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秦汉至宋明墨学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墨学·秦汉至宋明墨学

墨家传至秦汉,沦为游侠,以后逐渐衰微,无法与定于一尊的儒家相提并论。但是,也还受到一些人的注意。

成书秦汉之际的《孔丛子》,有《诘墨》篇,专门反驳《墨子·非儒》篇对孔子的诋毁和攻击。

西汉的《淮南子》、《史记》,东汉的《汉书》,对墨家学派都有所记述和评论,既肯定其长处,也指出其不足。东汉学者王充《论衡》一书,有《订鬼》、《薄葬》、《书案》等篇,批评墨子的鬼神观和认识论。

东汉末年以后,道教逐渐兴起。除采用先秦道家,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和谶纬之学外,也从墨家吸收了尊天明鬼等观点。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包括有墨家思想。东晋道教大师葛洪的《神仙传》把墨子化为神仙,其《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收录道经目录,有《墨子枕中记》、《墨子丹法》,并说只有他能见到此书,他人连书题也不能见。《隋书·经籍志》医方类著录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大唐开元占经》收录有《墨子占法》。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道家类有《奇灵墨子术经》。这些书虽与墨子无关,但可见历代道教徒对墨子的利用。据明人王世贞《苑委余编》记载,墨子居然被道教徒封为“太极仙卿”。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家尚清谈,善名理,后期墨家的名辩逻辑思想受到一些人的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整理《墨经》的学者。其注已佚,其叙见《晋书·隐逸传》。鲁胜把“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合称《墨辩》,主要从逻辑学角度研究。他把“经”与“说”搭配起来,引 “说”就“经”,以 “说”补“经”,使“经”与 “说”文字条条对口,纠正了把 “经”与“说”分开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恢复其本来面目,后世墨学研究者也都采用这种方法。鲁胜还把《墨经》放在先秦名学的总体中考察,强调其历史地位。但他又说惠施、公孙龙祖述墨学,把《墨经》归于墨子名下,则不完全符合事实。

唐代,乐台曾作《墨子》十八卷,已佚,郑樵《通志·艺文志》曾著录。

唐韩愈作《读墨子》,认为墨子之尚同、兼爱、尚贤、明鬼皆与孔子相通,“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儒墨相争是双方不肖弟子挑起的。此说在后世引起强烈反响,从宋至清,不少人著文讨论。

宋欧阳修对墨子有所肯定。他指出:“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时,杨与墨,其道塞途,孟子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辟之。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见《崇文总目叙·墨家小序》)

王安石写过一篇《杨墨辩》,扬杨而抑墨,颇有理论色彩。他说:“杨子之道,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杨子之道虽不足以为人,固知为己矣。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知其不能也。呜呼!杨子知为己之为而不能达于大禹之道也,则亦可谓惑矣。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适足以为天下害也,岂不过甚哉!故杨子近于儒而墨子远于道,其异于圣人则同,其得罪(则)宜有间也。”(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 引)

宋程颐以缓和的口气评论韩愈。《河南程氏遗书》记:“问:韩退之读墨篇如何?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语?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比儒者学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难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

南宋朱熹的意见比较简单、武断。《朱子语类·诸子》提到:“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尽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

南宋陈振孙加以附和说:“韩吏部推尊孟氏,而读墨一章,乃谓孔墨相为用,何哉!……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与《论语》并列。异端之学,安能抗吾道哉!”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

南宋高似孙也为孟子辩护,说:“墨之为书,一坏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行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不加辟也。” ( 《子略》)

元人黄震针对韩愈之说,具体比较孔墨的异同。“墨子之言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孔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之违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反”。“墨子之尚贤,乃谓惟贤为尚,亲戚则不可使富贵。正与吾儒亲亲尊贤之义又相背耳”。“墨氏之明鬼,乃谓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万民祭祀天鬼。又与吾儒报本反祭之义亦相反耳”。“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黄氏日钞》卷五十五)。黄震此文用不少篇幅进行认真分析比较,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元人马端临说:“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父,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文献通考·墨家考》)

明初,宋濂对墨子的肯定多于欧阳修。他说:“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住非以为观乐也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之言,又尝爱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甚俭者乎,菲饮食,恶衣服,谓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者,固孔子之所弃乎!或曰:如子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哉?曰:为有二本故也。”(《宋学士全集》卷二十七《诸子辩》)

明焦竑说:“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荐爱之意而不殊亲疏,此其弊也。” (《国史·经籍典》)

明人陆稳同意韩愈的评价,认为孟子辟墨是为了防其流弊。“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与孔并称,宜也。孟氏出其后,独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得无防其流欤?”(明唐氏新刊《墨子》十五卷,陆稳序)

明人白贲柄也认为孟子辟墨似乎过分。“墨子……不下累万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动一世,而兼爱三篇,要言家国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未分甚析耳,奚至害仁如夷之语耶?噫,后之所谓墨者,殆师墨而失其真者也” (同上书)。

明人潜庵子认为墨子有可取也有流弊,孟子辟墨是从严,韩愈用墨是恕道。“考其说,多称先王,蒿目以忧世,忘身以徇时,诚与自私自利者异撰矣。第其敢于非圣人以自是,偏曲之见,而蕲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从之,此其流弊必害义伤教。而孟氏辞而辟之,所为严也。昌黎氏云患生于末学,孔墨必将为用,盖其恕哉!”(明万历刊本《子汇·墨子》潜庵子 《墨子志》)

明人胡应麟不赞成韩愈,指责宋濂于墨子“弗深考”,对墨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余尝读其《非儒》、《明鬼》、《公孟》诸篇,所为嘱授其徒,簧鼓其众者也,一以指摘仲尼为事。庄周远出翟后,盖闻其风而兴起焉尔。周之为书,荡乎礼法之外,自神农以至汤武,靡不在其戏侮之列,其敢于非圣,盖无足怪。而翟者固是尧舜,非桀纣,摩顶放踵以为天下,而独甘心置喙于吾圣人,何哉?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致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谓行伪而坚,言奸而辩者,圣王有作,其无逃于横议之刑矣。……唐儒如韩愈者,亦从而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窥其一二,则诛之绝之,岂佛老后哉!……宋太史濂《诸子辩》,时论甚精,读墨亦曰孔子所不弃,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 (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

有明一代,不见有人注解《墨子》,只有一些人刊印。现存最早的《墨子》全书刊本是明正统十年道士张宇初等刊刻的《道藏》梵夹本。(现存北京图书馆),白文无注。其后又有茅坤、唐尧臣等人的不同刊本。

明中叶以后,评点之风大盛。不少文人评点先秦诸子时,也包括有《墨子》。如李贽的《墨子选批》,金堡、范方的《墨子选评》,焦竑、翁正春、朱之藩《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琛《诸子品节》,钟惺《诸子文归》,《诸子嫏嬛》,郎兆玉的 《评点十六子》,归有光、文震孟的《诸子汇函》,李元珍《诸子纲目类编》,汤浜尹等的《历子品粹》,陈仁锡的《诸子奇赏》,李云翔《诸子拔萃》等等。这些书多数属于普及性选本,无注,加眉批、尾批,集宋明人评语,专论文章,不涉及考据训诂和义理。有些评点虽然采用了评析八股文的方法,但对理解《墨子》的写作技巧仍然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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