾基一个人返回珲春继续读高小。此时，白全泰等一批师生已离校参加抗日救国军。骆宾基决定毕业之后也走这条路;但不久，城外一支救国军被头领带着接受了日本人的改编，他炽热的胸膛活象被浇了一瓢冷水。
张成俭执意不肯让孩子留在关外念日本书，主张要上学也得回山东去上。妻子只得依从。1933年春，骆宾基辞别父母，随一位名叫孙梅魁的乡亲——曾在救国军中当过“郎中”的，一同跨海，直到在烟台上了岸，孙梅魁才敢说出他的来历。骆宾基一个人回到父母所思念的老家——平度县廉家村。老家给他留下的头一个印象是极度的贫穷。农民们早被那名目繁多的捐税榨干了。父亲原指望原配妻子从他留下的八亩地的进项中拿出百儿八十块大洋，让这无论怎么说也是张家后代的孩子进省城赶考，不料，骆宾基遇见的面孔冷若冰霜，他只好寄居在一个叔伯哥哥家里，边务农边温课，每天以地瓜叶裹豆面蒸成的“饼馏”充饥，直到秋后，接到珲春汇款才动身去济南。他考取了私立正谊中学黄台分校。初一第一学期尚未读完，就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幸而得到几位同学的捐助，他才立即动身，奔青岛，乘海船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经庆源府入珲春，可这时，因负债而长年积忧的父亲已溘然长逝了。张成俭生前思归心切，却死在异乡，金氏感到内疚，她以一种少有的魄力和激情，变卖家当，还清债务，冲破重重阻障，带着三个孩子将丈夫棺柩运回了山东。这中间，身为长子的骆宾基，和母亲一起深深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
二
1934年，骆宾基17岁。
父亲丧事已毕，母亲决定带两个妹妹回珲春，夏末，骆宾基同一姓黄的青年去北平求学。到北平，报考时间已过，骆宾基时而去北京大学旁听，时而去北京图书馆阅读。这时，他自学了《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入门》，常读《申报·自由谈》，读鲁迅的杂文与小说，也广泛地涉猎了西欧与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作品。鲁迅的《故乡》、《社戏》、林琴南译列夫·托尔斯泰《现身说法》(《幼年·少年·青年》)、迭更斯《块肉余生》(《大卫·科波菲尔》)诱发了他以自己童年经历为素材从事创作的欲望。同时，他深受李季《我的生平》的启发，产生了出外留学的强烈愿望。于是，1935年暑假，他放弃了报考的机会，邀在北大旁听时认识的梁吟鹤一同回珲春，想越境赴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不料，国境早已被日本军队封锁，而且， 日本领事馆对从北平回去的学生十分注意，只好再赴哈尔滨。
在哈尔滨，骆宾基原想一面自修俄语，一面打听去苏联的门径，他进了一所名曰“精华学院”的外语补习学校。因教员中途停教，学校又无力退还学费，他只得同意留在那里任语文、英文教员，校方只供食宿，不发薪金。不久，他认识了当地话剧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贾小蓉和年轻的音乐教员李仲华。贫困，使这三个朋友聚会时连杯啤酒也喝不起，然而，当他们畅谈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丁玲、蒋光慈的时候，却觉得自己是无限富有的人。经贾小蓉介绍，骆宾基见到了《大北画刊》编辑、笔名“巴来”的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从而又得知萧军、萧红，于是，找来他们合著的《跋涉》，读毕，跃跃欲试。他和几位朋友决定创办一种综合性文艺期刊，取名《艺蕾》，为此，他特地回珲春向母亲索取“最后一笔”资助。可是，当他拿着母亲好不容易筹措来的百元“金票”与从北平回乡的张棣赓(即狄耕)同返哈尔滨，为《艺蕾》的出世辛劳奔走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精华学院”日籍教员安本元八殴打院长阎宗山，恰被骆宾基撞见。他急步上前高声怒斥，安本悻悻然而去，遂即向日本宪兵队告密。平日安本常以“赤色分子”标榜自己，骆宾基读《母亲》、《子夜》和钱杏邨的《无产阶级与革命文学》等革命书籍时并未避讳。事已至此，骆宾基只好与张棣赓一同连夜躲到道外八杂市，继而逃奔上海了。
1936年4月，骆宾基从哈尔滨出走， 5月到上海，在沪西汶林路梁吟鹤租赁的亭子间暂住。这时，他一面读着《八月的乡村》、 《生死场》和报刊上有关“左联”内部两个口号论争的报道，一面酝酿着以家乡珲春一带抗日救国军的斗争为题材写一部长篇。母亲两次辗转寄来的钱总共不到五十大洋，为了支撑到写完长篇，他不能不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数着花。一日三餐只能是大饼、油条，偶尔吃碗“阳春面”，也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了。他常在昼寝中度过闷热嘈杂的日间，然后彻夜不眠，写累了，掷下笔，到寂静的汉林路上散一会步。这一年7至9月鲁迅日记上三次记载着“得张依吾信”，这“张依吾”就是骆宾基。长篇刚写完前两章，就寄给了鲁迅，然而此时鲁迅已经重病在身，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幸而，茅盾答应看稿，骆宾基赶紧誊清，寄了出去，然后搬到吴淞口张棣赓一位干亲家里，在急切的期待中靠典当衣物度日。这时，萧军曾去看望他们。
