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萧军》原文与赏析
刘兄:
廿八日信收到。那一天,是我的豫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大约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于是我们只好走了一通,回到北四川路,请少爷看电影。他现仍在幼稚园,认识了几个字,说“婴”字下面有 “女”字,要换过了。
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我昨夜起,重伤风,等好一点,就发信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时候总在下月初。
《译文》终刊号的前记是我和茅合撰的。第一张木刻是李卜克内希遇害的纪念,本要用在正月号的,没有敢用,这次才登出来。封面的木刻,是郝氏作,中国人,题目是《病》,一个女人在哭男人,是书店擅自加上去的,不知什么意思,可恶得很。
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
《小彼得》恐怕找不到了。
耿济之的那篇后记写的很糟,您被他所误了。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
G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
第二部《死魂灵》并不多,慢慢的译,想在明年二三月出版;后附孟十还译的《G怎样写作》一篇,是很好的一部研究。现正在校对第一部,下月十日以前当可印成,自然要给你留下一部。
专此布复,即请
俪安。
豫 上十月二十九日
【析】 这一封信,是鲁迅致萧军的重要书简之一。它着重谈了《译文》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翻译的事。
第一部分即一、二两段,主要谈自己家中的事及自己身体的状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萧军等很关心的事。“请少爷看电影”是指带着儿子海婴去看电影的事。这年海婴六岁,已能看电影,而且“认识了几个字,说‘婴’ 字下面有 ‘女’ 字,要换过”,写得天真风趣。鲁迅写信特别是写给比较亲近的友人的信,有时也开开玩笑,比方称萧红为“悄吟太太”,或称自己的儿子海婴为“少爷”之类就是。“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写出自己急于和乐于与萧军夫妇会面的心情。“我昨夜起,重伤风”,足见鲁迅当时已年老体弱,常患疾病,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事实上写这封信之后不到一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第二部分即三、四两段,是这封信的重点之一。主要是告知萧军,《译文》的终刊号的前记是自己和茅盾所合写。这一期上发表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作家李卜克内希的木刻。它原拟正月号上刊出,但怕惹麻烦,没有敢用,这次才登出来了。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左翼”作家及刊物受压迫之深。谈到创作,鲁迅认为,“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这里,“稀薄”即浅薄之意。浅薄的原因是对事物观察体验不深,又没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继承之故。因此,有些所谓“新作”往往是随便抓住一个政治口号和概念,填进几个自己幻想出来的人头影子,生拼硬凑出一个故事来,这当然创作不出什么好作品。鲁迅这一番话,正是告诫萧军等青年作家,应当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努力学习与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尤其是外国优秀文化,应当善于“拿来”为我所用。这为下文介绍和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作品的事,作好了准备。
第三部分共五段,集中介绍《死魂灵》著者果戈理的生平和处境,认为他没有成为革命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与此相似,过去也有人责备鲁迅先生不够革命,只能拿笔,不能拿枪,只能写短篇小说、杂感……,没有写过长篇,不够个作家,更不能比托尔斯泰,躲在上海租界地里不够勇敢等等,这正是当时中国 “左左” 右右论客们的 “议论”。其实,我们在认识作家作品时,决不能忘记作家作品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和条件,以及作家本身思想发展的全程和状态、生活遭遇诸情形,否则会弄出大错误或笑话来,或者几近于说梦的。耿济之所写的《后记》,恰恰是背离了具体的时代与环境,例如说果戈理是“诌媚政府”等等,不但不正确,而且可以说是“苛酷”之论,纯粹是冤枉了果氏的。后来,果戈理终于发狂了,可见他是极“老实”的缘故。鲁迅顺手旁敲侧击道:试看今日 “聪明人”就不会发狂,他们成天 “吃得笑迷迷,白胖胖”的,“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又何等安闲自在呢!
这封信是鲁迅较长的书简之一,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创作,又谈翻译,涉及到政治、文艺等重大问题,还谈到家庭孩子的细小事。娓娓道来,如谈家常,足见作者与萧军关系的亲密。文字十分风趣,富于幽默感,如戏称海婴为“少爷”等。又如“聪明人吃得笑迷迷,白胖胖”,象杂文一样创造了“类型”,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文中也运用小时候的经历,比喻那时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一样;果戈理那时的迷信,也以为高官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因此他“不讽刺大官”是可理解的,不应成为他“诌媚政府”的根据等等,都显得熨贴、自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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