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大元，
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
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
散曲是元代的一种新诗体，它是在民间“俗谣俚曲”广为流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与民间创作有着不可分离的血脉联系。这首无名氏的作品便是用元代盛行的此种新诗体作为武器，对元代的腐朽现实进行针砭乃至揭露，深刻地指出元代社会种种“怪现状”正是最终导致官逼民反结局的根本原因。
与这首小令同时流行的一首民谣也唱道：“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由此都可看出元末发生的“开河”与“变钞”两件大事进一步激化了原来就很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使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如前已述，至正四年五、六月间，连下了几日暴雨，黄河为之决堤，洪水泛滥使黄河沿岸的十几个郡县的人民离乡背井，无家可归。至正十一年， “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发河南淮南北军民二十万”，前往挖掘黄河故道， “其费以亿万计，府库为空”。此时那些大小官吏趁机敲榨勒索，致使百姓于天灾之外又遭人祸，处境更为凄惨。可是，与此几乎同时，朝廷又实行变钞，滥发纸币。《庚申外史》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变钞的经过：“至正十年……，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谓至元钞法，经久当变制，宜为中统交钞法，交钞贯文，与铜钱子母相权并用。脱脱奏用其言，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通宝钱……”，这也就是所谓的“丞相造假钞”。元统治者挥霍无度，为了维持其财政开销，他们便滥制纸钞，这些钞票名目繁多，先是“中统钞”，后又“至元钞”，令人不胜其累。天灾又加人祸，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到处一片惨状。 “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民殍死近百万，十一门外各拙万人坑掩之，鸱鸮百群，夜鸣至晓，连日乃止，居庸关子规啼……”(《庚申外史》)。《草木子》亦道： “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又有无名子为诗嘲之云云”。这首《醉太平小令》便是元代黑暗现实的大写真。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数句直接揭示了政权腐败奸佞当道乃爆发红巾军大起义的重要原因。 “堂堂大元”一句不无讥讽的意味，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妄自尊大，他们喜欢在自己的国号上加“大”字，如“大唐”、 “大宋”、 “大明”、 “大清”等等。元代统治者自视武功彪炳，因而更为自负。可是在老百姓看来这么“好一个大元朝”又是什么样呢? “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开河：指开浚黄河。变钞：指变更钞法。)等等使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病入膏肓， 以至终于被农民大起义推翻。
如果说前面几句还只是概括地写元统治政权的腐朽没落，后面几句则是具体地列举了这个腐朽集团的种种弊病与罪行：“官法滥，刑法重”，统治阶级本身为非作歹，贪官污吏遍布，但是对人民却进行严格的控制与防范，实施滥刑虐政，人民怨声载道。“黎民怨”不仅是“官法滥”、 “刑法重”的结果，也是“人吃人，钞买钞”这种恶劣环境所引起的，更是“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这种官贼无别、贤愚难分、忠奸不辨、黑白混淆的社会造成的。 “何曾见”，等于说如此昏天黑地的社会何曾见过!如今，正直善良的百姓已知怨叹诅咒这种社会是毫无用处的，正如期待出现清官或“好皇帝”如同是梦想，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拿起刀枪，这时所谓的“堂堂大元”便只有“哀哉可怜”的下场了。
这首小令读来调促节迫，颇能反映奸佞当道，邪曲横行的现实情景和善良正直的人民悲苦无告的心情。排比句的运用，使音节显得急促有力，气势壮健：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数句一气贯下，其中有谴责，有控诉，更有亟欲推翻这种政权的愿望，与开首缓声慢调不无讽刺口吻的“堂堂大元”形成明显的对比，而末句的“哀哉可怜”与首句遥遥呼应，产生了很强的讽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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