回信终于盼到了。茅盾说，从处女作《边陲线上》的“氛围气”和人物刻画中可以看得出年青作者的笔力与未来，答应修改后介绍出版。初见时，茅盾还详细地询问了有关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情形。
1937年早春，骆宾基去平度乡间，待新麦上场，他借了二百大洋返回上海，准备在不得已时自费出版那部长篇。此时，他住法租界善钟路美华里，与东北出来的辛劳、林珏、张秀珂(萧红的弟弟)等在一起，每每黄昏时分，弄堂里回荡着他们唱《囚徒歌》、 《流亡三部曲》、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5月的一天，天马书店主编巴人告诉骆宾基： 经茅盾第三次推荐，现已决定出版《边陲线上》。可是，两、三个月后，淞沪战争爆发，若不是巴人奋力抢救，这部书稿也难免毁于炮火之中。此时，骆宾基再也顾不上他那处女作的命运了。他与张棣赓、肖殷等一道去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登记，请求分配任务。开始，他参加了“上海青年防护团”，负责抢救被敌机炸伤的居民，宣传防空常识，教唱救亡歌曲。9月，他参加了准备去敌后打游击的“别动队”。10月，返回上海，在难民收容所里协助工作。这期间，他陆续写出《大上海的一日》、 《一个星期零一天》等短篇报告文学，寄给《
呐喊》 (后改名《烽火》)发表。巴金曾亲自送稿酬给他，茅盾、冯雪峰曾一同去看望他。经茅盾建议，他决定前往浙东开辟基层救亡工作。上海抗敌文艺协会为他写了正式介绍信，茅盾给予资助，冯雪峰带他到鲁迅故居，告诉他：
毛泽东是东方巨人，民族的希望在西北，并赠以黄呢军服上衣。年底，骆宾基离开了上海。
骆宾基在浙东嵊县三界地区——上虞、绍兴、嵊县交界处茶叶改良场，在茶叶专家、茅盾的友人吴觉农的协助下取得了“农业技术员”的合法身分。他先后办起农民夜校、 农民抗敌协会三界分会，在中共嵊县县委领导下，到农民、军队和知识分子中去开展抗日宣传。1938年4月，骆宾基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这期间，他陆续写成《失去巢的人们》、 《夏忙》等短篇报告文学，寄给《文艺阵地》等刊物发表。同年冬，他在金华，以“九·一八”后在故乡珲春的见闻为素材写成了中篇小说《罪证》。1939年初，骆宾基赴上海，受到巴人热烈接待。返回浙东，他专程去义乌乡间完成巴人的委托，将谢澹如赠予的一套《鲁迅全集》面交冯雪峰。时值元宵节，他在冯雪峰家中小住，彻夜长谈中冯雪峰所流露的对革命的赤诚，对毛泽东、鲁迅的景仰以及对列夫·托尔斯泰巨著的爱好和深刻理解，都给骆宾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期，他写成了中篇报告文学《东战场别动队》，交《文艺阵地》连载。 5月以后，那一带反动势力抬头，经县委安排，骆宾基到县立中学教书，此时，完成了短篇小说《千人塔下的声音》。11月，宁绍特委调骆宾基去绍兴主编机关刊物《战旗》。此时，黄源从新四军中写信来，说陈毅“梅花桩战术”取得辉煌战果，应以文艺形式给予反映，邀他前往。他再访冯雪峰，征询有关此事的意见。同期，他写成散文《播种者》、中篇小说《吴非有》部分章节。 6月，他出席了中共浙江省文委负责人邵荃麟主持的纪念高尔基的晚会，稍后，携邵荃麟亲笔信赴皖南云岭。因交通阻隔，且因未带党的关系，他不能去前沿采访， 9、10月间又折回浙东。此时形势有变，他失去了组织关系，在茫然中三访冯雪峰，经冯雪峰的建议和资助，踏上了去西南大后方的旅程。
如果说，当骆宾基在北平度过校外自学生涯和在哈尔滨为出版《艺蕾》而奔波时，他的文学生命正处于孕育、萌发的阶段，那么，从1936到1940年冬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迅速地生长为一株挺拔的幼树。完成于战前的《边陲线上》，与《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一样，是以东北人民武装抵抗为题材的，题材来源于间接见闻，艺术表现上也较为粗疏，因而难免给人以幼稚、模糊之感，但是，他写出了抗日人民武装这一新生事物中的毒瘤，以及抗日力量怎样在朝鲜人民的协助下克服了由于上层腐化而导致的投降危机，同时，在对北国自然和战争气氛的渲染上也显露了作者特有的才华。骆宾基在上海和到浙东后写作的那些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是他在匆忙里抢拍下来的一组富有时代感和战地气息的“快照”。正如茅盾当时在一篇短评中所说的：这是作者，一个青年战士生活的一部分，他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抓到任何纸笔就写，至于写成之后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无暇计及的。象其中的《一个星期零一天》，“是散文，但也是诗，这是悲壮的但也是胜利的欢呼，这样用血和怒火写成的作品，将在我们的抗战文艺史上占一个永久的地位”①。1938年冬以后，骆宾基开始能以较多时间从事写作。《东战场别动队》题材新颖，篇幅较长，问世后影响也较大，但艺术表现仍较粗糙。这时期写作的《千人塔下的声音》，尖锐地触及了现实的阴暗面，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冷酷、残忍，富于激情，也写得比较谨严、凝炼，是他第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同期完成的中篇小说《罪证》写一善良的、平日并不关心国事的大学生从北平返回东北原籍途中被日本人关押在大连，五年后虽获释却已经神经失常，借此控诉了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中篇小说《吴非有》部分章节以抗战初年一江南县城为背景，对那里的军、政以及新闻、教育各界各色人等作了一番粗略的描绘，对于一些人的怠惰、麻木和“把抗战职业化”有所谴责，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进步青年的苦闷与憧憬。这些作品尽管显得有些凌乱、琐细，缺乏提炼因而不够成功;但在骆宾基创作的发展史上，它们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一种过渡的意义，反映着作家观察生活和艺术构思的逐渐深化。
