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人物简历简介,吴组缃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五四”精神的哺育
吴组缃，原名吴祖缃，字仲华，1908年4月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茂林村。祖父吴季萃，终身在一个油坊做管事。父亲吴庆余，自幼读书，颇有才学，因受清末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反对走科举道路，当过塾师和医生。欧战期间， 弃文经商，挣得一份薄薄的家资，因而能够供给吴组缃兄弟二人求学。茂林村是吴姓聚族而居的一个两千户人家的大村镇。长期以来，这个闭塞的内地村镇在封建族规和礼教统治下，制造了无数的惨剧。到了近代，这个大家族不断崩溃瓦解，宗族成员迅速分化，贫富悬殊。吴组缃在这个宗法社会中生长了十余年，自幼耳闻目睹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也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坍台。同时因为宗族关系，又使他广泛接触到家族成员中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特别是与那些贫苦农民的交往，使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较多的了解，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同情。这种经历，后来成为他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
1921年起，吴组缃离开家乡，先后前往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到宣城读书时，适逢恽代英在宣城第四师范担任教务主任。吴组缃多次聆听过恽代英的反帝爱国讲演，深受激动，经常参加抵制日货和反对安徽军阀制造“六·二”惨案的示威游行等活动。1922年，他改名吴祖襄考入芜湖五中。五中校长刘希平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在刘希平的带领下，吴组缃一面投身革命的爱国浪潮，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化运动的书刊。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些著名作家，都成为他钦仰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吴组缃又对中国古典小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红楼梦》不仅启发他“开始具体认识到什么是封建，什么是新文化，新道德，以至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教会他“把白话文跟日常口语挂上了钩”，开导他“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使他的“白话表达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代序》)。
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教育鼓舞下，并且突破了观察生活和用口语写作的关口，才使得吴组缃对现实生活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感受和理解，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练习。还在芜湖五中学习期间，这位少年就主持编辑了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且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上发表诗文。到1929年，他陆续写下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绝大部分都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的
呐喊，召唤着吴组缃去参加拆毁封建铁屋子的战斗。当他睁开那双稚气的双眼来看人生社会时，他的第一声呼喊就是对光明的向往和对封建罪恶的控诉。这成为他早期创作的两个基本主题。发表于1923年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其实只是一篇象征意味浓厚的散文。生长在茫茫大海之边的一棵小草，终天只是承受着黑暗势力的摧残。它没有看见过光明的太阳，没有遇着过温和的暖风，没有闻着过馥郁的花香。春天来到了。在春的召唤下，它要扑灭暴风、遏尽浪花、驯服鱼鳖、平停沙砾，实现“把乐园里的朋友姊妹们，迎了过来，散播些自然的种子”的理想。然而无情的狂风恶浪把它摔倒在污浊的泥地上，阴险的沙砾鱼鳖又推它到茫茫的大海之中，遍体鳞伤的小草终于被碰撞到峻峭尖利的礁石上。临终之前，它还在幻象里依稀看见幸福乐园里的情景，不懈地追求着那光明的前途。势单力弱的小草，无力与强大凶悍的恶势力抗衡，也不能识别虚情假意的欺骗。它在追求自己的“乐园”途中，为光明幸福的到来而牺牲。它是“不幸的”。从这个悲剧中，我们窥见了这位十五岁的少年作者的思想：他渴求光明幸福，但又畏惧黑暗势力的强大，担忧邪恶势力的诱骗。他在反封建的途中常有怯懦袭来。这位早熟而敏感的少年毕竟还稚嫩。
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在吴组缃早期控诉封建礼教罪恶的小说中同样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鸢飞鱼跃》意在揭露礼教杀人的罪恶。小说借着一位少年的眼睛，描写了一个活泼忠贞而又不善事奉封建尊长的女性形象。每天晚上，经过一天劳作之后的婶婶们都要到上房里承受祖母那漫长的咕哝与责骂，只有那位“最胆大而最淘气”的三婶有时敢于越矩。心直的三婶终于在无意中触犯了暴厉的祖母。“读书知礼”的三叔，害怕“受不住将来忤逆不孝的毁骂”，自缢身亡。三婶没有哀泣，毫不犹豫地追随丈夫而去。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风雅善文的三叔和美丽多情的三婶的哀痛之情。他在“追悼这一双惨死的美眷”时，揭露出封建家长的罪恶：正是那个“好威严而暴厉”的祖母自己逼死了儿子和媳妇，却还要请来老尼姑，用“气数到了”、未曾“择吉开写”“关系一家的兴衰”的屏额等鬼话来开脱自己的罪责。吴组缃所导演的这一幕悲剧，不过是“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同类悲剧的重演。急于要揭露封建势力罪孽的意识，使作者压抑了塑造一位活泼大胆的反抗型女性的初衷，所以他在“严厉多忌”的祖母面前，放上了一对软弱轻生的奴隶。这一描写使得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发展，缺乏了足够的情节依据。他们与旧礼教的矛盾，也被偶然性的事件掩没了冲突内在的必然性因素。虽有漂亮的文笔，却不能掩饰那思想技术上的幼稚。但我们在批评这位十七岁的作者没有写出反抗而坚强的女性时，也不能不看到，这篇小说的缺点却预示着吴组缃在处理妇女题材时的某种特色：他认为封建制度对弱小者的摧残更加猖獗。因此他对那些辗转在礼教制度压迫下的妇女的命运更为关切。
