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人物简历简介,丁玲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在黑暗中摸索
1925年4月底，当时早已蜚声文坛并无形中成为革命青年导师的鲁迅，不意中接到了一封青年的求援信，署名“丁玲”。丁玲?何许人也?问之左近的文学青年，都说这一定是个故意伪托的假名，因为根本就没见到过这个名字。还有的说，这一定是经常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休芸芸(沈从文)的恶作剧，他故意要化成一个女性的名字来捉弄你。鲁迅当时和《现代评论》派笔战方酣，而且不久前刚刚领教过某男士化名“欧阳兰”女士混迹文坛的活剧，他不禁信以为真。一反对青年来信必复的常规，鲁迅没有理睬这位“丁玲”的求援，只在4月30日的日记上写下了“得丁玲信”四个大字。事后他才知道这一次他完全错了：丁玲根本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化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来自湖南的女青年。她的原名叫蒋伟，字冰之。这个小小的历史误会，似乎是丁玲未来生涯的简单提示——等待丁玲的将不是什么笔直平坦的康庄大道。
其实，即使在这个小小误会之前，丁玲的二十一岁的生活，也已经够坎坷的了。
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安福)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刚刚四岁就死了父亲，正怀孕的寡母只好带着她离开家乡临澧寄居到常德舅父家去。幼弟降生不久又不幸夭亡。从七岁开始，丁玲便跟着母亲四处求学。幸亏丁玲有一个刚毅的母亲，时时隐忍着痛苦，安慰着她唯一的女儿。她的这种性格，无疑也给了女儿最大的陶冶。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丁玲结束了她的中学生活，考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但这个学校未能灌输给丁玲多少共产主义的知识和信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活动倒颇为吸引了这个对一切都不满意的年轻姑娘。但在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初步交往之后，丁玲和她的女友王剑虹还是毅然到南京自修文学去了。这时，她们结识了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她们返回上海进入了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正是在这里，王剑虹和丁玲分别爱上了瞿秋白和他的兄弟。
但是，王剑虹的不幸病逝给了丁玲很大的精神刺激。她悲痛地告别上海，转赴北京，并成了一个半流浪性质的清苦的“公寓大学生”，在北大等校旁听文学等课程，还从私人学习过绘画。正在这时，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出了给鲁迅的那封求援信。由于没有得到回信，她只好返回湖南故乡去了。
经济生活的贫困并未影响感情生活的丰收。走投无路中她结识了胡也频，她为这个学徒出身的小说作者的倔强性格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经历深深吸引了。终于，他们由相爱到结婚，在文学道路上并肩前进了。与此同时，他们夫妇和沈从文的关系也发展得十分密切。
在1927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期上，丁玲的处女作《梦珂》问世了。编者叶圣陶先生大为赞赏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次年2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在《小说月报》的卷首出现了。这篇日记体小说深刻反映了时代的低气压，刻画了莎菲这个“五四”退潮期精神极度苦闷的知识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小说既写出了她对封建旧家庭旧礼教的背叛，又写出了她对凌吉士那样的充满铜臭的灵魂丑恶的市侩的惩罚。小说关于两性恋爱关系的大胆描写以及对莎菲女士复杂心理的细腻刻画，使它赢得了文坛的好评，也产生了相当有力的影响。正象评论者所说的：“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①这篇作品，给丁玲带来了荣誉，也奠定了她的文学生涯。1928年10月，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取名《在黑暗中》。除上述两篇作品外，还收了《暑假中》和《阿毛姑娘》。 《暑假中》通过对一群乡村女教师变态性心理和同性恋生活的刻画，表现了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无出路; 《阿毛姑娘》则写了一个因向往城市生活的理想破灭而不幸惨死的青年村妇阿毛的悲剧。 《在黑暗中》这一书名，很可以代表作者这一阶段的奋斗和挣扎。这一时期，丁玲还写了《素描》、 《仍然是烦恼着》等与小说同一倾向的散文作品。
从1928年冬到1930年春，丁玲又陆续写成《潜来了客的月夜》、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十个短篇，分别结集为《自杀日记》和《一个女人》出版。这些作品，塑造的仍是一些莎菲型的女性，个别篇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便写了妓女生活)。应该说，比起《莎菲女士的日记》来，这些作品都缺乏一种艺术的完整性和强烈的感人力量。正象冯雪峰曾指出的那样：沿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路子，作者“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有力的东西来”①“在黑暗中”摸索的丁玲，遇到了创作上的危机。
二、左翼华年
危机往往可以成为起死回生的转机。长篇小说《韦护》和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一)、 (二)的相继发表，正是这种转机的标志。这些作品，使丁玲跨进了革命文学作家的行列。
但这里的“革命文学”，一言以蔽之，不过是“革命加恋爱”。一个充满浪漫蒂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家，爱上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子，发生了不好统一的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在几经周折之后，革命者终于冲决了爱情的罗网，重新走上了革命征途，或者，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这几乎是风靡一时的这类幼稚的“革命文学”作品的基本情节，丁玲的这几篇作品当然也概莫能外。但是，必须肯定的是，这类相当公式化的作品，却是大革命失败后时代的产物。对整个“革命文学”来说，它是必经的阶段;而对丁玲本人来说，也正是她由“莎菲型”过渡到更加坚实的革命文学阶段的桥梁。