1940年底，骆宾基抵达桂林，被补选为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他间或去附近乡间教书，边从事创作，陆续写成了中篇小说《吴非有》，短篇小说《寂寞》、童话《鹦鹉和燕子》，并以胶东农村见闻为题材写作长篇小说《人与土地》。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骆宾基去广东博白教书，暑期赴香港。12月至1月，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守候于萧红病榻前，伴她度过最后的寂寞、痛苦的时光。他们曾互诉生平，一同怀念铁蹄下的故乡并探讨文艺创作。 1月22日萧红逝世。3月，葬萧红骨灰于浅水湾，之后，骆宾基重返桂林，此后的两年间，他与“文化城”抗敌文艺界保持密切联系，但大部分时间是在附近乡间教书，一边从事写作。他完成了《姜步畏家史》一、二部：《幼年》(《混沌》)，同时还写成《老女仆》、 《乡亲——康天刚》、《北望园的春天》、 《1944年的事件》等短篇小说， 《萧红逝世四月感》、 《萧红逝世一周祭》、 《孤独》、 《鸡鸣与狗吠》等散文以及中篇神话《蓝色图们江》。
1942至1944年桂林时期可以说是骆宾基创作史上的黄金季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经历了某种生活并不等于能立即把握它，还需要“沉淀”、 “发酵”才能“出酒”。骆宾基此前的作品大多给人以生涩和芜杂之感，而他这两年间的一些小说与散文，就象已经生出果胶的水果一样具有一种成熟了的香味。它们是那样朴质、厚实、充满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写出了对东北家乡的执拗而深沉的思恋。善于渲染气氛;善于捕捉和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内心波动;善于挖掘细微末节的根，然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一种温婉、清淡的笔致出现的，再加上精细、严谨的短篇技法和一种含有诗意的静谧的气氛，这一切，就构成了为人们所欣赏和称道的“骆宾基式”独特的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形成，是一个作家臻于成熟的标志。值得思索的是为什么偏在这两年间他的创作出现了一次飞跃，想来，至少有下列原因：创作首要的是对于生活的体验和理解。到这时，骆宾基的人生阅历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其中，使他感受最深的是“九·一八”，是在黑顶子山和廉家村的两次务农，是父亲的死，是写作《边陲线上》那场拚搏，是抗战初年的烽火，是萧红在她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时向他展示的她那充满坎坷的路程……战争、流亡、奋斗、失望、希望、爱、友情、生离死别……他一旦从繁忙与奔波中解脱出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回忆出土了，早在七、八年前因为读鲁迅、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的作品而产生的创作欲又炽燃起来，艺术的天地变得更开阔了，于是他，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创作过程。其次，或许是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原因，骆宾基喜欢以温暖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普通人。童年的境遇使他对于人的心灵震颤，对于人们相处时那种隐秘的思想感情的冲动、交流、差距、冲突……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此外，他又具有东北人常有的粗犷、憨厚和深沉。这样一些内在的特质，在他匆促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战斗或生活场景时是不容易得到充分发挥的，然而，当他把目光转向往昔或大后方人民的日常生活时，却很自然地发挥出来了。显然，作家从事创作，选择题材和表达方式，也有一个“发现自己”的问题。第三，客观上当时的桂林既不象抗战初年的上海、浙东，也不象抗战胜利前后的重庆，对于骆宾基倒是一个缓冲、喘息的场所。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但他已经养成了一种随遇而安的习性。为了完成预定的写作计划，他甚至把与朋友谈天也视为一种奢侈。他寂寞，为乡愁所困扰，热切地憧憬着未来，而这些又恰恰是于创作有益的。当时的“文化城”桂林陶冶着一批作家、艺术家，他们继承着“五四”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传统，抗战大时代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也给予了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和思维、创造的空间。当时，对骆宾基影响较大的，是胡风、聂绀弩等人。正是在那样一种环境和气氛里，他以往所接触的艺术大师的作品才仿佛是溶解了似的，真正在他的创作中发生了作用。