吴组缃对于封建家长制的淫威特别憎恶。写作《鸢飞鱼跃》的同年，他在散文《和大家谈谈可能罢》中，就对贾政式的家长发出严厉的抨击。这篇文章是应《妇女杂志》“我将怎样做父母亲”的征文而写的。文章在批判封建家长制的同时，倡导顺应儿童天性、实行自由平等的家庭教育。“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鲁迅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封建伦常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六年之后，自己还是一个大孩子的吴组缃，仍然还要粘着同一题目做文章，这一现象的重演，既表明中国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也反映出现代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作者这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同样表现在1928年所写的短篇《加厘饼》中。小说揭露了独裁的封建家长迫使青年婚姻与爱情分离所造成的恶果，反映出“五四”洪流冲击之后，青年的婚姻恋爱仍然不能自主的社会问题。作者对男主角李华堂与旧日恋人邂逅重逢之后所产生的内心矛盾痛苦，着力铺排点染，而对封建家长的顽固只是侧面点到即止。吴组缃力图通过展现不自主的婚姻给青年带来的精神折磨，来达到控诉礼教罪恶的目的。自然，无论是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描写来看，这同样还是创作的“练习”。但从中也显示出吴组缃处理同类题材时的一个特色：他不斤斤计较于给读者一个圆满的解决，却对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格外留意。
吴组缃早期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精神，对妇女悲苦命运的关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留意，显示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某些特征的萌芽。随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前进，它必将长成枝叶茂盛的大树。
二、透视妇女命运
1929年秋，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又转入中文系。从进入清华中文系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吴组缃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由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皖南农村商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吴组缃的家庭也在这个经济变动中受到沉重打击。他由一个小康家庭跌落下来，只是靠着妻子和亲友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求学。切身的生活厄运迫使这个敏感而又多思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寻求理论上的答案，于是他开始阅读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书籍。他一面攻读，一面用学得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逐渐认清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理论上明确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坚信新的社会必然要产生。“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加入了清华大学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参加了反帝的进步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讨论。他还同领导这两个进步组织的清华地下党的一些共产党员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思想理论上受到他们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他参加了他的长兄吴半农和其他青年经济学者主持的进步杂志《中国社会》的部分编辑工作。这个杂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出发，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在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边，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谋求人类的解放。这在吴组缃形成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科学的理论认识过程中，也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在清华中文系，吴组缃还得到了朱自清、郑振铎、闻一多等著名作家和学者的教诲。经朱自清先生的指点，他选修了大量的西方文学课程，精心地钻研了莫泊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小说作品。这不仅使他大大地开阔了艺术视野，而且更加坚定和发展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正是国难家危的切身感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把握和外国现实主义艺术营养的摄取，使得吴组缃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逐步走上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而获得了三十年代小说散文创作的丰收，出版了《西柳集》和《饭余集》。