假如说创作《韦护》和《一九三○年春上海》的丁玲还只能算是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同路人”，那末，胡也频等五位青年作家的壮烈牺牲则大大缩短了丁玲由“同路人”向革命者的转化过程。烈士的鲜血没有吓坏丁玲，而是教育了她，激励了她。擦干自己的眼泪，安顿好烈士的遗孤，沿着烈士用鲜血开辟的道路，丁玲很快成了名噪一时的左翼作家。她与“左联”负责人冯雪峰等也建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从1931年春胡也频遇害到1933年夏丁玲被捕，短短两年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和《水》、 《莎菲日记第二部》、 《田家冲》、《某夜》、《法网》、 《消息》、 《夜会》、 《奔》等十五个短篇，此外，还写出了《不算情书》、 《五月》、 《我的创作生活》等著名散文。与此同时，丁玲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她接受党的委托，主编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1年9月20日创刊)，并多次去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讲演，宣传革命思想。她还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长和工农文学会负责人，曾深入工人群众组织工人读书会，培养工人业余作者。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她与鲁迅、茅盾等四十余名进步作家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暴行。同年3月，丁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丁玲，将满腔仇恨化为力量，为左翼文化事业乃至整个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仅就创作而论，她的《水》等短篇宣告了革命加恋爱的文学模式的终结，将革命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水》虽然没有写出成功的典型，但它却勾划了工农大众的群象，使革命文学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狭小圈子进入了工农大众的广阔天地。这是党所倡导的大众文学的最初的果实。而在茅盾的《子夜》尚未问世之前， 《母亲》也是当时在艺术上颇具功力的长篇作品。这样一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丁玲几乎都成了左翼文坛的重要的小说家。因此，丁玲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整个左翼文坛的热烈欢迎。 《水》发表不久，就被冯雪峰誉为新小说的“萌芽”。他把丁玲由《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的创作道路，概括为“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①茅盾也说：丁玲“是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她的短篇小说的特点就是立意深湛，即使写的是‘身边琐事’，也不使人感得琐细单薄。”《母亲》也有“独特的美点”，它表现了老一辈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②在私下谈话中，鲁迅也说：“丁玲是我们最优秀的作家，近来她很努力，茅盾都要写不过她的”。③
三、被捕与软禁
丁玲在左联的活跃，激怒了国民党特务组织。1933年5月14日，她刚由一个文学座谈会返回家中，国民党特务跟踪而至，野蛮地将她绑架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梓年，应修人则因拒捕壮烈牺牲。
丁玲的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这个叛徒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冯达当时是美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的翻译，1931年秋和丁玲同居。在绑架丁玲前，国民党特务先绑架了他。他经不住特务的威逼利诱，招认了自己中共党员身分，并供出了他和丁玲的秘密住址。
丁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左翼文坛及进步文艺界组成“营救丁潘委员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以蔡元培领衔发表了三十八位著名人士署名的《请释丁玲联名电》①。即使一些右翼文人，也纷纷遣责绑架丁玲的罪恶行径。丁玲的老友沈从文也接连发出了释放丁玲的呼吁。
但是，对于这一切，国民党反动派都置若罔闻。他们偷偷地将丁玲押解到南京关押起来，而在公开场合却矢口否认他们有绑架丁玲的丑行。于是，丁玲遇害的消息便一时盛传起来。为了抗议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左联进一步发起了悼念活动。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和现代书局先后出版长篇《母亲》和短篇集《夜会》，北方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杂志》出版了悼念丁玲专号，鲁迅也在悲愤中写下了哀诗《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不过，这却是一场虚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并未敢对丁玲下毒手，他们采取了软化政策：他们将丁玲软禁在南京苜蓿园一个旧官僚的府邸中。然而，传出来的消息却说丁玲叛变了。在未得确实消息的情况下，鲁迅在致友人信中这样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①“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②
显然，鲁迅对丁玲是失望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是不难理解的。在南京三年的幽居生活中，她曾两度以访友为名去北平寻找党的组织。终于，在1936年的“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她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逃离南京，潜回上海，并在中秋节(10月中旬)与聂绀弩乔装夫妇乘车潜赴西安，计划等待机会，转赴陕北。就这样，丁玲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
四、飞回陕北
到西安后，在一个化装成商人、实为共产党人的国际友人家中，丁玲蛰居了半个月左右。其间，曾秘密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女士。适逢鲁迅不幸去世，乃以“耀高邱”为名致函许广平女士，表示深切哀悼。11月初，她打扮成东北军的军官太太，由一连东北军护送，当月中旬安抵党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③丁玲到陕北，这是她整个生活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陕北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她受到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热烈欢迎。除接见晤谈外，还特地为她举行了窑洞欢迎会，以上中央领导人几乎一一出席并发表欢迎演说。会后，毛泽东同志欣赋《临江仙》一首相赠，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欢迎会开过，丁玲便到甘肃前线当红军去了。“阵图开到陇山东”，即指此而言。这首《临江仙》也是后来用电报发到甘肃前线去的。
当红军的同时，丁玲积极参加了成立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的筹备工作。经她与成仿吾、徐梦秋等同志共同发起，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11月22日，陕北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文协)在保安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丁玲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光荣当选为文协主任。文协成立后，与徐梦秋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并亲自撰写了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登在创刊号上。①
