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先生集》的主要内容,《河东先生集》导读
《河东先生集》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诗文集，最早为刘禹锡遵遗嘱编定，因柳宗元祖籍河东，人称“柳河东”，故定名《河东先生集》。柳集以后刊刻较多，其版本分30卷本和45卷本两个系统。刘禹锡所编《河东先生集》凡30卷，至宋代即较少流传;宋初穆修刊印《河东先生文集》45卷。今天较为通行的是45卷柳集，现存最早的是《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最早影印本为《四部丛刊》影元刊本宋《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1979年中华书局以海内孤本宋《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为底本，参校诸本排印而成的《柳宗元集》共4册，约百万字，考释精当，注文详细，附录中收新、旧《唐书》本传、柳氏年谱、历代祭文及柳集注释刊印情况，为了解柳宗元诗文较好的本子。此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宋世彩堂本廖莹中编《河东先生集》所出排印本也较流行。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因曾贬官柳州，又称“柳柳州”。出身世家望族，少有文名，《新唐书》说他“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 贞元九年(793)，21岁时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历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他胸怀大志，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团，结交刘禹锡、吕温等人。贞元 二十一年，投身永贞革新，任礼部员外郎，推行一系列反对宦官、藩镇、减轻人民负担的进步措施。革新失败后，被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今湖南零陵)，刘禹锡等7人亦被贬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在永州期间，他纵情山水，潜心著述，创作了大量诗文名篇。元和十年(815)春，奉诏至京师，旋又出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官稍进而地益远。他在柳州发展生产，革除弊端，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819)春，病逝柳州。当地人民为了怀念他，在罗池建庙树碑，韩愈为之撰写墓志，其诗文由好友刘禹锡整理成书。
本书正集45卷，其中42、43卷为古今体诗，其余各卷为文章，此外还有外集上、下两卷及补遗、附录等。作为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柳宗元的作品涉及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过极大影响。
在哲学方面，柳宗元接受了荀子、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形成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创作了《天说》、《天对》、《非国语》、《断刑论》、《时令论》等一系列哲学论文，利用唐代的科学知识进一步论述了宇宙的物质统一性、无限性及自然界的运动发展。他反对儒家传统的天命观，认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 ‘天’，下而黄者，世谓之 ‘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宇宙的基本组成是周流运动的元气，天地万物仅是“元气”的存在形式，从而否认了宇宙之外全知全能的主宰“天”。章太炎说“昔无神之说，发于公孟(《墨子·公孟篇》);排天之论，起于刘、柳(王仲任已有是说，然所排者惟苍苍之天而已，至刘、柳乃直拔天神为无)。”( 《答铁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 柳宗元在《天对》 一文中，针对屈原《天问》所提170多个问题，一
一作答，讲述宇宙天地的形成、日月星辰的排列，否定了 “天”所具有的神本性： 《非 〈国语〉》67篇，多则几百字，少则 一语，针对《国语》中有关灾祥、福佑、命数等记载进行批判揭露，驳斥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著名的《天说》 一文概括了柳宗元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文中他论述了天是什么?人应当如何对待天?要不要知天等许多重要问题，代表了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水平。
历史上许多学者从唯物唯心两个角度著文就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进行论争。《非〈国语〉》 一文引起封建文人的猛烈批判，宋代刘章作《非〈非《国语》〉》、江惇礼著《〈非《国语》〉论》，沈喆专门著文批判《非〈国语〉》中的某些篇章。朱熹等人则批评《天对》“学未闻道，而夸多炫巧之意”(《楚辞集注》卷三)。另一方面杨万里、王夫之等人又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发展了唯物主义世界观。
柳宗元还创作了大量政论文，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提出重“势”、重“生人之意”的历史发展观，并具体阐述了一些政治主张。《贞符》一文始作于“永贞革新”时期，贬官永州后定稿完成，文章描述了人类的发展历程，阶级、国家的产生，他把历史发展看作不断进步的过程，与 “符瑞”无关，指出 “生人之意”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说：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人，兹惟贞符哉”，主张实行仁政，才能使统治得以稳固。《封建论》则以封建制的存废、郡县制的优劣为内容，指出历史的发展不决定于圣人之意，而是众人愿望造成的“势”。《辨侵伐论》、《桐叶封弟辨》、《答晋文公论守原议》、《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等则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提出维护中央集权、用人唯贤、关心民生疾苦的具体措施。
柳宗元一生笃信佛教，自叙 “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被贬南荒之后，柳宗元结交多僧侣，传播佛教教义成为他生活、创作的主要内容。45卷诗文中，佛教碑文2卷，记寺庙、赠僧侣的文章近2卷，140多首诗中与僧侣赠答的约20多首，即便在模山范水、抒情写意的篇章中也渗透了佛教意识。他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送琛上人南游序》)。他还认为佛说往往与《易》、《论语》合，大力宣扬 “以佛济儒”、“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与韩愈崇儒排佛的思想相左。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革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柳宗元早期的创作“以辞为工”、“务采色，夸声音”。贬官后遍阅百家书，专心于创作实践和理论著述。总结了古文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等著名的“论文八书”。他重视文章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认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注重文章的社会功能，认为“道”应有“辅时及物”的作用。他反对骈文铺排渲染的浮艳文风，借鉴先秦两汉古文的优良传统，提出古文写作的一些具体原则。他认为作文要有端正的态度，不可有“轻心”、“怠心”、“昏气”、“矜气”;要善于学习前人的长处，“本之 《书》，求其志，本之 《诗》，求其恒……”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语言上重简洁明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而止。”(《答杜温夫书》)在柳宗元的大力提倡下，古文写作在南方日渐盛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还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曾拜名儒陆质为师，精研《春秋》之学。他详细考辨子书，写出 《辨 〈列子〉》、《辨 〈文子〉》、《 〈论语〉 辨》等多篇文章，流传下来的还有扬雄《法言》的注稿残篇，均颇具学术价值。