当吴组缃开始要看整个时代与社会时，首先进入创作视野的仍然是那些挣扎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妇女命运。 《离家的前夜》是三十年代初吴组缃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这个短篇显示出一种新的趋向：作家早期作品中那种关心弱者命运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创作特色开始相互融合。作家不再象《鸢飞鱼跃》那样，把反封建的思想安放在婆媳间的矛盾冲突中，而是把艺术光源集聚到新女性的内心痛苦上，烛照出阻碍妇女前进的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强惰力。蝶女士在妇女解放的人生追求途中，顺利地通过了自由恋爱结婚的关口，生儿育女之后，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还要不要继续振翅飞翔?她陷入了母爱与继续求学互相矛盾的困境中。从理智上说，她不甘心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家庭主妇的形象。然而在感情上，她又被母爱织就的罗网所束缚。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缠绵和决意的迭代，在蝶女士的内心激起了剧烈的波涛，使她痛苦反恻。蝶女士的感情终于战胜了理智，她退缩了。作家并不排斥封建家长的阻挠仍是新女性前进的一个障碍，但他认为，真正的拦路虎主要不在于小说中代表封建势力的母亲，而恰恰就在蝶女士自身的女性传统性格。自然，爱子之情，人皆有之。母爱也是一种天性。但母爱又总是与一定的时代观念和阶级意识密切相连。在封建传统观念看来，女人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就应该躬行养儿育女的天职。所谓母爱不过是尽职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蝶女士那种割舍不断的母爱柔情和细微心理，就打上了这样的印记。吴组缃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眼光揭示了新的知识女性在母爱关口缴械投降的痛苦。 《离家的前夜》以其意识到的社会内容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显示出作家已经开始脱离早期创作中的幼稚。
以《离家的前夜》为发端，妇女命运一度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在《卍字金银花》中，他对被封建礼教势力送入坟墓的美好生命，吟诵了一首凄婉缠绵的悼亡曲。在人物速写《秦嫂子》中，他以深沉的同情勾勒出皖南农村破产的骚乱中，一个农妇家破人亡的悲惨图景。在《女人》中，作家更以对比的手法，在批判只知哭泣自己不幸命运的女主人时，赞扬了那位不屈服于奴隶命运的女仆。吴组缃以其洞察人物心灵的一贯精神，描画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而《菉竹山房》和《金小姐与雪姑娘》两篇，则较为充分地显示出作家在透视妇女命运时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
《菉竹山房》通过一对年青的新婚夫妇到二姑姑家作客时的耳闻目睹，描写了三十年代封建没落的皖南农村中一位大家闺秀的守节生活和精神痛苦，揭露出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罪恶。二姑姑年青时曾是一位美丽聪慧的少女，但封建礼教束缚了她的正常的人性要求。合理的愿望被压制，悖常的事情必然滋生，所以才闹出了那一幕才子佳人的喜剧。然而这不过是人性被压抑的变态，喜剧正是悲剧的开端，二姑姑从此为人所不齿。礼教意识迫使她决心“从一而亡”，虽未殒命，却也获得了封建势力的某些怜悯，竟然宽怀大度地让她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恩准她“从一而终”。二姑姑背起了沉重的礼教枷锁，开始了守节的非人生活。在那古墓式的阴森屋子里，在那鬼趣殊多的氛围中，陪伴着那个亡灵，三朝两日地与他梦魂之中倾吐衷情。吴组缃以其冷静得使人心灵颤慄的描写，活现了一具被礼教意识麻醉到几乎失去人性的行尸走肉，一个活着的幽灵。但是吴组缃绝不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个“旧传奇的仿本”，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必然使他把笔触伸入到人物的内心：夜雨之后，明月高悬，经常与“公子帽、宝蓝衫”的亡灵在园中相会的二姑姑，竟然来到那个亡灵每年被请回来小住的房间门前，偷看这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这真是神来之笔!虽然出乎意料之外，却正在情理之中。人性虽能被扭曲变态，却不可被扼杀。长期自我麻痹，埋藏压抑在心灵深处的人性欲望，终于冲破了礼教意识设置的堤防，显露出真实的面目。一个自觉背负着封建礼教十字架的妇女，她的精神痛苦，内心折磨，对人间幸福生活的向往，都在这偷偷一看之中洞幽烛隐，毫末毕现;礼教意识对于妇女精神的戕害，也在这偷偷一看中罪恶昭彰，揭露无余。至此，我们才恍然醒悟：原来作者滴水不漏、铺排点染的农历五月间的“火霉”气候、使人窘臊的大伯娘、庭院花园、曲径通幽、邀月庐、古瓶门、册叶窗、明瓦纸、乃至玻璃纱帐等等，都是为了衬垫这一笔;原来作者那样冷静得使人心颤地描写二姑姑白天麻木的幽灵式生活，正是为了反衬她夜间附着在“鬼”的面目下的一个血肉之躯的火热人情。在这里，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是通过中国传统小说手法和现代心理学知识水乳交融地结合运用来实现的。在揭示妇女痛苦方面，吴组缃显然继承了鲁迅“写灵魂”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表现手法上， 《菉竹山房》与《祝福》等小说则又异曲同工。吴组缃把他所要表现的内容置放在更有传统小说特色和氛围的精致框架里，追求不去直接描摹人物的灵魂而要达到“写灵魂“的目的。因此他在科学地分析妇女被压抑的心态基础上，只去描写人性扭曲后的种种变态表现，而不涉足于人物心灵的正面剖析。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上，欲擒故纵，似乎要写一个“旧传奇的仿本”，直到一切都铺垫妥当之后，才突然笔锋一转，画龙点睛，全篇的描写便一下子活动起来，即刻升腾为一个现代的妇女困守在礼教意识里的精神痛苦史的真正“仿本”。通篇也因此化为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封建礼教的罪恶心脏。现代心理学知识和传统小说手法帮助作家获得了艺术追求的成功。
吴组缃并不满足于对封建礼教的单纯批判。随着思想理论上对于社会性质认识的加深，在透视妇女命运时，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在《金小姐与雪姑娘》中我们看到作家这种不懈的努力。这篇小说的题材并不新鲜，但是由于作家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却开掘出同时代作家很少达到的新意。雪姑娘是内地农村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十六岁上就与凌子彦陷入了热恋之中。由于家贫辍学，只得出外谋生。不幸的是，她处在了一个被资本主义商品化气息所熏染的大都会中。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无法抵御社会丑恶的包围和袭击，终于抛弃了旧日的情人，由一朵纯洁美丽的花变成了任人践踏的污泥，在堕落的生活中越陷越深，以至走上死路。她并非没有痛苦和自责，与凌子彦重逢时的借酒浇愁，就是她内心剧痛的表现。她的堕落和痛苦，是那个把妇女当成商品的罪恶社会制度一手造成的。金小姐不象雪姑娘那样奔放热情。她出身于内地名门，自幼在封建礼教的氛围里成长起来，她懂得那个社会只允许女子怎样做人。所以她安分拘谨，不敢有半点差错。金小姐性格的悲剧在于她是一个清醒的奴隶。