文协成立后，丁玲继续到红军中生活。曾随军北至三边，南抵三原。1937年2月初，由三原陪史沫特莱赴中共中央新驻地延安。几个月的红军生活，带给了丁玲崭新的人物、强烈的印象，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先后撰写了《保安行》、《北上》、《南下》等几个散文速写小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虽已佚失，但保留下来的《彭德怀速写》、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广暴纪念在定边》诸文，仍足令人仰慕红军指战员的战斗风貌。
到延安后，丁玲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担任了短时间的副主任，然后即去文协主持工作。不久，即写成到陕北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平凡而崇高的红军小战士的可爱形象，热情歌颂了红军战士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有力表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伟大时代要求。这篇小说在群众语言的运用上虽然还不够娴熟，但从思想意义上说，它无疑是较早的表现了团结御侮的抗战文学的主题。
除创作外，丁玲还主持了反映红军长征生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编选工作，并写了热情洋溢的《文艺在苏区》一文。可以看出，丁玲一到陕北，就成了工农红军最热情的歌颂者和走在历史前列的伟大时代的弄潮儿。
五、“西战团”戎马生活
“七七”抗战的炮声，激荡着亿万中华儿女保卫祖国的热肠。在延安一片沸腾的抗日救亡情绪中，丁玲、吴奚如联络其他五名作家、艺术家，发起成立“抗战记者团”，预备投身到伟大抗日战争的前线去。他们的热忱得到了广大爱国青年的热烈响应和中共中央的有力支持。一个月后，这个酝酿中的“战地记者团”正式定名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归属于八路军总部之下，丁玲、吴奚如被任命为正副主任(即团长)。 8月12日“西战团”召开成立大会，第一批团员共计二十三人。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西战团”开赴抗日前线欢送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莅临讲话。丁玲代表“西战团”致答词。欢送会后，“西战团”抓紧进行各项准备，丁玲突击编写了独幕话剧《重逢》。出发前的四十天中，“西战团”为延安军民共演出各种节目十一场。 9月22日，“西战团”离延安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途经大宁、蒲县、临汾等县市，于12日到达山西省会太原。次日，丁玲在山西大礼堂发表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吁请各界支持“西战团”的工作。
太原失守后，西战团奉命随八路军总部撤往榆次，并辗转活动于太谷、临汾、沁县、安泽、榆社、洪洞、赵城、运城等十余县市，行程数千里，演出百余场，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
戎马倥偬中，丁玲几乎忘记了她是一名作家，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战争。她率领全团，深入火线演出。有时刚演出完，饭还未吃，便发现了敌情，于是赶紧撤退。有时在夜晚转移中误入敌人的包围圈，而又悄悄溜走。“西战团”的战地服务活动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活剧。而丁玲，正是这出活剧的总导演。
丁玲表现了相当杰出的实际工作才能，整个“西战团”的工作有条不紊，很好地适应了战争环境。丁玲特别注意团结全团同志，注意做好每一个团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每个团员的特长和积极性。因此，丁玲在全团具有很高的威信，她很自然地成了全团的灵魂。“西战团”的一名团员、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后来壮烈牺牲了的烈士史轮，曾这样记述过他们的团长丁玲：
她却有使我们吃惊的魄力，机敏的手腕，遇着团内某人狮子般的咆哮起来，或向牛角尖硬要钻去的不幸事件发生时，她总能解决得恰恰合适的。……她和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事务人员一样地在抗日工作中，在战场上，在集体的生活里艰苦地学习着。……
举凡所遇着的事情，她总一点不轻易放过，不惮麻烦，不辞劳苦地去思索，去分析，务要找出它的核心，它的根源来。因此习惯了拜访那向来很怕见面的军政长官，了解了从来不太接近的各界人士的心理，娴熟了和群众谈家常，娴熟了站在广场上、舞台上讲话以及徒步涉河，奔越山岭，风、霜、雨、雪的苦头，饥、寒、野食、露宿的辛酸，更学会了擦一把汗向团员们鼓励着“前进，前进!”和忍着脸上泥沙的咬啮，为全团计划工作。……
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了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种方法。有好几次她向我们说： “将来我把服务团写成一本长篇小说，把每一个人物刻画出来……” (《丁玲同志》，见《西线生活》，生活书店，1939年4月出版)虽然这本小说后来并没有写，但丁玲率领“西战团”从事的战地服务活动却比任何一本小说都更加丰富和生动!这越发证明了她是一位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作家。在紧张的操劳和战斗的岁月中，丁玲克服了无桌椅、无时间，甚至无笔无纸的重重困难，写成了话剧《河内一郎》，以及《冀村一夜》、 《马辉》、《忆天山》、 《杨伍城》等二十余篇短文。丁玲终于无法忘记她的作家的天职。
1938年春，根据战局的变化， “西战团”奉命离开山西前线，赴国民党管辖下的西北首府——西安演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阻挠，“西战团”从生活到演出几乎都遇到了寸步难行的困难。为了打破封锁，打开局面，丁玲学会了做统战工作，她与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展开了频繁的接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终于使“西战团”的抗战歌声飘荡在古都西安，唤起了西安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西战团”也冲破阻挠，大力支持了“易俗社”、“大风剧社”等西安原有的艺术团体，播下了革命文艺的火种。在西安期间，丁玲也在百忙中写下了《西安杂谈》等散文、随笔十余篇。
7月底，“西战团”胜利完成了西安之行四个半月的战斗任务，丁玲奉命率团返回延安。从出发到返回，丁玲整整度过了一年的戎马生涯。这一年，对丁玲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单从创作上看，也许是歉收了;但从她的生命史上说，这却是光辉灿烂、有声有色、硕果累累的一年!作家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能和时代、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比起那些艺术之宫的骄子来，是更值得人们尊敬的。丁玲，这位上海滩上的“文小姐”，实实在在变成抗战前线的“武将军”了!
