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汉至唐中叶:《史记》研究的创始时期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汉至唐中叶: 《史记》研究的创始时期

《史记》撰成后抄为正副两本，正本 “藏之名山”，副本呈交朝廷。汉廷珍藏而不轻易示人，副本遂成宫中秘籍。司马迁死后，正本传至杨敞家中。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

《史记》 流传后，学者们纷纷为之补续。因为《史记》是通史，但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史事则无。另，《史记》传播后即有残缺，十篇有录无书，应予补全。最早补续《史记》的是西汉史学家褚少孙，一般认为《史记》中凡标有“褚先生曰”者，即出自他的手笔。尔后，补续《史记》的据说还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史岑、班彪等10余人。

为《史记》作注，始于东汉延笃。他曾作《史记音义》，但书成不久即佚。又有无名氏的 《史记音隐》，隋唐之前也已亡佚。晋人徐广撰《史记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初有发明”(《史记集解序》)。刘宋裴骃嫌其简略，又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之说，作《史记集解》80卷，比徐注更加广泛深入。隋唐时期为《史记》作注者大增，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司马贞和张守节。司马贞以裴骃《集解》为基础，求异闻，采典故，解裴氏所未解，既释文义，又加音注，并作述赞，撰成《史记索隐》80卷。张守节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又为《集解》、《索隐》作注，写成《史记正义》三十卷。裴、司马、张三家注先后递补，相得益彰，为后人研读 《史记》提供了很大帮助。

对《史记》的分析评议也开始进行了。最早评价《史记》的当推扬雄。他在《法言》中推许《史记》，认为其价值超过了《淮南子》，但又批评司马迁“多爱不忍”，“多爱爱奇”。桓谭、卫宏、王充等人对《史记》也有评说。不过，汉人评《史记》当以班氏父子最具有代表性。班彪曾作《史记后传》，班固则仿《史记》体例断汉为史，并为司马迁撰写了一篇近7000字的传记，为后人研究《史记》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班氏父子对《史记》褒贬皆有。既称赞司马迁善叙事理，文质相称，有“良史之才”，又批评《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既赞扬《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又指责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班氏父子的评议涉及《史记》研究的不少领域，所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一方面，他们为司马迁立传，并初步肯定了《史记》的价值与成就，给后来《史记》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面，他们对《史记》的批评，尤其是对司马迁思想观点的三点非难，几乎成了古代《史记》评价的基调。以后有不少学者祖述其说，对司马迁和《史记》横加指责。如颍容有“多阙”之讥，王允有“谤书”之议，裴骃、刘勰等人也沿袭班氏之说而讥评《史记》。不过，对班氏和王允的评议，反驳者代不乏人。如王肃、裴松之就认为司马迁直书汉武过失，“何谤之有”?(《三国志注》卷六)。葛洪盛赞司马迁秉笔直书，不同俗见。“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抱朴子·内篇十》)。

另外，晋人张辅作《班马优劣论》，从文辞烦省、褒贬劝戒和体例上的创造与因循等几个方面论证班不如马，由此提出了“班马异同”这一研究新课题。还有，隋人王通在《中说》中批评司马迁写史改易古法，纪传为体，称“史之失自迁、固始，论繁而志寡”。在唐宋学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唐代史家刘知几以史学评论见长，他在《史通》中对《史记》评议颇多。他对司马迁首创纪传史体之功以及《史记》体制宏阔、内容详备的特点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史记》的取材、叙事和各部分的编纂体例、方法等具体问题，则批评多于褒奖。由于刘知几从历史编纂学和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司马迁及其《史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议，视野开阔，见解新颖，突破了汉魏六朝《史记》评论的模式，对以前的不少论题也有所深化，因而把《史记》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从汉至唐中叶，《史记》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对它的注解、评议也在逐步展开，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为后来《史记》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受经学和玄学的影响和某些政治因素及时代风尚等不利因素的作用，隋唐之前《史记》的流传并不广泛，学术地位也不很高，甚至排在《汉书》之下。而对《史记》的评论，除班氏父子和刘知几外，其他文人学士大都是只言片语，既不系统，更不深入。这种状况表明《史记》的价值还没被人们充分认识，其研究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