她看清了那个时代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等口号的虚伪性，因为社会并没有为青年男女提供实现这一追求的起码条件。这个认识包含着真理：不根本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要以社会解放为前提，正确的做法是勇敢地起来参加推翻罪恶社会的战斗。然而金小姐只是个奴隶，她觉得自己无力同整个社会抗争，就干脆死心塌地屈服，俯首听命于封建家长的摆布。她扛起了封建传统的枷锁，充当了封建势力的殉葬品。凌子彦联系了两位妇女的悲惨命运，他与两位女性恋爱的离合悲欢，推动着故事情节的进展。作家通过他的思考，明确地指出：“金小姐是被这社会用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雪姑娘是被这社会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引向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抨击。凌子彦并不只是作家建立全篇小说严谨结构的粘合剂，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他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凌子彦虽然认识到社会制度的罪恶，却不能拿出力量来摧毁这个“杀人的社会”。他是一个清醒的弱者。他的怯懦，正是一个没有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人民力量的结果。作家通过凌子彦的自责，批判了那种“静候历史车轮的推进”的袖手旁观态度，号召人们起来进行实际的战斗，而不能象凌子彦那样自哀自叹，拘守于一个弱者的命运，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主题。
虽然这篇小说还存在着理性思考大于形象刻画的瑕疵，但吴组缃的这种描写，显示了现代小说在描写妇女题材方面的一个进步：他自觉地明确地把透视妇女命运的痛苦与剖析整个社会制度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罪恶结合起来，提出了妇女解放必须以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为前提的理性思考。这在当时的妇女题材作品中还不多见。而吴组缃由单纯的社会批判，进入到号召人民用实际行动推翻“杀人的社会”，也显现了他的思想的长足进步。
三、剖析农村破产
三十年代初期，在帝国主义军事经济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统治下，天灾人祸，泛滥肆虐，一切的恶果最终都转嫁到中国广大农民头上。农村破产，哀鸿四野;农民暴动，遍布国中。这一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引起了关心时代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瞩目，反映农村破产的小说盛行一时。在众多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吴组缃为数不多的一些短篇和散文，当时就曾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这些作品的艺术视野已经由妇女命运移向整个农村社会，战斗的号角代替了压抑着愤憎的挽歌，对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的歌颂更换了对拘守于弱者命运的批判。吴组缃的艺术上的这种前进，固然是他个人思想前进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整个左翼作家的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茅盾的《子夜》和《春蚕》等作品“用一种振起向上的精神与态度”，“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吴组缃：《子夜》)，使他开阔了艺术视野，看到了应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成功的实例。在描写皖南农村破产时，他本来就酝酿着要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变动，《子夜》的出现，对他把这一艺术构想付诸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于是他开始自觉地明确地对皖南农村社会作出更加全面的剖析。具体说来，吴组缃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即从地主阶级凶残没落的描写中，从农村商业经济全面瓦解的分析中，从乡村伦理道德关系惊人变化的探索中，全面地解剖了破产中的皖南农村社会，揭示了农民走上反抗道路的深广的社会历史原因。
当吴组缃全面剖析整个皖南农村社会时，首先引起他关心的是乡村敌对两大阶级的斗争状况。在《官官的补品》中，他借着一位地主阶级纨袴子弟的自供状，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享乐生活是建立在吮吸劳动农民的血汗和乳汁之上的残酷事实。在展现佃农陈小秃一家的悲惨遭遇时，吴组缃择取了与当时一般农村题材小说完全不同的视角，固然是这篇小说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吴组缃有着一种宏大的艺术追求，要把整个腐烂溃败的社会制度置于自己的解剖刀之下。所以他在描写陈小秃的生活遭遇时，艺术的镜头就由农村推向了都会，在反映大批破产农民成为产业后备军的同时，还勾勒了中国民族工业纷纷倒闭的图画，力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绘出三十年代中国农民无法生存、铤而走险的典型环境。而在《一千八百担》中，他在一个短篇最大的容量内，驰骋艺术才华，实现了这一艺术宏图。
《一千八百担》突出的思想成就首先就在于，作家通过对乡村地主阶级颓败没落的深刻描写，全面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彻底崩溃，指出再也不能容忍这个腐败社会存在下去了。小说正面描写的是宋氏家族的一次宗祠集会。为了争夺一千八百担租谷和解决地主阶级面临的危机，宋氏子孙勾心斗角，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宋氏子孙对于剥削佃民客户所得的一千八百担宗祠积谷虎视眈眈，固然由于地主阶级的贪欲，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个家族已经摇摇欲坠，不能维持。这个在封建社会里曾经尊荣显赫的名门望族，到了三十年代已经一败涂地。伴随着政治上文化上的失势，这个家族曾经把持的乡村经济命脉受到沉重打击。在国民党政权苛捐杂税的盘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日盛、农民普遍破产造反的情况下，宋氏子孙进行商业贸易和经营田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宗族成员中有不少人正面临破产的威胁或已经坠落到贫困的边缘。所以宋氏子孙中的大部分人为解燃眉之急，都对这一千八百担垂涎欲滴。