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返本开新

八现代儒学·返本开新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在这个论战中，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意识到：要彻底解决中西文化之争，只有从生活态度入手。新青年派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作出史无前例的批判的同时，对西方文化作了更深刻的了解。科学民主不仅作为新青年派的旗帜，而且得到了新保守主义的认同，从而成为以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是，在五四时代给了儒学复兴以强烈刺激的是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景况。首先把这种刺激传达给中国保守主义者们的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虽然梁启超并不属于现代新儒学之范畴，但他的这部书却成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重要背景。作为清末维新健将的梁启超之欧游有如空入宝山无功而回，反而向国人宣说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论的破产，这种现身说法鼓动了许多知识分子转而乞灵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演讲激起的“科玄之战”，便是出于中国传统人生观和方法论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梁漱溟由西方物质文明的疲敝看到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坚信孔子的学说定然能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文化论战为中国传统儒学找到了新的生长点。由这个生长点发展出的新儒学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如何在儒家人生哲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就，为中国开出新的政治结构和工业文明，同时避免西方文明的弊端。梁漱溟正是在“返本开新”这一点上立下了现代新儒学的坐标。但是，他在当时并未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则做了这一工作。由于后继的唐君毅、牟宗三均得熊氏亲炙，且代有传人，于是熊十力被后人拥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

、四十年代，贺麟和冯友兰异乎梁、熊直溯先秦孔孟之儒学，转而倡导接续宋明理学。这一转向使现代新儒学的整体形态一直表现为由宋明心性之学立基。贺麟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必须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贺、冯二人使新儒学由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的倡导社会改革运动转为学院式的建构理论体系。自五十年代起，现代新儒学开始有了完整的形态。钱穆、唐君毅1950年于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以及后来重建的新亚研究所一直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成为体现了“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基本方向的最重要的文献”。它继承了梁、熊等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表现出更为宽广的襟怀。它对中国文化在现代及未来世界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更明确了新儒学在“学统”与“政统”之开拓方面的任务。唐君毅、牟宗三分别构建了庞大的理论体系，牟宗三则成为现代新儒学的顶峰。以唐、牟为领袖的港台新儒家奠定了现代新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儒学继先秦、宋明之后第三个发展阶段。八十年代以来，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唐、牟的后辈更开启了现代儒学的新局面。他们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西方现代哲学与现代社会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有能力与西方当代的思想流派进行对话。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更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起贺、冯、唐、牟诸前辈，他们的探究更贴近社会的现实，使现代新儒学成为遍及华人社会的世界性学术潮流，成为真正能与世界学术进行交流的学派，同时也影响了世界汉学界尤其是美国汉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也日益成为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论题。自1990年以来，台湾已举行了两次国际性会议讨论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已成为本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与重建中最富有成果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学派。

由上可见，现代新儒学在发展中已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偏重和特征。早期的梁、熊、张等人主要致力于批判西方理智主义的弊端，生发儒学的新机缘。在思想和学养上，梁、熊尤其受到了佛教唯识学的影响，使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成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学术背景。梁、熊和马一浮还是儒家学说的身体力行者。在个人性格、私人讲学、从事社会改革运动方面，第一代新儒家尤其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衣钵。梁漱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儒家，也是传统儒家的最后典型。以后的新儒家主要是大学里的学问家而非社会活动家。贺、冯、唐、牟都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重构了宋儒的心性之学，钱穆、徐复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整理。他们在哲学和史学领域作出了许多创发性的贡献，使中国传统学术得到了西学的锻炼。贺、冯、唐、牟都是中国当代融会中西的杰出哲学家。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新儒家偏于一隅，再一次深刻体验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花果飘零”不仅是新儒学惨淡局面的写照，也反映了唐、牟等人对传统文化面临根断脉绝的忧患意识。杜维明、刘述先等人则由东亚文明的兴起看到了新儒学的光明前途。他们积极地吸纳西方人文学科的新成分，主要致力于反省中国及东亚经济政治的现实。他们和唐、牟等师辈一样不再与现实的政治势力发生联系，却具有面对社会现实的品格。以上所述人物主要是这四个时期的新儒家之代表。现代新儒家的营垒并没有确然的界划，众说不一。被分别列为不同时期新儒家的人物还有林宰平、方东美、谢幼伟、陈荣捷、余英时、成中英等。又如傅伟勋等人，他们对牟宗三一派标扬陆王之学作出了强有力的批评，所论亦属如何完善新儒学之课题，其学说也应列入现代新儒学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