骆宾基写于这时期的自传体长篇《幼年》，展示出一幅本世纪初东北一边远县城里别具风味的生活和自然的画卷，展示了童年姜步畏那易感、内向、倔强的性格和心灵，真实，细腻，朴素，亲切，字里行间流露着思乡的柔情。这种柔情也体现在《乡亲——康天刚》和《庄户人家的孩子》里。短篇小说里最出色的还要算是《北望园的春天》，它以轻淡、含蓄的笔触表现了一个小院落里几个文化人一周间的日常生活。作者时而通过写人物的几句话、一个动作、一种神态，十分简练而又有分寸地写出了他们的性格和气质，揭示出他们精神上不易捉摸的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上他以较多的笔墨突现了赵人杰，强调了这个看来那么寒伧、拘束、有时简直近于古怪的画家精神上的富有和开阔，写出了他的对于北方家园的向往和对于艺术真谛的执着追求。看起来，这些小说里确乎没什么火药味，但是，它们写出了那失去了的土地的令人沉醉的美，写出了东北的自然和风土人情，寄托着、渗透着作者炽烈、深挚的情思;它们以精细、锐利的艺术触觉探测并显示了时代的风波在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激起的反响——这恰恰是当时常见的作品所忽略或者是无力达到的。在这样两重意义上说，它们不仅不能被排除在“抗战文学”之外，而且应当说，是属于另一层次的、更深沉的抗战文学。
1944年春，骆宾基去广东平石小住，在那里接到冯雪峰自重庆寄出的信。冯雪峰就骆宾基刚刚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唯美派画家的日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告诫他应注意自己的创作倾向。这时，衡阳失守，形势危急，骆宾基赶紧回桂林，拿到《幼年》的稿费后径奔重庆。
一到重庆，骆宾基立即去“作家书屋”见冯雪峰。他急于申辩，冯雪峰亲切地安慰了他，嘱他不要因埋头创作而失去了政治敏感。稍晚，骆宾基去丰都适存女中教书，寒假前，因思想左倾被一教员告密，受到特务的逮捕、刑讯，但他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冯雪峰、老舍等通过邵力子、冯玉祥积极营救，骆宾基于1945年1月获释，回重庆后，受到抗敌文艺界的欢迎和慰勉。8月，抗战胜利。28日，毛泽东同志一行飞抵重庆。不久，周鲸文自华北来，酝酿将“东北抗日同志会”改建为一民主党派性质的组织。10月，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导下成立了”东北文化协会”，骆宾基为常任理事兼秘书长，主编《东北文化》副刊。年底，他与聂绀弩去“新华日报社”，见到周恩来同志。他提出在浙东失去党组织关系一事，周恩来同志让他找徐冰同志，以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不久，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徐冰被委派参加“三人小组”飞往北平，骆宾基没能见到他。这一段时间，骆宾基写成短篇小说《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吏》和《贺大杰的家宅》等。1946年春末，由于政治高压，《东北文化》无法正常出版。骆宾基应邀去陶行知、李公朴办的社会大学任教。稍晚，闻讯母亲及大妹在徐州被困，他赶紧筹借路费启程北上。6月，把母、妹接至上海附近宝山乡间暂住，骆宾基在那里又度过了一段乡居写作生活， 写成《姜步畏家史》第三部中的三章和剧本《五月丁香》。秋，他参加了上海文艺界声援中国劳动协会维护人权，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不久，母亲、大妹返辽阳，骆宾基因上海房租昂贵而赴杭州写作，11月下旬， 《萧红小传》脱稿。他此时很想先在上海住下来，以便把《姜步畏家史》写完，无奈，经济拮据，彷徨中，一出版社前来接洽，说只要同意撰写“恋爱小说”，可以预付金条，他断然拒绝了。此时，大妹来信说母亲急欲回珲春，希望他能同去，骆宾基从《文萃》编辑处预支了《萧红小传》的稿费准备北上。就在这时，周鲸文介绍他与“东北青年协会”的代表陈健中相识，委托他趁回乡之便，随陈健中去据称为“东北青年协会”所掌握、拥有数十万武装的“中立区”去探探虚实，以便亲自去那里呼吁和平。骆宾基举棋不定，去问冯雪峰。冯雪峰嘱他经华北时设法找到徐冰再作商议。离上海前，他写成了短篇小说《由于爱》。
1947年除夕，黄浦江码头小雪霏霏。骆宾基独自登上一艘北去的货轮。一种希望和义务感吸引着、驱使着他——如此行果真能协助党将那数十万武装争取过来，岂不是对革命的一大贡献?即使先把实况摸清也好呵!历尽艰辛的母亲已日见衰老了。妹妹都已出嫁，自己再不能不把家庭的担子接过来。如果能把亲人一同带往解放区，尽快安定下来再一心从事创作，岂不两全其美?……希望总是诱人的。当骆宾基倚在货轮的扶拦上凝视着暮色苍茫的远方做种种遐想时，又怎能料到——那贪婪的虎口已经张开了，正在故乡的大地上等待着他!