这就是以商会会长子寿、豆腐店老板步青、讼师子渔、落魄小政客石堂、花花公子松龄等为代表的“公分义庄派”出席这次集会的主要目的。而以义庄管事柏堂、区长绍轩、小学校长翰芝等为代表的实权派人物，一方面怀揣着中饱私囊的鬼胎，反对公分派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地主阶级风雨飘摇的统治出发，提出了镇压佃民客户、执行加租、组办保甲壮丁队、实施“豫鄂皖剿匪清乡规程”等多种强化地主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反动措施，以求解决本阶级所面临的困境。但是远水不救近渴，独木难撑大厦的倾颓，实权派本身就对这些反动措施意见纷争。而公分派既惧怕农民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更担心实权派独自侵吞，因而更加激烈地反对这些措施。围绕着一千八百担的使用和本阶级的困境等问题的争辩遂愈演愈烈，以至吵闹打骂。吴组缃通过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纠葛，让这个家族中的各层人物纷纷登台表演，发布政见，相互诋毁，彼此攻讦，从而在深刻揭露地主阶级败落的同时，把皖南农村破产的情形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全面逼真地展现出来。 《一千八百担》突出的思想成就还在于作家描画皖南农村破产的典型环境的同时，指出了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这就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暴动。一个关心人民、注目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去寻求人民斗争的出路。吴组缃既然从理论上明瞭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势必会从当时的现实斗争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不仅看到了，而且在《一千八百担》中忠实地反映出来，这就是小说侧面描写的农民抢粮风潮的线索。当着地主阶级内部喋喋不休地争吵时，以宋氏家族的那位革命家、共产党员竹堂所发动领导的农民斗争，正利用七月十五盂兰会的形式紧张地进行着。到了小说的最后，敌对的两大阶级展开了正面交锋，竹堂不仅喊出了这场斗争的明确政治口号：“打倒封建地主!”“劳苦农民一致罢佃!”而且领导暴动的农民斗争了地主头目柏堂和绍轩。如果说在透视妇女命运时，作家还只是停留在号召人民推翻那个罪恶的社会制度，那么在这里，作家已经把这种号召变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具体行动。如果说在《官官的补品》中，作家点出陈小秃参加的所谓“土匪”队伍“与共产党有联络”，还只是昭示出农民自发斗争的光明前景的话，那么在这里，那前景已经化为农民的斗争实践了。农民斗争由自发的进行走向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明确政治口号的进行，这个发展变化，既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也清晰地记录着作家思想前进的足迹。
《一千八百担》不仅表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代表着吴组缃剖析农村破产的小说一些较为显著的艺术特色。一般说来，这些小说在情节结构上，常常采取两条线索交叉网络或平行发展的方式，故事的进展大都安放在一个谨严精致的框架里。 《一千八百担》在正面实写地主阶级内部冲突的同时，取精用宏，搭起了阔大的社会背景，全面地揭示了农村破产的综合原因，为农民走上反抗道路的描写作了扎实的铺垫。而对农民抢粮风潮的发动过程，则作为副线处理，从侧面加以烘托点染。到小说最后一节，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相互汇合，形成全篇的高潮，从而把对地主阶级没落的嘲讽和对劳动人民崛起的歌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构方式与他选材的角度有关。吴组缃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小说描写真实性的高度重视，使他对自己不大熟悉的农民斗争生活常常采用侧面表现的方法。这是他的创作特色。作为一种艺术追求，他扬长避短，更多地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里施展才能，因而不仅在描摹农村破产的典型环境方面，取得了别人很少达到的成就，而且避免了当时一般农村革命小说的概念化倾向。 《一千八百担》还突出地表现了吴组缃善用速写方法表现所要描写的内容。对生活场面的描写与调度，对人物性格化语言的把握，他都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成就。小说有名有姓的登场人物二十余人，性格鲜明突出的就有十几个。在一个短篇之内，能够创造出如此众多的各类人物形象，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和浮雕式的刻画人物的才能。
在剖析农村破产时，吴组缃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皖南乡镇商业经济瓦解的描写。他通过对农村商业崩溃过程中大批失业店员困苦挣扎的分析，拓宽了现代小说的描写题材，作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在皖南乡镇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店员队伍。店员是乡村中的“长衫”阶层。由于出身科班店伙，长期站柜台，养成了一副特有的身段和秉性。他们肢体瘦弱，缺少了科班农民那种强健的身骨。尤其是那些上等店员，时时盼望着发达起来，自视高人一等，看不起种田的泥腿子。但是一自蒋介石政权统治以后，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商店倒闭，无数曾经过惯了舒心日子的店员被抛到了生活的底层。在失业的生活困境中，由于他们没有科班农民那份体力和技能，所以那辗转挣扎也就格外痛苦一些。吴组缃以其独备的那份生活经验和描摹人物的才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为生存而颠沛流离的店员形象。其中有：既把妻子当成寄食的对象，又把妻子当作出气筒的小花爸(《小花的生日》);前往北京当差却失望而归，弄得家破妻亡的祥发(《栀子花》) ;虽然肯跌架子，还是终于沦为仆人的三驼子(《三驼子》);等等。而在《天下太平》中，作家则展开了一个上等店员在失业的打击下逐步走上末路的细腻入微的描写，全面分析了这一阶层人物坠入社会底层之后艰苦挣扎的惨剧和精神支柱倾倒的过程。