在“西战团”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丁玲也从自己的团员、战友陈明身上，获得了新的爱情。数年之后，这一对打破了年龄界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六、从《霞村》到《夜》
“西战团”在延安休整两个月后，再度开赴前线。丁玲仍任团长，但因工作需要，未随团出发，而留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工作之余，丁玲重操小说生涯，先后写出了《压碎的心》、《新的信念》(原题《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县长家庭》、《秋收的一天》、《入伍》、 《我在霞村的时候》、 《夜》等七八个短篇，后由胡风代为编集、名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这是丁玲小说创作的新收获，也是整个抗战文学的重要瑰宝之一。
《压碎的心》和《县长家庭》写的都是抗战初起时人民的一种爱国热情，以及由大的时代动荡激起的人民感情上的涟漪。《秋收的一天》和《入伍》写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的思想改造。上述诸篇，艺术上均较单薄，有的(如《秋收的一天》)只能算一则生活速写，没有刻画出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小说集中较为重要的是《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三篇。
《新的信念》塑造了一个惨遭日寇法西斯蹂躏的陈老太婆，她在逃出魔掌后，忘记了个人的荣辱，现身说法，利用一切场合，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励人民拿起武器，为她报仇，为所有被蹂躏的姐妹们报仇。小说激荡着一种昂扬的报仇雪恨的民族情绪，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篇小说曾经单行出版，对伟大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这篇作品的不足在于结构稍嫌单调，陈老太太的讲演也有不够精炼之处(尽管这是符合人物的特定情态的)。
相形之下，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下称《霞村》)艺术上要洗炼得多。小说的女主人公贞贞有着和陈老太婆相似的经历，她也是被日本侵略军掳去成为随军妓女的。所不同的是陈老太婆逃出了魔掌，而她则成了以军妓为掩护的八路军的侦察员，并曾数次成功地为八路军送出了情报。后来，她染上了梅毒。在离开日军后，组织上送她到后方医院去治疗。贞贞曾被斥为民族的败类，说她丢尽了民族的尊严，苟且偷生，是应该彻底唾弃的形象。而作家把她处理成八路军侦察员，这是对敌工工作的亵渎，小说鼓吹的是逆来顺受的叛徒哲学。这些说法，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如果贞贞没有成为八路军侦察员，而仅仅是忍辱偷生地活下来，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歌颂之处。但问题的复杂在于她不是这样，她确乎成了侦察员，而且确乎送出了情报。是否因为她在遭受日本侵略军蹂躏之后没有悬梁或跳井，就可以说她没有资格当侦察员、她的情报也一钱不值呢?事情当然不能是这样。贞贞诚然失了“节”，按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观念，她不仅没有资格充当八路军的侦察员，连生存的权利也早就没有了。但是，能用这种封建教条来分析革命文艺作品吗?再说，是谁让贞贞失了“节”?是她自己还是日本法西斯?我们究竟应该仇恨贞贞还是仇恨日本侵略军?小说对贞贞的艺术处理确实不太一般化，但也并非违背生活的逻辑。
《霞村》的特殊之处正在这里：它把抗日反侵略的时代主题和针砭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观念紧密结合起来。贞贞不容于本村的某些乡亲，甚至不容于她的父母。但他们对贞贞的指责，说来说去，总离不开封建礼教的陈规陋习，离不开封建“节”、“烈”那一套。因此，用什么眼光看贞贞，就成了能否正确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作家的态度很明朗，她对贞贞充满了爱怜和同情，甚至也可以说充满了敬意。“贞贞”这个名字，就足以说明一切。在作家看来，“贞贞”是具有中华民族的仇恨敌人，与侵略者斗争的“节”与“烈”的，她能够身陷虎穴、忍辱含垢而不忘民族大义。相反，作品那些个讥笑她、唾弃她、在她身后嘁嘁喳喳的人，在民族大义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时，认识上显得简单和粗浅，这自然也显示了他们受封建礼教毒害之深。贞贞这个形象表现了这样一种含义：在民族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要取得胜利，要在战火中获得新生，既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还要丢掉那些在某些特殊环境下与对敌斗争发生冲突的封建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如不很好克服，它无形中会成为人们团结抗战的障碍;在这种观念看来，陈老太婆也好，贞贞也罢，不是都早就失去了活着的权力吗?还谈得到什么抗日呢?
《霞村》将贞贞的父母、杂货店老板等人都写成了有严重封建礼教观念的人，从而给了应有的针砭。正是他们，强行拆散了贞贞和夏大宝这一对爱侣，摧折了贞贞的幸福。也正是他们，在贞贞陷入虎穴、忍辱负重之后，又认为大逆不道、无脸见人。他们的落后，很好地反衬了贞贞的光辉。对他们的针砭，一点也不过分。
小说不是没有缺点，这主要是贞贞性格的“
升华”(即成为具有英雄色彩的身入虎穴的侦察员)写得还不够充分。小说从侧面描写了这种升华，力量显得不够;粗心的读者甚至极易忽略过去。这也就导致了许多本不应有的不同理解和分歧。假如小说正面加强贞贞由受辱者到革命者、由弱者到强者的刻画，小说在艺术上就会更完整一些。小说因为着重表现了封建礼教的浓重，因此色彩显得暗淡了一些。就连贞贞，在小说结尾处也蒙上了一种感情的阴影。这虽然有其充分的客观依据，但无论如何，却大大削弱了她作为“侦察员”的精神的辉光。
《夜》和《霞村》写于同一年，但它反映的却完全是另一类主题。作家的目光从前线拉回到后方，她敏锐地觉察了边区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以及人民新的生活样式所带来的新问题。一心投入工作的乡指导员何华明，无法照顾将要生仔的母牛和土地，也无心照顾比他大十二岁的已经显得衰老的妻子。但当他回家之后，迎接他的立刻是一场感情的暴风雨：妻子拉开了同他吵架的架势。而这时，一直热恋着他的妇女委员、青联委员的妻子侯桂英却趁他喂牛之机向他发动了感情的袭击。在关键时刻，他用党性克制住了感情。短短四五千字的小说，相当出色地刻画了何华明的动人形象，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何华明碰到的一切，都具有极大的典型性;惟有那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妻子，显得有些独特。小说在艺术上象皓月当空的夜色一样明净。何华明的心理刻画十分逼真。许多地方作者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思索的余地。作者巧妙地处理了农村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当干部和搞生产的矛盾、革命工作和夫妻生活的矛盾、新的爱情关系和旧的缺乏爱情的夫妻关系的矛盾以及由之引起的心理矛盾等等。从而，从最细微的感情深处，逼真地再现了边区农村生活。 《夜》的写作，一方面说明了作家对边区农村生活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政治上的敏感和艺术上的成熟。正如冯雪峰曾经指出过的那样， 《夜》“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体贴而透视，深细而简洁，朴素而优美。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①
七、反官僚主义的篇章
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丁玲即调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副主任(主任为吴玉章)，与艾思奇同志一起主持文协日常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延安分会成立后，她又担任了“文艺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曾多此深入工农兵群众，积累素材，并进行文艺创作的辅导活动。她的文艺短论《真》、 《作家与大众》、 《关于<子夜>的研究》等，均先后作于这一时期。1941年初，她还曾由延安移住川口县暖水沟，深入生活。同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调任该报文艺副刊主编。在编报过程中，她发现了边区生活的某些消极面，并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在医院中时》和杂文《“三八节”有感》。