1947年2月，骆宾基在华北停留时寻徐冰，未见，至辽阳，陈健中派人送信说： “东北青年协会”放弃与周鲸文所代表的“民盟”合作，改与“民革”合作，准备接受八路军改编;陈即将赴哈尔滨参加会谈。……遂决定以陈的友人身分随同前往。3月，骆宾基、陈健中一行五人行至长春市郊，被杜聿明特刑队以“勾结共匪武装叛乱”罪逮捕，连夜解往沈阳“东北行辕”军法处，押在沈阳小西关集中营。当时，《东北日报》、《中报》多次披露此事，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1948年4、5月间，西南联大学生代表自昆明至沈阳，费尽周折，将翻印《萧红小传》结余的30元法币亲自交给狱中的作者，骆宾基深为感动。7月，伪军法处书记官邹灏一连三次对骆宾基施以威逼利诱，均未达到预期目的。月底，沈阳解放前夕，骆宾基戴着镣铐被押上了军用飞机，在北平停留一天， 《大公报》名记者徐盈等曾前往宪兵三团探视。旋即又被押至南京军法局，后转特刑厅。在上海的文艺界战友这一两年间，出版了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 《一个倔强的人》、 《萧红小传》、 《蓝色的图们江》和《五月丁香》。《文艺春秋》、 《人世间》、《文艺丛刊》、 《同代人》等刊物都发表过怀念他或评论他作品的文章，无须说，这既是一种声援，也是一种抗议。秋凉了，在香港的邵荃麟汇来一笔专款，嘱上海的战友为骆宾基制寒衣送进监狱。1949年初，李宗仁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在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求和”，他下令开释政治犯。除夕黄昏，骆宾基作为一名“已决犯”第三批获释。在《大公报》驻宁记者的协助下，他成功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次日晨即乘美国使馆文化参赞的汽车赴上海，两个月后又从上海抵达香港。4月初，他以《虐杀者与战士》为题作一杂文，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总攻击令，骆宾基赋诗抒怀，这些作品都发表于香港《文汇报》或《大公报》上。5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举行年会，在一片欢庆胜利的节日气氛里，骆宾基即席发言。他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说：三十年代中期崇拜高尔基;四十年代初，倾心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在大后方，对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发生了浓厚兴趣，此刻，又强烈地感到还是应该学习高尔基，走高尔基的路。6月，骆宾基与吕荧等同乘“湖北号”海轮离香港，经天津到达解放后的北平。
从1944年4、 5月间抵达重庆，到1949年6月离香港北上，这5年间，骆宾基的生活尤其动荡。这一时期，在转徙流离中，他陆续写成《姜步畏家史》第三部的若干章节，围绕主人公姜步畏，对“九·一八”前后珲春一带的世态人情做了进一步的描绘，可惜的是，他的创作由于被捕和长达两年的囚禁而中断了。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写于重庆的《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吏》、 《一个坦白人的自述》、 《贺大杰的家宅》等，都以国民党治下大后方混浊、停滞的社会为背景，以“小人物”的遭际为题材，在环境允许的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暴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普通人内心的苦闷与憧憬， 《贺大杰的家宅》其写法和风格与《北望园的春天》有近似之处，那是骆宾基所特有的。《萧红小传》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洋溢着对亡友的挚念和痛惜之情，而且在于它塑造的萧红并非单是悲剧的主人公，还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焕发着生命的光与热的女性。正因此，对于国内外青年读者，它具有一种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完成于这一时期的《五月丁香》，与《北望园的春天》、 《生活的意义》、 《贺大杰的家宅》一样，侧重在对生活意义的探索，不追求情节，着力于刻画性格，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寓深刻于平淡之中，创作思想显然受了契诃夫的启示。女主人公曲秀芳毅然出走，离开那宁静、温馨然而却趋向没落的家，重新跃入时代的漩涡、激流中去，她要“站在大队里”， “和许多在掌握着中国历史命运的朋友们在一块，……从惊涛骇浪里冲过去，冲到一个理想的海港”，这正是那一时代千千万万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声。写于这一时期末尾的短篇小说《由于爱》，其题材已积累达四年之久，创作中糅进了作者长期的生活感受。主人公邰浩然的经历及其性格发展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尤其可贵的是，骆宾基在这作品里讴歌了国民党军队中广大士兵心中蕴藏着的正气和深厚、朴质的爱。正是这种正气和爱给予了邰浩然以第二次生命。最后，他终于舍弃了与妻儿团聚的狭小的爱，而在一种更深广无私的爱的驱使下带领那些备受压抑、摧残的弟兄们走上了武装反抗的路。这篇作品对国民党军队的黑暗、腐朽做了较为深刻的揭露，无论就思想上还是就艺术上看，都不失为骆宾基的一篇力作，继《北望园的春天》之后标志着他解放前短篇创作的又一高峰。显然，骆宾基这五年间的创作进展，与迅速发展着的革命形势和日益高涨的社会气氛分不开的。
三
1949年，骆宾基32岁。
7月，他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中秋节，他与当年丰都适存女中学生会主席邹民才结婚，茅盾是“主婚人”，冯雪峰、邵荃麟、胡风等都前往祝贺。10月1日，他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初，骆宾基去济南，当选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他曾以记者身份随华东代表团赴京出席第一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且，两次去沂蒙山南导沭整沂水利工地。还走访了附近的费县农村。1953年他离山东，调至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到1955年夏，曾多次走访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靠山屯一带农村。
离香港北上之后的6年间，骆宾基一度徘徊、沉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创作苦闷。以往累积下来的素材似乎已经黯然失色，值得大力表现的革命战争生活又是他所不熟悉的。
“我仿佛旷野中一个彷徨的旅客，不知道哪里是通向解除饥渴的村镇。”(骆宾基《我的创作历程》)