王小福同所有的丰坦村人民一样，在人生道路中始终坚守着两条不渝的法规：安分守己的做人信条和菩萨保佑的神权迷信。祖传的遗训成了他的天性：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个刻着“天下太平”、有着“一瓶三戟”的神庙来安排，因为神庙镇守着一切妖魔邪恶，给丰坦村人民带来安乐富足。但是神庙并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反动政权的压榨，也不能阻挡农村商业经济的土崩瓦解。王小福虽然苦做了二十三年，由学徒升为体面的“大朝奉”，不仅没有兴旺发达起来，就连赖以生存的老店也终于倒闭，他被抛到了失业的境遇中。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中，王小福走过了三个阶段：先是放下架子，忍辱含垢，砍柴拔筍，自己谋生。接着就寄食在妻子和母亲身上。当一切谋生之法都已断绝，他就拆墙挖地，希望能够发现祖先留下的钱财。穷困已经把他逼得近于疯狂了。在这谋生的三部曲中，他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安分守己的做人信条，神权的信仰也已开始动摇。求生的意志毕竟高于一切，为了活命，他沦为窃贼。被吊打之后，神权迷信的精神支柱彻底倒塌了。当神权再也不能保障他的生存时，他还要死抱着这个精神僵尸干什么呢?然而王小福没有出路，因为他还没有确立起新的精神信仰。他只能与那个曾经使他无限敬畏和寄与希望的神瓶一起粉身碎骨。作家在展示残酷的生活把王小福一步步地推向绝路的同时，又令人信服地分析了他与传统做人信条和神权迷信决裂的过程。这是一个罪恶社会残杀弱小者的悲剧，更是一个精神支柱被残酷现实摧毁的悲剧。作家深刻的同情和希望蕴含在这个惨剧之中。他希望这个悲剧能昭示更多的失业店员在与传统观念和神权迷信决裂的同时，确立起新的精神信仰，走进农民反抗斗争的行列。
吴组缃从不把自己固定在已经获得成功的艺术模式里。在《一千八百担》中，他以精彩多变的场面描写和唇吻毕肖的人物对话，写出骚乱动荡的农村社会的典型环境和农民暴动的历史风云。在《天下太平》中，又对悲剧人物自身的思想行动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追求在一个短篇里写出人物性格多层次的发展变化，多侧面地折射出引起人物精神变化的深广的社会原因。而到了《樊家铺》和《某日》中，他或是通过人伦关系的惊人变化照出社会的巨大变动，或是通过家庭婚姻关系的纠纷反映破产农村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都显现出永不懈怠的艺术求新精神。
《樊家铺》虚写线子丈夫铤而走险，正面展开的矛盾冲突是线子弑母的逆伦事件。两条线索，互为因果。作家兴趣的中心不在这个弑母悲剧本身的道德意味，而是要以一个家庭伦理道德关系的变化，鉴照出农村破产中“人心大变”的深广社会内容。线子为救丈夫，杀死了生母，这个逆伦悲剧震人心弦。酿成这个悲剧的原因，从伦理道德本身无法寻求答案。只有揭开披覆在这个悲剧之上的伦理道德的外衣，那深刻的社会原因才会凸现在人们眼前。线子和狗子这一对善良的夫妇，以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收，但是谷贱伤农，上年因交不起佃租而被拘捕的灾难即将重演。制造这个灾难的罪人正是线子母亲的佣主。线子夫妇诅咒这个“烂了心肝”的阎王“杀人不见血”，可是她的母亲却对主人没有半点微辞，反而认为没有主人的施舍，她要饿死。对地主的不同态度，区分了母女的性格：同是奴隶，女儿要反抗，母亲却甘愿充当一名恭顺的奴才。在官逼民反的情势下，狗子认识到一个简单然而又被歪曲了的真理：“你不杀人，人就杀你!”这一对觉醒的奴隶终于走上反叛的道路。狗子案发被捕入狱后，性命危在旦夕。在急需钱财打点班副王七爷时，视财如命的母亲，非但见死不救，反要女儿改嫁，因为她不能再认这个使她“丢脸”的女婿。母亲对农民造反的厌憎观念完全依附于地主阶级。她遭到邻居唾骂，女儿憎恨，理所当然。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在这里泾渭分明地表现出来。吝啬的母亲自己斩断了母女亲情，是她奴才的性格搭起了通向悲剧冲突的桥梁。母女的性格冲突由此激化，终于达到高潮，以血案而告终。线子虽然赞成丈夫反抗，却不主张抢劫。正确的反抗道路在哪里，她还不知道。线子虽然厌憎母亲的恶德，却不曾蓄意杀害。她是怀抱着救丈夫的单纯目的，把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情绪盲目地倾洒到母亲身上，走着一条错误的反抗道路。这是线子悲剧性格的实质。线子夫妇虽然暂时放过了真正的罪魁，作家却通过这一悲剧揭露出那真正的元凶：正是反动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榨，迫使善良的农民为盗，毁灭了母女亲情，制造出这个逆伦的惨剧。吴组缃在两条情节线索的交叉描写中，以伦理道德关系的变动作为自己解剖刀的切口处，把对皖南农村社会的剖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揭示出宗法制农村社会的解体，必然导致乡村意识形态的倾颓。
三十年代，茅盾曾经计划全面地解剖中国社会。在《子夜》、 《林家铺子》和《春蚕》等小说中，他对中国都会的民族工业、小市镇的商业经济、农村的破产，都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从而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全幅图画。由于种种原因，茅盾对乡镇商业经济凋敝和农民破产两方面，还未能作出更多的描写。而吴组缃从上述三个方面对农村社会的解剖，特别是他对失业店员困苦的描写，从伦理道德关系的角度反映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正好补足了茅盾想做而又未能尽兴达意的艺术刻画。在左翼作家分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艺术宏图中，吴组缃以自己的上述作品增添了一幅独特的生活画卷。
四、农民抗战意识觉醒的写真
抗战爆发，吴组缃的生活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前，他为生计所迫，中断了清华研究院的学习，于1935年初应聘担任了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抗战开始后，又兼做秘书工作，先后达十三年。与此同时，吴组缃积极参加了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早在1936年，他与鲁迅等六十三位作家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宣告当民族危机的关头，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决不忽略或是离开现实”。1938年初，吴组缃又参加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一直担任文协理事。由于吴组缃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保持了“固有的立场”和“原来坚定的信仰”，所以在用文艺反映民族抗战生活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定地走着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从文协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确地指出，在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中，文艺固然要颂扬民族的抗战精神，“但这并不是说，对于自己只许歌功颂德;各方面的病根和缺陷，污点和错误，我们是同样的应该加以揭露与指出”(《我对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几点管见》)。