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秦汉至宋明墨学

墨学·秦汉至宋明墨学

墨家传至秦汉，沦为游侠，以后逐渐衰微，无法与定于一尊的儒家相提并论。但是，也还受到一些人的注意。

成书秦汉之际的《孔丛子》，有《诘墨》篇，专门反驳《墨子·非儒》篇对孔子的诋毁和攻击。

西汉的《淮南子》、《史记》，东汉的《汉书》，对墨家学派都有所记述和评论，既肯定其长处，也指出其不足。东汉学者王充《论衡》一书，有《订鬼》、《薄葬》、《书案》等篇，批评墨子的鬼神观和认识论。

东汉末年以后，道教逐渐兴起。除采用先秦道家，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和谶纬之学外，也从墨家吸收了尊天明鬼等观点。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包括有墨家思想。东晋道教大师葛洪的《神仙传》把墨子化为神仙，其《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收录道经目录，有《墨子枕中记》、《墨子丹法》，并说只有他能见到此书，他人连书题也不能见。《隋书·经籍志》医方类著录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大唐开元占经》收录有《墨子占法》。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道家类有《奇灵墨子术经》。这些书虽与墨子无关，但可见历代道教徒对墨子的利用。据明人王世贞《苑委余编》记载，墨子居然被道教徒封为“太极仙卿”。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家尚清谈，善名理，后期墨家的名辩逻辑思想受到一些人的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整理《墨经》的学者。其注已佚，其叙见《晋书·隐逸传》。鲁胜把“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合称《墨辩》，主要从逻辑学角度研究。他把“经”与“说”搭配起来，引 “说”就“经”，以 “说”补“经”，使“经”与 “说”文字条条对口，纠正了把 “经”与“说”分开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恢复其本来面目，后世墨学研究者也都采用这种方法。鲁胜还把《墨经》放在先秦名学的总体中考察，强调其历史地位。但他又说惠施、公孙龙祖述墨学，把《墨经》归于墨子名下，则不完全符合事实。

唐代，乐台曾作《墨子》十八卷，已佚，郑樵《通志·艺文志》曾著录。

唐韩愈作《读墨子》，认为墨子之尚同、兼爱、尚贤、明鬼皆与孔子相通，“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儒墨相争是双方不肖弟子挑起的。此说在后世引起强烈反响，从宋至清，不少人著文讨论。

宋欧阳修对墨子有所肯定。他指出：“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时，杨与墨，其道塞途，孟子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辟之。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见《崇文总目叙·墨家小序》)

宋王安石写过一篇《杨墨辩》，扬杨而抑墨，颇有理论色彩。他说：“杨子之道，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杨子之道虽不足以为人，固知为己矣。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知其不能也。呜呼!杨子知为己之为而不能达于大禹之道也，则亦可谓惑矣。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适足以为天下害也，岂不过甚哉!故杨子近于儒而墨子远于道，其异于圣人则同，其得罪(则)宜有间也。”(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 引)

宋程颐以缓和的口气评论韩愈。《河南程氏遗书》记：“问：韩退之读墨篇如何?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语?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比儒者学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难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

南宋朱熹的意见比较简单、武断。《朱子语类·诸子》提到：“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尽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

南宋陈振孙加以附和说：“韩吏部推尊孟氏，而读墨一章，乃谓孔墨相为用，何哉!……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与《论语》并列。异端之学，安能抗吾道哉!”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

南宋高似孙也为孟子辩护，说：“墨之为书，一坏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行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不加辟也。” ( 《子略》)

元人黄震针对韩愈之说，具体比较孔墨的异同。“墨子之言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孔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之违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反”。“墨子之尚贤，乃谓惟贤为尚，亲戚则不可使富贵。正与吾儒亲亲尊贤之义又相背耳”。“墨氏之明鬼，乃谓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万民祭祀天鬼。又与吾儒报本反祭之义亦相反耳”。“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黄氏日钞》卷五十五)。黄震此文用不少篇幅进行认真分析比较，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元人马端临说：“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父，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文献通考·墨家考》)

明初，宋濂对墨子的肯定多于欧阳修。他说：“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住非以为观乐也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之言，又尝爱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甚俭者乎，菲饮食，恶衣服，谓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者，固孔子之所弃乎!或曰：如子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哉?曰：为有二本故也。”(《宋学士全集》卷二十七《诸子辩》)

明焦竑说：“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荐爱之意而不殊亲疏，此其弊也。” (《国史·经籍典》)

明人陆稳同意韩愈的评价，认为孟子辟墨是为了防其流弊。“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与孔并称，宜也。孟氏出其后，独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得无防其流欤?”(明唐氏新刊《墨子》十五卷，陆稳序)

明人白贲柄也认为孟子辟墨似乎过分。“墨子……不下累万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动一世，而兼爱三篇，要言家国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未分甚析耳，奚至害仁如夷之语耶?噫，后之所谓墨者，殆师墨而失其真者也” (同上书)。

明人潜庵子认为墨子有可取也有流弊，孟子辟墨是从严，韩愈用墨是恕道。“考其说，多称先王，蒿目以忧世，忘身以徇时，诚与自私自利者异撰矣。第其敢于非圣人以自是，偏曲之见，而蕲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从之，此其流弊必害义伤教。而孟氏辞而辟之，所为严也。昌黎氏云患生于末学，孔墨必将为用，盖其恕哉!”(明万历刊本《子汇·墨子》潜庵子 《墨子志》)

明人胡应麟不赞成韩愈，指责宋濂于墨子“弗深考”，对墨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余尝读其《非儒》、《明鬼》、《公孟》诸篇，所为嘱授其徒，簧鼓其众者也，一以指摘仲尼为事。庄周远出翟后，盖闻其风而兴起焉尔。周之为书，荡乎礼法之外，自神农以至汤武，靡不在其戏侮之列，其敢于非圣，盖无足怪。而翟者固是尧舜，非桀纣，摩顶放踵以为天下，而独甘心置喙于吾圣人，何哉?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致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谓行伪而坚，言奸而辩者，圣王有作，其无逃于横议之刑矣。……唐儒如韩愈者，亦从而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窥其一二，则诛之绝之，岂佛老后哉!……宋太史濂《诸子辩》，时论甚精，读墨亦曰孔子所不弃，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 (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

有明一代，不见有人注解《墨子》，只有一些人刊印。现存最早的《墨子》全书刊本是明正统十年道士张宇初等刊刻的《道藏》梵夹本。(现存北京图书馆)，白文无注。其后又有茅坤、唐尧臣等人的不同刊本。

明中叶以后，评点之风大盛。不少文人评点先秦诸子时，也包括有《墨子》。如李贽的《墨子选批》，金堡、范方的《墨子选评》，焦竑、翁正春、朱之藩《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琛《诸子品节》，钟惺《诸子文归》，《诸子嫏嬛》，郎兆玉的 《评点十六子》，归有光、文震孟的《诸子汇函》，李元珍《诸子纲目类编》，汤浜尹等的《历子品粹》，陈仁锡的《诸子奇赏》，李云翔《诸子拔萃》等等。这些书多数属于普及性选本，无注，加眉批、尾批，集宋明人评语，专论文章，不涉及考据训诂和义理。有些评点虽然采用了评析八股文的方法，但对理解《墨子》的写作技巧仍然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