这时，他已经步入中年，但是，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和精力，象工蜂一样不知疲倦地奔波、摄取、酿制。他决心从头做起， “从今天的生活实践开始”，跨出新的一步，去表现那富有初春色泽的新人、新的生活、新的时代，迎头赶上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他准备以自己在鲁南和吉林东部不断获得的素材，构思一部长篇小说，概括我国广大农村土改之后几年间发生的深刻变革。同期，他以解放初期在山东农村的见闻写成了《王妈妈》、 《夜走黄泥岗》、 《旅途》、 《父女俩》等短篇小说，塑造了如王妈妈、李四虎、刘虎子、香姐等一系列真实可信、平凡而又可爱的农民形象。稍后，他又依据在吉林农村的见闻写成了短篇小说《年假》、 《交易》，比较成功地刻划了如区委书记丁有信和农业社主任魏丙这样的基层干部形象。同一时期我国新文坛上涌现了一批反映农村新貌的短篇小说，但大都失之于肤浅和粗糙。相比之下，由于骆宾基勤于走访、善于观察，又发挥了他那烘托氛围、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长处，因而，他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数量有限，却有其独到的深度和韵味，并且初步形成了有别于他前一时期作品的一种朴实、亲切、轻松、明快的新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所使用的素材还不过是他这几年间采集所得中的一些“边角料”，一部长篇正在孕育中。不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却打断了他的创作思路……
1955年6、 7月间， “肃清胡风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开始了。骆宾基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成了“运动对象”。审查达一年之久，其中，隔离审查持续了三个多月。
他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可怕的孤独……
“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强者的时候，正是他在思想上和战斗主力结合着的时候，也正是和群众谐合地结合为一体的时候。反过来说，当一个人离开了思想上的战斗主力的时候，从战斗中撤退出来的时候，落在战斗背后的时候，也就是感觉到自己是弱者的时候，感觉到的孤独的时候。” (《关于萧红——〈萧红小传〉海燕版序》)
何况，现在是更有甚者!骆宾基心中的苦闷、惶惑、乃至绝望，不是用语言所能形容得了的。
1956年夏秋之交，审查总算完结了，骆宾基未被定成“胡风分子”。这场无妄之灾的后果之一，是使象他这样一个从年轻时起就献身文艺，把创作看得高于爱情甚至生命的人，产生了“艺术负我，艺术误我”的念头。他要“与文学告别”而“别谋生路”了，购置古籍，钻研《诗经》，为研究古代社会而接触殷墟甲骨文字之源……正是始于这个时候。
尽管如此，写作，仍旧还是骆宾基的“本职工作”。从这年秋后起，他开始来北京西郊农村深入生活，在颐和园“云巢”——中国作家协会为作家们安排的住地陆续写出七个短篇小说，诸如《老魂俊与芳芳》、《关于饲养员给狗咬伤的问题》、《北京近郊的月夜》等。写“合作化”以来直到“公社化”前夕农村的新人新事——是骆宾基这些短篇的共同主题。看得出，作者在努力探索和表现生活中的和谐、温暖，讴歌农民固有的淳朴和不断增长着的公而忘私的美质，他笔下的先进人物多半具有善于体贴、通情达理的特点——这无疑是作者心灵折射的结果。这些作品在渲染环境、刻画人物的神态、心理等方面，仍然显示着作者特有的敏感和功力。而《北京近郊的月夜》这组连续性短篇的构思和布局，更是别具匠意的。然而，创作毕竟是作者的心灵的事业，优秀的作品从来都是作者主观心灵界与客观现实界发生交感作用的结果，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结晶。正因此，很难设想，以一种谨防失误的心情，不是毫无挂虑、倾注全部心血去写，而能够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来。这恐怕正是骆宾基五十年代后半期创作欠收的主要原因。
1958年10月，骆宾基被“下放”到黑龙江省。他几乎是带着一种近于灰暗的心境回到阔别22年、在他的记忆里总是荡漾着《伊万·苏萨宁》乐曲的哈尔滨。当地的有关领导很能理解象他这样的作家，把他们安置在“国际旅行社”住下来，除有文件需传达外，时间由他们自行支配。骆宾基时而独自一人扛着钓鱼杆、背着干粮去太阳岛，时而披览他从北京带来的那一摞古书。不久，他到尚志县的苇河去了，那里是他为自己选定的“生活基地”。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半林半农，长年以包米为主食，当地人多患有大骨节病——这些，对于骆宾基说来又算得了什么!他跟农民滚在一铺大炕上，开起会来，一杆旱烟袋轮着抽。据当时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延泽民回忆，骆宾基很少回城休息，除非捎信叫他。同期，骆宾基还去宁安、方正、依兰一带搜集抗日联军史料，三次走访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相继写成《疾风知劲草》、 《少年英雄何畏》等短篇回忆录，还有长篇回忆录《过去的年代》以及电影文学剧本《镜泊湖畔》等。1960年夏，骆宾基被调回哈尔滨协助省作家协会工作。同期，他曾赴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他也曾去工厂、医院采访，写出三篇表彰先进的报告文学作品。1961年5月，骆宾基完成了短篇小说《山区收购站》的创作。初冬，漫游大兴安岭，写出散文《富饶迷人的黑河》， “大兴安岭散记”——《航行在黑龙江上》、《“燕子峡”外》以及短篇小说《大车轱辘和家具》。1962年初，骆宾基回北京，当选为北京市作协筹委会副主席，同期，写成报告文学《草原上》。同年夏秋两季，骆宾基去黑龙江省办理上调手续，再度漫游大兴安岭并重访苇河，陆续写成短篇小说《白桦树荫下》、《暴雨之后》，报告文学《一九六二年秋天在苇河》，以及“大兴安岭散记”——《“东北”号江轮上》。回北京后的两三年间，骆宾基曾去北京西郊宛平、斋堂、顺义县北小营和房山县港上等地体验生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报告文学《春天的报告》和剧本《结婚之前》。
六十年代初，骆宾基写出了较多作品，其中包括短篇小说杰作《山区收购站》，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收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一时期党调整、放宽了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因而“左”的干扰较小， “下放”所在地的黑龙江省有关领导人，出于对文艺创作的正确理解，敢于为象骆宾基这样的作家提供各种方便，使他们不仅能广泛接触实际，而且有较多的回旋、思索的余裕。骆宾基渐渐地从压抑、郁结的心境中解脱出来。他在黑河上航行，漫游大兴安岭，那汹涌的河流，逶迤的山峦，险峻的悬崖，那雪原上奔弛着的车马，那暴雨过后的晨曦，那草原上空的苍鹰和暮色降临时的点点篝火……荒漠、雄奇、严峻、粗犷，北国大自然展示出那唯有受过它哺育的人才能充分领略的美，骆宾基感受到一种母性的抚慰。他走向这大地的主人——农民、新航线的开拓者、放木排的舵工、伐木者、鄂伦春猎手和牧人……通过调查、采访，不仅那已逝岁月里如火如茶的抗争在他的脑海里活了起来，而且，他亲眼看见“抗联”的后代子孙们怎样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上耕耘、开发，怎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屈不挠地谱写着新的激越的歌。骆宾基就在这样一座“森林”里默默地“舐着伤口”，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补养，以恢复自己在磨难中丧失的气力。