柳宗元还以其丰硕的创作实践在文学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旧唐书》云：“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 (卷160)
柳宗元的诗歌共两卷，140多首，多为贬谪后所作。其诗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后人论柳诗，多与韦应物并称“韦、柳”。中唐诗坛有以元白、韩孟为代表的两大诗风，前者追求浅易近俗，后者崇尚巉刻奇险，而韦柳则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至王维、孟浩然山水诗派的传统，形成高雅清远的风格，后称 “韦、柳体”( 《沧浪诗话·诗体》)。其名篇如 《溪居》、《零陵春望》、《渔翁》、《江雪》、《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韵致悠扬、造语简淡。另外，由于柳宗元半生坎坷，他又有部分诗书写贬谪中的哀怨，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等，风格慷慨悲凉。柳宗元创作的叙事诗、寓言诗、咏史诗，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柳宗元大力倡导古文运动，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家”，明以后，与韩愈、欧阳修等同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他的散文体裁多样，成就最高的，当推山水游记、寓言、论说、传记。
山水游记是柳文中最优秀的部分。贬官之后，他优游山水，“傥荡其心，倡佯其形”( 《对贺者》)写作了千古名篇《永州八记》和《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多篇游记。发展郦道元《水经注》描摹景物的传统，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评价融入文中，代表作《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等八篇散文，语言精巧，观察细致，展示了永州附近一幅幅山水胜景。文中常描写幽深孤寂的境界，寄托了他在苦闷中的精神追求。他的山水游记多二三百字短篇，笔法简洁，描写细腻。明代茅坤称赞说“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
柳宗元著名的寓言作品有《三戒》、《蝜蝂传》、《罴说》、《鹘说》等。他的寓言，取法先秦诸子，借鉴六朝以来小说、杂文的写作技巧，思想深刻，情节生动，形象鲜明。《三戒》包括 《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借麋、驴、鼠三种动物讽刺现实，语言犀利。《蝜蝂传》、《罴说》则嘲弄了那些贪得无厌，虚张声势的人。
论说以《天说》、《封建论》、《桐叶封弟辨》、《答韦中立论师道说》等为代表，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其中《封建论》被后人赞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林纾《韩柳文研究法》)论文章诸说，对研究柳宗元文学观点和中唐古文运动有很大帮助。
柳宗元承继《史记》、《汉书》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传记文章，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虚构，类似小说又带有寓言的意味。其传记大多以被压迫者和勇敢正直者为对象，叙述他们的才能、遭遇，表现了深厚的同情心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其名篇有《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等。
严羽曾说：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 《沧浪诗话·诗评》)柳宗元借 《离骚》、《九歌》的体式，创作了 《惩咎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多篇骚赋，文中表现出抑郁愤懑的身世之感，使屈原精神得以在徒具形式的骚赋中复归。
关于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历代学者文人争论的焦点。由于其哲学思想不同于正统儒家学说，又卷入政治斗争，自唐宋评论家韩愈、刘昫、宋祁、欧阳修到清代张伯行、林纾等都肯定其作品而否定其人。范仲淹、李贽、王夫之等又为之辨证，认为其人为“非常之士”。论及其诗文的内容，刘禹锡、王伯思肯定其无神论，苏轼等则反对。欧阳修等还对其融合儒释的思想提出批评。就其诗文艺术性而论，多持赞扬态度，认为其文“礼意精密，涉道非浅”( 《述梦诗序》)、“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记》;其诗则“发纡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清词丽句，不可悉数。”(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世人论文多以“韩柳”并称，二人的比较也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公案。一派扬韩抑柳，宋祁《笔记》谓柳“或取前人俗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许印芳谓柳诗“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诗法萃编》)，柳开、欧阳修、方苞、王世贞等持此观点。晏殊、严羽、刘熙载等则扬柳抑韩，陈衍《石遗室遗文》认为柳文有五点为韩愈所不及，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柳诗“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为一家之言。”
历代对柳集的辨伪、校勘、注释、疏解较李、杜、韩诸家为疏略，对其研究散见于札记、诗话及评点之中。建国后对柳宗元生平及诗文研究有较大进展。先后出版发表了多部专书及数十篇论文对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文学思想及创作进行研究探讨。其中最具权威的是章士钊先生费数十年心力而成的《柳文指要》。在柳宗元生平研究方面，施子愉编定了《柳宗元年谱》、吴文治等人写作了多部传记。此外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也对柳集进行了校勘整理，加以出版印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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