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的两大包袱

拉美经济的两大包袱

本世纪80年代，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呈现先是回升和后又复跌的趋势，影响拉美经济起而复跌的最直接的因素是外债和通货膨胀两大包袱。

拉美经济衰退在1983年跌落谷底。这一年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下降了3.1%，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下降了9.6%。由于拉美经济基础较好，部分宏观调节措施见效，在美国经济回升的带动下，1984年开始恢复经济增长。1984—1986年连续3年增长率在3.4—3.7%之间。但是，由于阻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并未根本解决，1987年增长速度减缓为2.7%，1988年进一步降为0.6%。与此同时，拉美的通货膨胀为世界之冠。从1981年通货膨胀率为59.8%，一直上升到1985年的161.5%，经过紧缩调整，1986年压低到82.8%，而1987年重新上升到118.5%，1988年进一步升高到472.8%以上，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80年代都低于1980年的水平。如果以后几年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能达到3.5%，人均产值也要到1995年才能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拉美经济的发展停滞了15年。拉美经委会在近几年的经济报告中，多次提到拉美的发展危机。对这场发展危机的性质，劳尔·普列维什和其他一些拉美经济学家指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其主要成因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性危机和全球经济大调整带给拉美经济的不利影响，与拉美经济内部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80年代初期那场西方国家周期性危机的冲击下激化起来，并且使那场危机的滞留影响不能很快地消除。譬如，美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原料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拉美初级产品的出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结构性失业的长期存在，又增添了拉美制成品出口的障碍。国际金融领域中利率、汇率的变动，信贷政策的变化和金融投机的加剧，使拉美的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资金大量外流。而拉美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金结构不健全，国内积累不足，市场相对狭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大，以及政策上的失误等，则使拉美在上述世界经济变动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外债包袱是沉重的。发展中国家17个重债国中，有11个在拉美地区。这些重债国恰恰是拉美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和幅员较大的国家。它们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目前拉美外债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占去出口收入的30%左右。虽然几个最主要的债务国与西方债权国，债权银行重新安排债务和提供新贷款的谈判在近两年取得一定的进展，到期债务的压力有所缓和，但前几年降低了的国际利率正在重新回升。1988年商业银行利率就上升了2—2.5百分点，使拉美国家仅付息就多支出近百亿美元。沉重的还本付息已使拉美连续5年成为资金净流出地区，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的投资和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拉美国家普遍遭受高通货膨胀的困扰。反通货膨胀是拉美许多国家经济政策的焦点，智利和玻利维亚采取冻结工资物价为主的“冲击疗法”，辅之以其他措施，实现了连续多年的低通货膨胀局面。墨西哥采取政府、企业、劳工共同协商，就财政、货币、物价、工资等方面达成社会契约的办法，也获得较好的效果。但就多数国家而言，反通货膨胀措施基本上失败了。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客观调节的失误。例如，巴西急于恢复，导致经济过热(1985和1986年连续两年增长8%)，后来被迫冷却经济。但1986年开始实行货币改革的“克鲁扎多计划”和1987年反通货膨胀的“新克鲁扎多计划”均遭失败。1988年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增长0.4%，通货膨胀900%多。秘鲁自加西亚总统执政以来，不顾国内条件，刺激经济高增长(1986和1987年分别达8%和7%)，对价格和进口管制过于放松，加上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为制裁秘鲁在外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实行的资金封锁，终于导致1988年经济严重的负增长(—7.5%)和通货膨胀近2，000%的严重局面。阿根廷实行“奥斯特拉尔计划”，企图改革经济，抑制通货膨胀也未成功。在不稳定的国内经济环境中，经济的发展和调整改革都难以顺利进行。

拉美经济起而复跌给我们提供深刻的教训：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尊重货币流通规律，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