骆宾基写于这五、六年间的作品质量不很平衡。散记与报告文学中较为出色的是《草原上》。其余的，写城市生活的几篇铺陈较多，缺乏情致。写于1963年4月的《春天的报告》，由于受当时逐渐抬头的“左”的思潮的影响，内容难免有失真之处，因而作品的生命力不能不受到损伤。短篇小说中以《山区收购站》为好。作品所展现的是偏远山乡一个小小的山货收购站里的生活片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他那娴熟的短篇技巧，在与老收购员王子修的对照中有力刻画了年青的女主任曹英的形象，强调地写出了她正是以信任和尊重换来了山户陈老三的诚意，激发了他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性。这个短篇足足酝酿了三年之久，在提炼主题的过程中，显然作者融进了自己长期以来感受最深的一点，那就是：革命队伍内，人与人之间，没有比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更值得珍惜的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只能导致彼此隔绝，最终将导致整个事业停滞不前。作者将这样一个得之不易的思想，巧妙地隐藏在一个平凡的故事里，写得集中、凝练，结构匀称，起落自然，细节逼真，人物毫不脸谱化，给人以艺术的完美感。这个短篇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骆宾基的创作水平，可以说是他的生活阅历、政治素养和艺术造诣沉积、化合的产物。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是骆宾基的另外一些虽然同是写于解放后，但由于未能触及生活内在冲突，或者未经深思熟虑、未经反复琢磨的作品所无法相比的。
完成于这一时期末尾的剧本《结婚之前》，从作品的立意到创作倾向，都受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因而，难以经受得住时间的淘选。骆宾基为了写这一剧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只能付诸东流了。
1966年10月，骆宾基被划入“牛鬼蛇神”之列。从此，他先后在北京市的马神庙、团河、市委党校院内“集中学习”，一边接受审查，一边从事体力劳动。
从1972年起，骆宾基又开始从事古金文的考证，他说：“‘文革’中住进‘牛棚’，肉体、精神都受到了蹂躏，自然谈不上创作。 ‘十七年’成了‘黑线专政’的历史，三、四十年代无须说了，那更是断然不能写的了。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作家，只有失业。这时，我才决心‘转业’。可是，人，总要生存下去;笔，总要为人民写点什么。而古代典籍金文，正是我躲避政治风暴的一个理想的僻静港口，于是我驾着思想生命的小舟驶了进去……”①
1974年9月，骆宾基被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
四
1978年，骆宾基61岁。
年初，因脑血栓，患轻度半身不遂。
1979年11月，他出席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与中国作协理事。
1980年春，他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与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同期，他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同期，他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了关于《金文新考》的报告。
1981年夏，骆宾基赴哈尔宾出席纪念萧红学术讨论会，同年秋，赴绍兴参加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
1982年3月23日，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5月，他赴浙江义乌县参加纪念冯雪峰八十诞辰学术活动。
1984年8月，他赴厦门参加丁玲创作研究会。
这6、7年间，骆宾基带病坚持工作，除参加北京市文联、作协日常工作和学习外，埋头于著述和写作。他以大部分精力从事古青铜图铭的考证和研究，截至1979年底，已完成《金文新考》中的《典籍集》、 《货币集》、 《兵铭集》和《人物集》，共约四十万字。
这几年，骆宾基在文学领域里也象在古金文研究领域里一样勤奋，其作品，从内容和文体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关于自己的生平、文学生涯的记述和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前言、后记之类。象写于1977年的《六十自述》、 《我的创作历程》和写于1981年初的《〈骆宾基小说选〉后记》，都是比较完整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
二、文艺短论、杂文、随感录之类和应某些作者的请求为其作品写作的序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写于1983年底的《从“拿来主义”说起》，写于1984年初的《生活是艺术之源》，以及同年秋所作《文学与政治》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出骆宾基对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责任感和他的勇于直言的品格。这些文章表明，他的文艺观点的核心是：作家不应当为艺术而艺术，而应当继承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的政治效果;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其主流应该是歌颂，其创作原则应该是歌颂与暴露相结合。
三、一般性杂文、散记和报告文学之类。如写于1982年10月的《八十年代一座农业里程碑》，写于1984年初的《一曲优美的赞歌》，写于同年10月的《白各庄小记》等。这些文章反映出年近古稀的骆宾基对祖国建设的密切关注，和他的积极参预社会改革的主动精神。
四、为追悼亡友、怀念往事而作的散文。如写于1979年的《悼冯雪峰同志》，写于1980年的《美学家——吕荧之死》，写于1981年的《悼念茅盾先生》以及写于1980年冬的《初到哈尔滨的时候》，写于1981年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写于1983年春的《初访“神坛”第一夜》、 《难忘的往事》和写于1984年秋的《一九四○年初春的回忆》等。这些文章一般都写得相当细腻、真切，富于生活气息和历史感。其中，为悼念冯雪峰和吕荧而写的两篇最为出色，足以拨动读者的心弦。这些作品既能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又能提供详实、具体的史料，因而是本时期骆宾基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他的艺术风格而又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自从骆宾基登上文坛，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颗种子长成一株大树，离不开土壤、阳光、空气和水。骆宾基，这颗种子萌发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人类和中国历史的早春时节，从抽芽的那天起，就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它经受着动荡年代的风风雨雨，吸取着大地母亲的乳汁，在其生命进程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有辛勤的园丁无私地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
