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原文与翻译、赏析
(节选)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②,天命所钟也③,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④,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 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⑤,三代之所无也⑥; 二圣北狩之痛⑦,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⑧。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⑨,忠臣义士斥死南方⑩,而天下之气惰矣! 三十年之余(11),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於东南(12),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13),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14),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15)。独陛下奋不自顾,志於殄灭(16),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17)。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18),则人道遂为禽兽(19),皇皇奔走(20),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无所遇(21),而发其志於 《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22)。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23),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於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24),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25)”。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於小邦,而举兵以临齐、晋,如履无人之地,遂伯诸侯(26)。黄池之会(27),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28),不可以一举而遂灭; 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29),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毬射雕者(30),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 介胄鲜明(31),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32)、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33),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 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於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是固不知势者之论也(34)。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35)?
晋、楚之战於邲也(36),栾书以为(37): “楚自克庸以来(38),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39): ‘于! 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 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40): ‘于! 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41)。’” 晋楚之弭兵於宋也(42),子罕以为(43): “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44),圣人以兴(45),乱人以废(46)。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47)。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48)。”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49),犹有所谓 “四征不庭”(50),“张皇六师”者(51),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52)。况南北角立之时(53),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雠,而置中国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 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54),却御正殿(55),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56),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 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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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57); 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於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 陛下愤王业之屈於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 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58),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59)。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 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60); 胥吏坐行条令(61),而百司逃责(62),人才日以阘茸(63)。臣恐程文之士(64),资格之官(65),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於陛下也! 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於复故物乎(66)! 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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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67)。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68),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69)。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70),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71),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 笃於仁爱,足以结民心; 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 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72),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於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鉴赏】 陈亮一生是奔走呼号、力主抗金的一生。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序》称他“一生心心念念者,舍国家外无他事也”。陈亮也自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并且“男儿到死心如铁”,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与祖国的统一相联系,虽屡遭投降派打击陷害,几至于死,但浩浩正气、铮铮铁骨,志不可改,气不可夺,死而方休,死而不休! 发而为诗词文章,“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以祖宗之业为不可弃置,子孙之守为不可偏安,其崇论宏议,备见于全集” (《陈亮集·附录三·姬肇燕序》)。梁启超也谓 “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语句和生命是进合为一”。难怪著名爱国将领和爱国词人辛弃疾将陈亮引为知己,盛赞他乃一生为匡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卧龙诸葛”; 陈亮也自诩为 “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宋孝宗淳熙五年 (1178),三十六岁仍一介布衣的陈亮向皇帝连上三书,反对和议苟安,力主抗金救国,真是胸口一喷、义薄云天,朝野为之“震动”,孝宗为之“赫然”,投降派“恶其直言无讳” (见《宋史·陈亮传》)。此为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宋史》全文收录,足见当时反响之巨。
前三自然段,陈亮从天地正气不可郁遏偏方,天命人心不可安坐久系的角度,总谓南宋政权偏安一隅,不念君父之仇,不愤故国之耻; 秦桧之流卖国通和,忠臣义士斥死南方; 孝宗即位,虽志在复国,无奈天下安然,群臣非议,隐忍苟安,以玩岁月。真是语语中的,针针见血,披肝沥胆,义正辞严。
四至八自然段,广引博证,以古鉴今,以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孔子“义不能以一朝安”,作《春秋》 “以惧乱臣贼子”,以及三代圣人“皆知天命人心为甚可畏”为例,鉴照南宋“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苟且偷安的政治时局。以春秋之末,吴、越称霸中原,“中国无人,孔子甚痛”为例,反鉴南宋通和以成上下苟安,徒使爱国之士弃之而报国无门,妄庸之人用之而祸国殃民。以东晋百年间,“南北未通和而人才多可用”为例,反鉴南宋执政者通和之论为“不知金人今昔之变”,畏敌如鼠,贻误复国之机,怠惰英雄之心。以战国时楚王 “戒惧”不怠,勤于治军; 子罕反对“弭兵”,力主抗战; 周成王“四征不庭”、周康王 “张皇六师” 为例,论证人心不可惰,兵威不可废,并反鉴南宋置中原于度外,与辽和亲,是“失策亦甚”,劝孝宗皇帝“明大义”而“与金绝”。在上述以古鉴今的基础上,陈亮进而直谏孝宗息 “狂妄之辞”,退 “懦庸之夫”,用“度外之士”,振天下之士气,动中原之民心,痛自克责,誓必复仇。
接下来陈国家立国之根本,开今日大有为之谋略,分析宋开国之初至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以及南渡以来的国策大计,直陈利弊、权衡得失,其中分析北宋重文轻武、高度集权的弊端及变法勤政、诛杀秦桧的主张,颇为直切中肯。虽然作者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颇有微词,但作者拳拳报国之心,富国强兵之愿,实足感人至深。
最后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今日大有为之机,分析吴、蜀虽繁盛之地,然吏治人心习安脆弱,不足以北向以争中原。荆、襄虽荒落之邦,然地势形便,却可以争衡于天下,建议迁都建业,励精图治,抓住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其中颇见韬略方计。虽然谓吴、蜀秉天地偏气,且发泄无余,谓荆、襄秉偏气,然集五六百年而不泄,谓天道六十年一变,国事也六十年一变,属于唯心之论,但于当时,也可警醒国魂,鼓舞民心。段尾总结全书,再次自明志向方略,斥责庸人小儒,歌颂孝宗英明,望孝宗上对天命,下结民心,富国强兵,励志复仇。真是耿耿忠心,天人可鉴。
全文规模宏大,脉络贯通,引证博洽,议论古今,疏直激切,洋洋洒洒,难怪《宋史·陈亮传》谓其“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作者将议论、叙事、抒情结成一片,足以警示人心,震撼国魂,难怪“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 (《宋史·陈亮传》)。叶适所谓“学士争诵惟恐后”(《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宣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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