《在医院中时》描写了边区的某一个后方医院，除了医疗设备的落后这个客观条件外，医院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工作不深入，不支持广大医护人员的革命热情，造成了一些不应出现的医疗责任事故。小说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一个满腔热情的青年护士、女共产党员。她看不惯医院的工作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她与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斗争。但是，结果，她的斗争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以失败告终。小说的艺术处理显然存在着不足之处。除了整个情调比较灰暗之外，陆萍的形象也不够准确和丰满。作为一个反官僚主义的典型，她还太幼稚，太个人英雄主义;而作为一个热情中夹杂着不少小资产阶级情调(如看不起劳动群众)的青年女性，作家对她又显得太温情脉脉，缺乏应有的批判与保留。但是，冷静分析一下，这篇作品的基本倾向还是应该肯定。官僚主义，这当然是剥削阶级的政治毒菌。但它不可能不侵蚀共产党人的健康肌体。即使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个干部、每个单位都有对官僚主义的先天免疫性。尽管延安个别角落的官僚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主义有着千差万别，但揭露这种官僚主义，同样是革命文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医院中时》向这种剥削阶级的政治毒菌开火，这本身就表现了作家高度的党性和胆识。
《“三八节”有感》，因为批评了某些干部喜新厌旧、不尊重妇女的错误思想，触及了延安两性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在某些认为延安没有缺点或虽有缺点也不应该用杂文进行揭露的人们看来，这篇文章无异于大毒草。但如果尊重现实，从实际出发，这篇文章即使流露了某些为妇女请命的偏激情绪，也无可厚非。三八节为妇女说几句话，批评批评某些不够尊重女性的男子，让女性也自强些、自爱些，这不能被认为大逆不道。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批评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坚持进行的。
八、为边区英雄添彩塑象
毋庸讳言，在针砭边区生活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时，作家产生了某些不健康的灰暗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反映在《在医院中时》、 《“三八节”有感》中，也流露在《风雨中忆萧红》那样相当优美的散文作品中。因此，在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丁玲对自己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有了可贵的正确认识。 《立场问题我见》、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等文，可以说是丁玲这些正确认识的书面记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调任“文协”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了整风学习运动。在文艺座谈会的推动下，在
毛泽东同志“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工农兵”的号召鼓舞下，丁玲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走向工农大众。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丁玲暂停了小说创作，她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生活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同甘苦，共呼吸。在学习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的同时，丁玲拿起了报告文学的武器。从《十八个》开始，到《躲飞机》为止，她先后撰写了《二十把板斧》、 《田保霖》、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袁广发》等十多个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塑造了边区各条战线英雄人物的形象，它们是边区英雄的群芳谱。
丁玲的这一创作活动，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在深入生活、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她深切看到、感到了工农兵群众的心灵美。在这些朴实无华的真人真事的描述中，丁玲贯注了对她的描写对象的最大的敬爱，她极力在看似琐细的生活细节中，写出了英雄人物的可爱之处。在象《民间艺人李卜》那样的作品中，她则通过人物曲折的生活道路的描述，反映了那个茹苦含辛的时代。有些以写事为主的作品，诸如《记砖窑湾骡马大会》、 《三日杂记》等，则描绘了边区沸腾的生产建设，记下了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形象。而写于抗战胜利后的《阎日合流种种》、《介绍俘虏学习队》、 《躲飞机》诸篇，则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及时地将笔锋指向了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文章正如一组宝贵的历史性镜头，摄下了蒋、日、伪合流的种种丑态。同时，也有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三面夹击中乘胜前进的正义斗争。丁玲的这十几篇报告文学作品，无论从当时的边区文学说，还是从我国整个报告文学的发展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在当时，不少作家都拿起了报告文学的武器，而丁玲则是坚持最久、成绩最大的一个。
丁玲的这一组报告文学创作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鼓励。第一篇《田保霖》刚一发表，毛泽东同志便给她和《活在新社会里》的作者欧阳山同志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他“一口气读完”了他们的文章，而且“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①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约请二位作家面谈，倾听他们的新鲜感受和文学构思。毛泽东同志多次称赞《田保霖》一文，在一次高干会议上，他曾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 《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②
丁玲的这一报告文学创作热潮，对她自己来说，还有另外的意义。在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丁玲心目中有了一个又一个血肉生动的工农兵形象，也有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细节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为她以后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现在这些报告文学中的许多人物，很自然地也就成了长篇小说中某些人物的雏型或前身。
九、《桑干河上》
“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丁玲、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预备徒步经由晋绥、晋察冀向东北进发。但当1946年初抵达晋察冀之张家口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封锁了去东北的通道，他们便留在张家口就地开展工作。这一偶然性的变动，却带来了一个含有必然性的收获——反映翻天覆地的伟大土改斗争的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原名《桑干河上》)的撰写和问世。
留晋察冀后，她曾与陈明、逯斐等同志一起去宣化矿区深入生活，并写成三幕话剧《望乡台畔》 (《窑工》);也曾应《晋察冀日报》社及社长邓拓同志之约，主编该报文艺副刊;还曾与成仿吾、沙可夫等同志一起筹备成立华北文联，并担任文联主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长城》的主编。通过这半年左右的文艺活动，丁玲对晋察冀一带的政治形势及风土人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年“五四”，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土改斗争的指示。7月，伟大的土改斗争初步展开。丁玲参加了晋察冀土地改革工作团，在学习“五四”指示后，进驻涿鹿县温泉屯担任土改工作队长。她在深入访贫问苦、全面调查研究和实际土改斗争中，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但是，由于内战很快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疯狂进攻，张家口被迫撤离，丁玲也随党政军机关向阜平作战略转移。这是一次十分艰苦的行军，它给丁玲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抱着对于敌后人民的热爱和对于老解放区的留恋的心情，一步一步往阜平走。走了十多天才走到，只从灵邱到阜平一百八十里路，我们走了四天，翻过了名叫南天门的高山，涉过了唐河，但这四天我们走的简直不能说是路……我们就在没有水的乱石间里走……每一步都要注意放下脚去，连一个小毛驴的蹄子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地。……这样难走的山路，这样的南天门真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但是晋察冀的人民就在这里生活，就在这里与穷苦斗争几千年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这些难忘的印象，使丁玲的心和晋察冀的人民贴得更紧了!