没有“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英勇抵抗，没有“七·七”、“八·一三”后的全民抗战，没有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没有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热潮，没有与极左思潮的斗争，就不可能有骆宾基和他的文学;没有“五四”新风的启蒙，没有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哺育——其中，包括因前驱者的中介而得到的世界进步文学的哺育，没有抗战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空前繁荣，就不可能有骆宾基和他的文学。
半个世纪以来，骆宾基走着一条坎坷崎岖的路，然而他是异常倔强的。这中间，贯穿着对侵略者、压迫者的反抗和对于革命、对于信仰的忠贞;这中间，贯穿着对于养育他的中国大地的深挚的爱，贯穿着对人民——特别是农民命运的关注;这中间，贯穿着对于艰苦、磨难的轻蔑，贯穿着他的创造的活力和扑不灭的生命之火;这中间、贯穿着对于文学的执著的追求，贯穿着为他所特有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
这的确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路，而骆宾基，他也确实是倔强的!无论是战火、流离、贫困、颠簸、饥寒、监禁、隔离、风瘫……都不足以摧毁他的意志;都没有能阻挡他到人民中间去，到沸腾的生活中，奔波、查访、体验、观察;都没有能阻止他如农民勤躬垄亩一样地持续他的笔耕。
逆境中的强者是美丽的，骆宾基就是这样的强者。然而，他的这种强韧的品格并不是生就的，而是大地所给予的，时代所给予的，前驱者所给予的。
半个世纪以来，骆宾基的文学创作经历了抗战爆发前后的准备和习作时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渐渐走向成熟，解放后，经过徘徊、沉思、抉择，他终于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并且沿着那条路继续前进了。半个世纪以来，他写下了百余种规模不等、体裁、风格多样的作品，其中包括十几篇得到社会公认的杰作，以其特有的“骆宾基式”，记述和反映了我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妇女、下层职员与知识分子的足迹和心灵的历程，为中国与世界现当代文学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库藏。
离开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就无法理清骆宾基的生平、创作活动的脉络;离开这一客观进程，也就无法理解他每一阶段思想的起伏、发展，以及这种起伏、发展给予他的创作中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时代造就了、锻冶了骆宾基，使他从一个稚儿，成长为一个战士，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贡献、有影响、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然而，时代也局限了他，制约了他——国民党的高压、监禁剥夺了他的创作自由，使他不能充分发挥生命的潜力和艺术的才华;革命本身，在其行进中难以避免的曲折， “左”的干扰，使他受到了影响，束缚了他的手足，束缚了他的头脑，以至于使他不得不“与文学告别”达十余年之久!骆宾基的思想与性格，他以往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生涯，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印痕的。
1984年12月北京
注释
附录一 骆宾基著作目录
《大上海的一日》(报告文学集),193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夏忙》(报告文学集),1939年烽火出版社版。
《边陲线上》(长篇小说),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东战场别动队》(报告文学),1940年大路出版公司版。
《吴非有》(中篇小说),1941年文化供应社版。
《播种者》(散文集),1943年创作出版社版。
《一个倔强的人》(中篇小说),1644年东南出版社版。
《幼年》(长篇小说),1944年三户书店版。
《罪证》(中篇小说),1946年民声书店版。
《萧红小传》(传记),1947年建文书店版。
《北望园的春天》(短篇小说集),1947年星群出版社版。
《蓝色的图们江》(神话),1947年新丰出版社版。
《五月丁香》(话剧),1947年建文书店版。
《年假》(短篇小说集),1956年作家出版社版。
《老魏俊与芳芳》(短篇小说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
《山区收购站》(短篇小说集),1963年作家出版社版。
《过去的年代》(回忆录),197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
《骆宾基短篇小说选》,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骆宾基小说选》,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初春集》(散文、短论、报告文学集),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骆宾基《六十自述》,收入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骆宾基短篇小说选》。
骆宾基《我的创作历程》,收入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骆宾基短篇小说选》。
骆宾基《关于我的报告文学及其它》,载1981年《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
骆宾基《骆宾基复宫尾正树先生的信》,载1981年《江城》第6期。
附录二 骆宾基研究资料目录
玄(茅盾)《大上海的一日》,载1938年《文艺阵地》第1卷第9期。
贺依《边陲线上》,载1940年7月“文阵丛刊”: 《水火之间》。
华君《骆宾基的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第一部读后》,载1944年9月25日《新华日报》。
肖白《记骆宾基》,载1947年《文艺春秋》第5卷第1期。
肖白《生活的意义》,载1948年《同代人》第1期。
魏金枝《别具一格的一个短篇集——读〈山区收购站〉,载1964年《文艺报》第2期。
谢永旺《经得住时间淘选的作品——重读〈夜走黄泥岗〉, 载1982年《星火》第10期。
西野广祥〔日〕《抗战后期的骆宾基小说》,载1982年《金达莱》第4期。
宫尾正树〔日〕《论骆宾基》,载1984年《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9期。
①玄(茅盾)《大上海一日》,载1938.8月《文艺阵地》1卷9期。
①《骆宾基复宫尾正树先生的信》, 载1981年《江城》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