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独尊地位的确立·两汉经学·古今经学之争
两汉古今经学之争,首先由刘歆引起。他在《移让太常博士书》里讲:“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今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逸礼》、《左诗》《春秋》、《古文尚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悲哀哉?”(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刘歆极力维护古文经学的价值,痛斥今文经学家“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抑压古文。刘歆的思想遭到今文经学家的反对,大司空儒者师丹,见刘歆书后大为震怒,上书弹劾刘歆淆乱旧章,菲薄先帝,将其排斥出朝廷。今文经学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刘氏衰落,王莽掌权,刘歆上书,从古文经学理论中为王莽改制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受到王莽的扶植。刘歆被任为国师,又增了《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在王莽扶持古文经学、刘歆得势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搞训诂的今文经学者以刘歆为榜样,转到古文经学上来,古文经学力量大增。
东汉建立后,今文经学为恢复原有的势力,极力排挤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已和西汉时不同,加上刘秀也有意扶持古文经学,《后汉书·儒林传》中说:“……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探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召集到京师的七位著名学者中,今文学者有三人(范升、刘昆、桓荣),而古文学者有四人(陈元、卫宏、杜林、郑兴),说明光武帝对古文经学十分重视。在所立的十四个博士中却没有古文经学。过了不久,光武帝决定增立《左传》博士,又在今文经学家的反对下放弃。虽然如此,朝廷对古文经学还是非常重视,汉章帝还特地下诏:“其令儒生远高才生,受学《左氏》、《古文尚书》、《穀梁春秋》、《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章帝纪》)可见古文经学虽未立于官学,它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是相当大的。
两汉期间,古今经学的争论,除了刘歆与今文经学家争立官学外,还有三次具体的争执:一次是韩歆、陈元(古文学者)与范升(今文学者)争立费氏易与左氏学;另一次是贾逵(古文学者)与李育(今文学者)争《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之优劣;第三次是郑玄(古文学者)与何休、羊弼(今文学者)争《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之长短。
古今经学经过长时期的争论,逐渐由分歧走向融合,在郑玄那里古文与今文的界限已经彻底消失了。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