当着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遭到国民党御用文人诋毁时，吴组缃坚决反对“一味颂扬”的态度，严正地指出：“照出那些幢幢的鬼影，使之无法藏形;指出那些疮病之所在，使人们知所洗治，正是今日文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唯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全部现实的文艺，才是今日所需要的文艺”(《一味颂扬是不够的》)。正是以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创作的指导，吴组缃本时期的创作力图把表现抗战与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坚持把发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同揭露国民党政权中的幢幢鬼影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做到了颂扬与暴露的有机结合：颂扬人民抗战意识的觉醒，暴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因此他的创作，既没有抗战初期某些人的那种盲目乐观的错误倾向，也避免了战时有些作品的标语口号式的毛病。他的创作总是和战时人民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确是“真实地反映全部现实的文艺”。
写于1938年1月的《差船》，是抗战之初难得的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在安庆准备搭“差船”时十几个钟头的亲身经历，用鲜明的对照手法，深刻地揭示出神圣的抗战与荒淫无耻的尖锐对立。在暴露国民党军政当局大小官员的惊人丑恶的同时，吴组缃对于那些在前线负伤的“诚拙可爱”的士兵和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口号的衣衫褴褛的儿童，则倾注了自己的热爱之情。这种无情的鞭挞和热情的颂扬在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而作的散文《副官及其他》中，又以冷静的人物素描表现出来。作家歌颂那位悟出鲁迅精神的真髓、勤于行动却讷于言谈的副官;鞭笞诋毁鲁迅思想和人格的学界老官僚;批评把鲁迅当成偶象、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的“马虎文人”。在对比的描写中，吴组缃通过副官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过于腐败，抗战期间依然如故。只有按照鲁迅的精神去战斗，才能使个人不至走上末路，民族不至灭亡，“不然唯有死灭，唯有作畜牲!”
由于抗战期间吴组缃公务繁忙和为生活而劳碌，同时更因为作家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从来不愿将没有成熟的果实奉献给读者，所以作家的思想艺术虽然更臻成熟，然而公之于世的作品却为数不多。除了散文之外，在小说方面就只有长篇《山洪》和短篇《铁闷子》。这两篇小说的主题基本相同，都是作家表现抗战力量源泉的艺术探索。 《铁闷子》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在不同的政治教育下，下层士兵所呈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刘大开由于受到政训人员的抗战教育，对抗战怀抱着令人钦佩的爱国热忱。而那位逃兵，在自己长官财迷色狂的言传身教下，则成了作奸犯科的罪犯。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幼稚”的罪犯，也还没有完全丧失爱国之心，只要施以正确的教育，也能刨松那锈蚀的灵魂上的积垢，化腐朽为神奇，使他为抗战而献身。但在这“腐朽”转化为“神奇”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其间应有的桥梁。而在《山洪》中，却发现了劳动人民抗战意识觉醒的清晰轨迹。
《山洪》原名《鸭嘴涝》，是战时较早出现的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在当时曾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好评。小说写的是抗战初期“山区人民经共产党游击队的发动逐步奋起抗战”(《山洪·后记》)。作家这一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对主人公章三官抗战意识逐步觉醒的描写实现的。章三官是皖南山区土生土长的一位能干小伙子。在他身上集聚了中国农民勤劳勇敢和嫉恶如仇的优秀品质，也凝结着历史的精神负累。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培育了自身剽悍倔强的英雄主义气质，在小农经济劳动中又养成了自私意识和狭隘观念。章三官抗战意识的觉醒，正表现为农民的英雄主义不断战胜自私狭隘心理的过程。作家无意把章三官写成一个完美的英雄，所以他深入地探索了抗战的时代风云在这位老中国的普通儿女心灵上所引起的深刻巨大的变动。战争初起时，三官曾经受到过抗战启蒙教育，所以对于打日本，他是个主战派。当真的要抽丁派伕时，自私的意识又使他赞同出钱雇人。刚刚勃起的英雄气概又畏缩下去，甚至还想悄悄地跟着那个在南京当差的表兄一走了事。“官军”从前线败退时，三官虽然躲在高高的山林里，内心却在翻腾着巨浪：“他仿佛具体的感觉到一个实在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大片国土的丢失，自己村子和家庭将要沦亡，使他感觉到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怅惘与悲伤。他开始切实地把自己的村子和家庭的命运，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一起来思考了。这种有国才有家的意识的萌芽，重新振起了这位山民的英雄气概。第二年春天，当“官军”重新开往前线时，他排除了畏葸的心理，主动帮助士兵运送子弹，从而增长了见识和勇气。游击队的政工人员进村后，他理解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的道理，担任了“扁担队”队长，成了“猎户队”的骨干，终于主动提出加入游击队，要求加入卫国保家的战斗。由害怕抽丁拉伕到要求成为一名抗日游击队的战士，章三官的性格发展，几经起伏跌宕，农民的英雄主义逐渐摆脱了为一家一户生存而斗争的羁绊，为国家民族的兴盛而不怕牺牲的精神终于发展成为它的主要内容。这个变化深刻地反映着民族抗日战争中普通劳动人民思想前进的历程。