抵阜平后，丁玲住在抬头湾村。怀着极大创作冲动，她开始了《桑干河上》的写作。次年春，她去冀中行唐进一步搜集素材，返抬头湾后，集中精力继续撰写。 9月，她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学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对于土改的伟大意义与具体的政策界限认识更加明确， 《桑干河上》也基本写成了。是年冬，她参加华北联大土改工作队去束鹿;次年初，又转赴石家庄近郊之宋村参加土地平分;前后共约四个来月。夏初，返华北联大后，对《桑干河上》进行修改; 6月，撰写前言，正式脱稿; 9月，这部辗转写了两年的长篇，终于胜利问世了。
如何评价这部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的长篇小说?由于1957年丁玲的政治挫折而发生了严重分歧。丁玲被打成右派后，这本书似乎也成了坏作品。当然，平心而论，这本书不是没有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第一、小说没有集中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主人公，甚至人们不知道主人公究竟是谁。作者心目中的主人公大概是暖水屯党支部书记张裕民，但他的精神世界并未得到多方面的展示。在前半部，他的性格的鲜明程度不如程仁;而在后半部，又有被县委宣传部长章品压倒之势。第二、小说结构松散，故事性不强，缺乏艺术吸引力。第三、从艺术刻画上，反面形象大过了正面形象。第四、在艺术语言上，还存在着知识分子语言和农民大众语言的混杂，作家还未能纯熟地运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对群众语言的学习也有简单生硬之处(如对歇后语的大量使用)。但是，有缺点的书不一定是不好的书;相反，还可能是很好的书。 《桑干河上》就是这样的很好的、很优秀的书。第一、在所有反映伟大土改斗争的小说中，它是内容最丰富、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作家追求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场面，她要表现的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历史趋势。她不满足于仅仅写出农民生活的贫困，还要努力写出他们精神的创伤;她不仅要写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和对土地的热爱，还要努力写出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和对整个斗争能否胜利的怀疑;她不仅要写出农民参加斗争的积极性，还要努力写出他们参加斗争的观望性、消极性;她不仅要表现农民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宝贵品质，还要努力写出他们自私自利、目光浅短的一面。对于地主，她也不满足于刻画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恶霸，而要努力写出他们阴险狡诈的一面;她更不愿把地主都写成一个模样，而要努力塑造具有鲜明的不同性格特征的地主群象。总之，一句话，她不愿把盘根错节的农村社会和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简单化、模式化，而要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 《桑干河上》不愧为华北农村社会的缩影。第二、张裕民的形象虽然不够丰满，但是，如果把所有农会干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末，毋宁说，这一组群象的丰富多彩就远远超出了当时所有的土改作品。第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地主钱文贵、李子俊老婆、贫农侯忠全老汉、中农顾涌、工作组长文采、县委干部章品、钱文贵侄女黑妮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第四、小说对文采的讽刺性描写和对黑妮的抒情性描写，表现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具的胆识，在整个土改文学中显得独树一帜。第五、小说的某些艺术章节(如果树园等)，具有油画一般的明丽色彩，表现了作家非凡的艺术才华。第六、 《桑干河上》实际上只是作家意欲撰写的农村生活长卷的第一部，它的有些矛盾有待进一步开展，它的有些人物也有待进一步丰富。因此，对它的某些苛责也就显得不够实事求是了。
十、跨到新的时代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丁玲，也结束了她的一个漫长的创作阶段，而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丁玲，不仅是一名有影响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早在三十年代，她就曾与夏丐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等二十余人发起组织过“上海文艺界反帝抗日联盟”，并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过抗议日寇侵略的《上海文艺界告全世界书》、 《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进入陕北后，除“西战团”的戎马生涯外，又曾先后为当选为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边区模范妇女、边区“回民文化促进协会”筹备委员，从事过广泛的社会活动。1948年7月，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11月正式举行的大会上当选为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结束后，她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在苏联参观访问达月余，1949年夏初，她又参加中国和平代表团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返国不久，又相继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教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社会活动的频繁，几乎使丁玲疏于创作。从《桑干河上》问世，一直到1953年秋，丁玲的小说创作几乎完全停止。直到1953年冬，她才写出了短篇小说《粮秣主任》。1954年至1956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开头几章。如果仅仅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考察，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如果从整个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角度来考察，作家则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个贡献大大弥补了小说创作方面的损失。何况，在频繁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丁玲的散文、特写、杂文、评论等体裁的作品又获得了意外的丰收呢!
