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续资治通鉴》导读
《续资治通鉴》是一部按《资治通鉴》体例叙述宋、辽、金、元历史的编年体通史。原名 《宋元编年》，主编毕沅延请史学家在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基础上共同纂修。这项工作大约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历时20年。初刻于嘉庆二年(1797)，毕沅去世两年后，得罪籍没，刻书中止，仅刻103卷。这时浙江桐乡人冯集梧于嘉庆五年(1800)买下了毕沅原稿全部和不全版片，并将未刻的117卷补刻完整，使《续资治通鉴》得以在嘉庆六年 (1801)问世。是书出版后，刻板一直保存在嘉兴冯氏后人家里。咸丰时，被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抢去烧水做饭，幸而冯氏的邻居用加倍薪柴将书版易出，但已损失不少，不久书版被上海道应宝时购去，他刻补所失65版，遂使是书能够在同治年间第2次印行。193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排印，收入《四部备要》。1957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纠正了其中大小错误2400条，是目前通行中最好的本子。
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又字纕蘅，自号灵岩山人，清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自幼聪明好学，受名师惠栋、沈德潜教育，30岁应礼部会试并对策太和殿，得中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后又充任日讲起居注等官。37岁起补放外官，由甘肃的一个道员积功至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封疆大吏。在湖广总督任内因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屡遭圣旨谴责和降职。在镇压湖南苗民起义时死于军营。嘉庆四年，颙琰亲政，权臣和珅赐死，毕沅居官时曾引和珅为内援，便以“贻误地方”、“滥支军帑”追罪，革子孙荫袭，田产资畜皆没入官。毕沅于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不通晓，谓经义当宗汉儒、文字当宗许慎，史学必通地理，金石可证经史。宦迹所至，广为搜罗。虽官至极品，书不离手。除延清学者作《续资治通鉴》、《传经表》、《湖北通志》、《史籍考》等外，还校注《山海经》、《晋书·地理志》，著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等。
《续资治通鉴》全书220卷、360万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较《通鉴后编》多3年。本可编到明代，由于当时文网甚密，易触忌讳，故明史缺而不书。
《续资治通鉴》与 《资治通鉴》比较，水平无疑相差甚远，也有许多可指陈的地方。但与前人编写的那些和《资治通鉴》相衔接的编年体史书相较，还是属于最好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取材比较完备，所见资料最多。
《续资治通鉴》是在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基础上撰成，共参阅著作110种。当时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过去徐乾学看不到的历史资料能与学者见面了。如李焘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广征博采、条理精密的史料书，均由四库馆臣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清一统志》、《清会典》、《明史》的纂修，也为编者提供了不少正史、国史、地方志等材料。诚如章学诚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此外乾嘉之际，清代学术发展到极盛阶段，随着经学和考据学的发达，不少学者开始用治经的方法来治史，如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续资治通鉴》的编者既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前人看不到的资料，又能吸收乾嘉学者研究的成果，充实到所编的书中去，提高质量，达到“后来居上”的地步。
2、体例比较整齐。
《续资治通鉴》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改变了以前诸家详宋而略辽、金、元的弊病。据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听信中说： “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即用传世胡天台注本考异散附本文之义例也。”由此可见，《续资治通鉴》叙事以宋、辽、金、元四史为正本，不仅宋事所在宜详，而且辽、金、元大事一无遗漏，元事还多引文集增补，特别注意补充旧作中的缺陷部分，一矫过去旧作详宋而忽略辽、金、元的毛病。仍用司马光考异办法，对所采史料加以考辨，说明去取之故，注于正文之下，使体例比较严整。与《资治通鉴》体例不同的是对史事不加评论，采用据实直书，善恶自见的办法。认为若没有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漫为评论，则反为迂僻所累。其实是害怕文禁，恐因此贾祸。
3、敦请大学者审稿，编纂水平较高。
《续资治通鉴》初稿系由毕沅延致学者根据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加以损益而成。毕沅阅后，不能满意，经邵晋涵复审，面貌即大为改观。“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 《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公未惬心，属君更正，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回出诸家续鉴也”(章学诚《邵与桐别传》)此书曾四易其稿。书成后，又请大学问家钱大昕检点舛误，所以编纂水平大为提高。张之洞在 《书目答问》中说 “宋、元、明人续 《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因此刊行后流传较广。
至其不足之处在于多录旧史原文，未能融铸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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