《山洪》的深刻现实主义精神不仅在于作家通过一位普通农民的觉醒，发掘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不屈不挠的民族魂灵，颂扬了抗战最深厚最伟大的力量源泉，还在于作家对国民党政权欺诈人民、鱼肉百姓、弄权误国的挞伐。小说中保长皮猴子正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代表。作为一个保长，章延福拥有店铺与货船，是鸭嘴涝村唯一的“脚步宽”的人物，他与区长县长都有勾连。章延福对抗战并无兴趣，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意。为了从战争中捞取好处，他装模作样地传达抽丁派伕的命令，以恫吓利诱手段愚弄农民，以便从中捣鬼，贪脏枉法。以章延福为代表的国民党基层政权长期欺压玩弄农民，与农民产生了尖锐的阶级对立，由他们经手办理抗日救国的大事，不仅无法取得农民的信赖，而且成了人民抗战意识觉醒的一个重大障碍。三官之所以对当民伕畏惧退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识破了保长的诡计，不愿吃亏。游击队的政工人员进村后，章延福仍然在背后玩弄权术，拖延抽丁，并且以同是章家子孙、应该“互相关护”作为交换条件，要章三官不在游击队面前揭发他的劣迹。而三官也只是在弄清游击队对保长采取的是“捉鬼用鬼”的策略之后，才坚定地担当起组织农民抗日的责任。在这里，阶级的对立与抗战工作的进行错综复杂地交织着。吴组缃以其对于农村阶级关系的透彻了解，对抗战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塑造了保长皮猴子这样一个阻挠人民抗战意识的觉醒，对抗战阳奉阴违、企图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代表的形象。吴组缃始终坚持全面反映抗战现实，把歌颂人民的觉醒和鉴照国民党政权中的幢幢鬼影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刻画章三官和保长皮猴子的同时，作家还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山村人物形象。其中有：凭着“良心”爱国，却又囿于同姓骨肉的陈腐观念去搭救汉奸的东老爹;愿为抗战出力，又怕别人捉弄吃亏的双全;虽是游击队的助手，又给自己留有退路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寿官;由一无所有的乡村流氓沦为汉奸的四狗子;出钱如同割肉的乡村高利贷者摇弟奶奶;乐天知命、无所用心的二官;忠厚老实、胆小怕事的大官……作家以人民抗战意识的觉醒为纽带，通过这些人物的悲苦喜乐、矛盾纠纷的描写，组织了一个小山村的复杂社会，辅以山区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精彩描绘，构成了一幅时代色彩鲜明的皖南农村风俗画。
《山洪》在艺术上承继了吴组缃一贯通过场面描写和人物对话刻画人物的技巧，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在分析人物心理变化时，作家发展了《天下太平》中表现出来的剥茧抽丝式的剖析才能，为章三官心理意识的发展变化安排了回环往复，波浪迭出，逐层推进的过程。在主要通过人物自身的动作和语言、在情节自然流动中显现心态变化的同时，也直接进入人物的深层意识，加以分析剔辟。传统的白描手法和西洋小说心理描写方式的结合运用，使得章三官心理变化的揭示，既脉络清晰，又细腻全面。 《山洪》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一般说来，作家在使用皖南山乡土语时都作了加工提炼，而不是方言的复录。这种描写人物毕肖传神，又为作品染上浓郁乡土气息的方言土语，通篇俯拾皆是。它既使《山洪》增光生色，也为文学语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是探索和试验，其中也难免夹杂粗口之类的芜杂之处。但瑕不掩瑜，作家在文学语言上朝大众化、通俗化努力探索的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是永远值得人们钦仰的。
吴组缃一直是以一位业余作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解放前，他为生活而忙碌奔波，有不少作品“是在为吃饭而忙的余暇里写起来的”(《饭余集·代序》)。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又一度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忙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作协的日常事务工作，更抽不出时间静心创作。虽然他努力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但几次计划的宏篇巨制至今未能诞生。这当然令人遗憾。然而仅就吴组缃这些已经传世的作品来看，他无论是在主题的开掘，题材的拓展，艺术技巧和风格的创新等方面，都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4年3月。
注释
附录一 吴组缃主要作品集
《西柳集》,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饭余集》,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鸭嘴涝》,1943年3月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初版;1946年4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改名《山洪》出新1版。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1954年5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附录二 吴组缃研究主要论文目录
白苹《吴组缃的〈西柳集〉》,1934年10月22日《清华周刊》第42卷1期。
惕若《西柳集》,1934年11月1日《文学》第3卷5号。
以群《〈鸭咀涝〉读后》,1944年2月1日《抗战文艺》第9卷1、2期。
李长之《鸭咀涝》,1944年9月15日《时与潮文艺》第4卷1期。
钳耳《评吴组缃的<鸭咀涝>》,1944年9月30日《群众》半月刊第9卷18期。
余冠英《山洪》,1946年6月1日《文艺复兴》第1卷5期。
杜黎均《谈吴组缃的创作》,1954年8月21日《光明日报》。
沈振煜《试论吴组缃的小说创作》,1981年湖北省文学研究会、华中师院合编《中国文学研究》。
袁良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吴组缃小说艺术漫笔》1982年《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
佘俊霞 牟淑媛《吴组缃著作年表(1923年——1981年)》,1982年《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
曾镇南《山乡民魂的写真——读〈山洪〉》,1983年5月《书林》第3期。
赵园《吴组缃及其同代作家——兼析<藁竹山房)》1984年1月《十月》第1期。
严謇《吴组缃传略》,1984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
夏志清《吴组缃》1979年7月香港友联出版社初版中译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二章。
程步奎《战斗的号角响了——吴组缃短篇创作的艺术成就》,1975年3—7月香港《抖擞》双月刊第8—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