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两次赴欧过程中写的那些后来结集为《欧行散记》①的散文特写。这里的十八篇文章，从内容上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讴歌，一是对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苏联的赞颂。作为中国人民和平与友谊的使者，丁玲以激情的笔墨，歌颂了社会主义，歌颂了伟大的苏联人民。 《欧行散记》中的文章，写人重于写事，这是它们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重要原因。出现在丁玲笔下五十年代的苏联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演员还是普通群众，都是善良、热情、好客的，都对中国人民充满着深厚的感情。这些苏联人，才是真正的苏联人。其中，法捷耶夫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丁玲的这些散文特写，迥然不同于过去那些对异国风光流连赞叹的游记，它有火热的激情，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色彩，它们将人们带进一片和平与友谊的汪洋，它们足以净化人们的灵魂。
《跨到新的时代来》①和《到群众中去落户》②是丁玲这一时期的两个杂文、评论集。早在四十年代初，当编辑《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时候，丁玲就是一个杂文的热心提倡者。尽管她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另外一些杂文曾因态度偏激和分寸失宜而受到过批评，但鼓励杂文写作的宗旨却并没有错。就丁玲自己说， 《“三八节”有感》之后陆续写出的《老婆疙瘩》、《谈鬼说梦的世界》、 《窃国者诛》、 《自掘坟墓》等，就很受各界好评。建国前后写的《谈“老老实实”》、《“五四”杂谈》、《一个钉子》、 《支出和收入》等，也都很有特点。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作家，即使偶一为之，也可将散文写得尖锐泼辣。当然，如非惨淡经营，一般说来，还很难达到鲁迅杂文的那种风格与水平。
丁玲也写过一些偏重抒情的散文，最早也最有名的是《不是情书》、 《五月》等。到陕北写的《文艺在苏区》、 《战斗是享受》、 《风雨中忆萧红》等也都脍炙人口。有些以记事为主的散文，如《广暴纪念在定边》、 《我怎样来陕北的》，写得也都很有情致。在创作《桑干河上》的同时，她又先后写出了《吊“四八”殉难诸同志》、 《我们永远在一起》、《海燕行》等散文作品。 《欧行散记》中的《十万火炬》、 《儿童的天堂》、 《莫斯科——我心中的诗》等也都是优美的抒情散文。建国前后，丁玲的散文更见功力。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中国的春天》、 《记游桃花坪》等，几乎每篇都是倾注了满腔心血之作。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散文作品的成就，远不在她的小说作品之下。
丁玲的论文虽然未必提出什么高深的论点，但却都有的放矢，针对了创作中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可以看出，作家坚持不放的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强调的是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反对的是歪曲工农兵、发泄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感情与趣味。尽管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不够圆满，但在总的方向上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在跨到新的时代来的日子里，丁玲还尝试采用了新的文艺样式。1950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战斗的人们》。据她说：
抗美援朝时期，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约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各写一段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片段，组合成为一部影片。我遵命践约写了《战斗的人们》。但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丁玲戏剧集·代序(我与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4月版。)
因此，这个片段也就没有拍摄。不过，它倒是摄下了丁玲在艺术上的不断努力与追求。
十一、“右派”与放逐
1954年秋，丁玲光荣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会上对宪法草案发表了意见。这年冬天，她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国后，于1955年2月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参加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情况汇报。紧接着，又应邀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作题为《生活、思想与人物》的讲演。直到这年7月，她还发表了《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点感想》。但是，这年秋天，她在作协扩大的理事会上遭到了十余次批判，并被错定为“丁、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在1957年6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中，丁玲又被打成了“丁、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从6月至9月，三个月中，丁玲、冯雪峰被批判。丁玲、冯雪峰成了文艺界的“最大右派”。
在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丁玲没有屈服。早在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她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申诉。而对于“右派分子”的问题，她也一直保留了意见。
“反右”之后，丁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7月间，丁玲、陈明被放逐到黑龙江省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在汤原，他们一直住到1964年。1965年才转移到萝北宝泉岭农场，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在这漫长的八年岁月中，丁玲接受了生活的艰苦磨炼。她当过职工文化教员，编过壁报、黑板报，搞过家属工作，而以养鸡的时间最长。她并没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党的期待，她相信，八年冤屈终有昭雪之日，她终究会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磨炼之余，她一直续写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并写了大量札记。
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们夫妇立即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而且夫妇隔离，不许见面。所有文稿、资料也统统被洗劫一空。1970年4月，丁玲夫妇又被关进了北京附近的监狱。五年之后，她们获释出狱，但不许回京，又作为危险人物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在这里，她们一直住到了1979年年初。
多年的身心摧残损害了丁玲的健康，她患了严重的腰疼病、糖尿病。但是，丁玲以极其顽强的意志面对这一切。二十年的岁月过去了，丁玲从壮年步入了老年。然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却一如既往。
十二、生命之树常青
在长治的蔽塞山乡，丁玲夫妇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锣鼓声。陈明欣然赋诗一首赠丁玲，诗曰：
满头白发似少年，药不离口心里甜，泰山压顶步履健，向阳葵花色泽鲜。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数不尽的风浪险， 一部春秋乐晚年。恶浪险滩已经成为过去，新的岁月正在迎接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从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虽然丁玲还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她相信这一次命运之神不会再捉弄她，她也许会成为一个斯大林所说的笑在最后的人。她几乎忘记了身体的病痛，站着、趴着、利用陈明为她特制的木夹板，奋笔疾书着。她凭记忆重写被劫掠一空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凭激情写出了人物特写《杜晚香》，她凭一个老共产党人作家的党性写出了《我读〈东方〉》。与此同时，她以无法抑止的激动，向党中央寄出了申诉材料，要求重新审理、彻底平反自己二十年的冤案。
丁玲的夙愿实现了，这年秋天，她所在的老顶山公社党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宣布摘掉她的右派帽子。从此“大右派丁玲”的罪名终于一去不复返了!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丁玲途经太原返京。丁玲生命史上的一段新旅程正式开始了!
刚回北京，住在旅馆中的丁玲，不顾旅途劳顿，挥笔撰写了记述自己“牛棚”生活、揭露“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牛棚”小品》、发表于《十月》本年第2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牛棚”小品》是丁玲阔别文坛二十年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宣告了丁玲文学生涯的重新开始，它象征着生命之树常青。
老朋友冯雪峰没有熬过来，在即将胜利的日子，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为了悼念这位抱恨终天的老战友，丁玲含泪写下了《悼雪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要再版，丁玲重温这部书的创作过程和坎坷遭遇，挥笔写下了《再版前言》。最早发现自己文学才能的老前辈叶圣陶已经将近九十高龄，丁玲登门前去看望。叶老喜赋《六幺令》一首，词曰：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姻缘， 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 今亦盈颠见华发。
拜访叶老不久，丁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恢复了党组织生活。政协会后，丁玲作《七一有感》，抒发了恢复党组织生活后的激动心情。
这年十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胜利召开。丁玲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在作协会上发表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会上，她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副主席。
丁玲开始了新的文学长征。她要追回逝去的岁月，她胸中有说不完的话。她发表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一部分修改稿;她发表了修改定稿的北大荒人的光辉写照《杜晚香》;她为自己新编的选集撰写前言、后记;她为文学后辈的作品写序、作跋，她沉痛悼念瞿秋白、柯仲平、刘芝明、史沫特莱等亡友;她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学者和专家……丁玲没有衰老!丁玲依然年轻!
1980年底，党中央正式为丁玲平反，彻底纠正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冯反党集团”的错案，正式恢复了丁玲的党籍和工作。1981年秋，丁玲以七十七岁高龄，回北大荒看望乡亲，看望自己整整生活了十二年的肥沃的土地。这年冬，她飞越太平洋，访问美国。在四个多月的访问中，丁玲一方面称道美国的科学成就，但也敏锐发现并尖锐指出了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自身无法克服的精神危机。在美国，她写下了《曼哈顿街头夜景》、 《芝加哥夜谭》、 《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等散文名篇。在这些文章中，对金元帝国生活情景的如实描绘和马列主义的精辟见地熔为一炉，开创了游记散文的新风格。
从1979年重返文坛到1983年，短短五年中，她已经为读者写下了五、六十万字的著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丁玲老当益壮，她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奋起我最后的余力，为党、为人民、为人类的未来，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课题：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孜孜不倦的写作。”
注释
附录一 丁玲主要作品目录
《在黑暗中》 (短篇小说集,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四篇),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10月初版。
《自杀日记》 (短篇小说集,收入《自杀日记》等六篇),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5月初版。
《一个女人》(短篇小说集,收入《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等四篇,另收胡也频小说两篇),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4月初版。
《韦护》 (长篇小说),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9月出版。
《一个人的诞生》 (与胡也频的短篇小说合集,收入《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5月初版。
《法网》 (短篇小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角丛书”,1931年4月初版。
《水》(短篇小说集,收入《水》等五篇),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初版。
《夜会》(短篇小说集,收入《夜会》等七篇。)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6月初版。
《母亲》 (长篇小说,未完稿),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6月初版。
《丁玲选集》 (短篇小说选集,蓬子编,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七篇,创作谈四篇),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12月初版。
《意外集》(短篇小说集,收入《团聚》等六篇,报告文学、散文各一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1月初版。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小说散文集,收入《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两篇, 《彭德怀速写》等速写四篇),生活书店1938年9月初版。
《一年》(散文特写集,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一,收入《冀村之夜》等散文特写二十八篇,附录小说、散文、评论各一篇),生活书店1944年3月初版。
《丁玲文集》 (短篇小说集,冯雪峰编,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七篇),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长篇小说),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48年9月初版。
《陕北风光》(散文特写集,收入《三日杂记》等特写七篇),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48年11月初版。
《欧行散记》(散文特写集,收入《十万火炬》等散文特写十八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
《跨到新的时代来》 (杂文论文集,收入文章二十九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初版。
《丁玲选集》 (短篇小说选集,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十六篇),开明书店甲种本1951年8月初版。乙种本1952年6月初版。
《延安集》 (小说、特写集,收入小说、特写等十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3月出版。
《到群众中去落户》 (论文集,收入《到群众中去落户》等论文十一篇),作家出版社1954年出版。
《丁玲短篇小说选集》(收入短篇小说十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9月初版。
《到前线去》 (小说、散文、特写集,收入《到前线去》等与战争有关之文章十九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初版。
《丁玲近作》(散文、论文、特写集,收入《杜晚香》等新作十八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
《丁玲散文集》(收入散文特写三十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初版。
《生活、创作、修养》 (收入散文、特写、论文、序跋等七十九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
《丁玲短篇小说选》(收入短篇小说三十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
《丁玲戏剧集》 (收入《重逢》等三个话剧剧本、一个电影文学剧
本和五篇戏剧评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4月初版。
《丁玲集外文选》 (收入建国前散佚文章四十八篇,袁良骏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初版。
附录二 丁玲研究代表性论著目录索引
张惟夫辑《关于丁玲女士》, (收入丁玲被捕前后有关丁玲的文字二十篇),北京立达书局1933年7月出版。
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初版。
沈从文《记丁玲续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初版。
张白云编《丁玲评传》 (收入有关丁玲的评论文字十九篇),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10月初版。
里夫(美)《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初版。
陈彬荫编《民族女战士丁玲传》,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3月初版。
荫森(美)《丁玲在西北》,广州新闻研究社1938年5月初版。
天行编《丁玲在西北》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初版。
袁良骏编《丁玲著作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共六辑,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初版。
王中忱尚侠《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初版。
①毅真《中国当代女作家论》, 《妇女杂志》第十六卷第7期,1930年7月1日。
①《丁玲文集·后记》。
①《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载《北斗》第二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②《丁玲的<母亲>》,载《文学》第一卷第3号,1933年9月1日。
③张永年: 《鲁迅访问记》,载《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6月1日。
①《申报》,1933年6月21日。
①《致萧军、萧红》,1934年11月12日。
②《致王志之》,1934年9月4日。
③详细经过可参看丁玲《我怎样来陕北的》一文,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6月6日。收入袁良骏编《丁玲集外文选》。
①收入袁良骏编《丁玲集外文集》。
①《从〈梦珂〉到〈夜〉》。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3页。
②参见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见《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
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初版。
②作家出版社1954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