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主要内容,《诗经》导读
《诗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是西周初至春秋末(约前1066至前541)的诗歌选录，共305篇。原称《诗》、《诗三百》或《三百篇》。编者是周代乐师。编定成书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后，才出现《诗经》之名，一直沿用至今。汉代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汉书·艺文志》均有著录。汉代以后，齐、鲁、韩等三家《诗》相继亡佚，只有《毛诗》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主要注本是汉毛亨的《诗故训传》，汉郑玄的 《毛诗传笺》以及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六朝和唐朝的写本《毛诗故训传》的残卷;它和晚唐开成石经暨孟蜀 《毛诗》残字拓本二卷，是现存比较早的毛诗传本。唐代曾把十三经都刻在石碑上，《诗经》也包括在内，至今保存在西安市碑林。《毛诗正义》的通行本有 《四部备要》本和 《十三经注疏》本。而三家 《诗》的异文别辞都集录在清人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一书中。该书有民国四年 (1915) 虚受堂家刻本，198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170多片 《诗经》汉简。经考证，它不合乎 《毛诗》的序列(详见胡平生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1988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是三家 《诗》 系统的遗物。
《诗经》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其作者姓名已不可详考。只有极少数的诗篇可以凭借诗篇的内容和有关资料，考证出作者的姓名。例如《鄜风·载驰》是许穆公夫人所作; 《小雅 ·节南山》是周幽王时的大夫家父所作;《小雅·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大雅·嵩高》和《大雅·烝民》是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所作，《鲁颂·閟宫》是鲁国的公子奚斯所作等等，而这些作者的生平事迹也所知甚少。
关于《诗经》的编纂者和编辑过程，说法不一。但编纂者是周王朝各个时期的乐官，孔子对《诗经》做过重新校订的工作，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诗经》中诗篇的来历有三：《诗经》中的民歌是周王朝从民间和士大夫手上搜集来的。周朝的乐官叫 “太师”，由它派人到各地采风，把各地的歌词记载下来，收集起来，这是主要的来源;其次，“献诗”也是搜集诗歌的渠道之一，天子周围的公卿列士在一定场合要给天子献诗，上面提到的 《雅》诗中的 《节南山》、《巷伯》、《烝民》、《嵩高》等篇，都是通过“献诗”的渠道集中到乐师手里的。此外，各诸侯国的乐官，有时把自己所掌握的本国乐歌，派人送给周王朝。三，周王朝的贵族为了某种目的(例如祭祀鬼神、夸宗耀祖)制成乐歌，交给乐官。《周颂》中的某些诗篇，就来自这种渠道。通过上述三种渠道，周王朝乐官掌握的乐歌，经过演奏和润色，最后编选为《诗经》。汉朝司马迁等认为《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过的，由3000余篇删削成305篇(见《史记·孔子世家》)这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只能证明孔子对《诗经》歌词的乐谱作过核定工作。
现存的《诗经》即《毛诗》，共305篇(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有题目没有诗，未算在内)，34500多字。其结构分为 《风》、《雅》、《颂》 三部分：
“风”原为地方乐曲的通名。《诗经》中的《风》诗包括周南、召 (shao) 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国风，共160篇。所谓“国风”，就是指中国周代15个不同地区(主要为黄河流域)带有地方色彩的乐曲。例如《郑风》就是郑国(今河南省郑州一带)的曲调，秦风就是秦国(今甘肃天水至陕西一带)的曲调。国风都是用地方曲调演唱的诗歌，又因为各地区的民情风俗往往在地方乐曲中得到反映，所以朱熹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见《诗集传·国风序》)《国风》中保存了不少民间的口头创作，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反映爱情、婚姻和家庭状况的诗歌。《周南》 中的 《关雎》、《桃夭》，《召南》中的《摽有梅》、《野有死麇》，《邶风》中的《匏有苦叶》、《静女》，《鄘风》 中的 《柏舟》、《桑中》，《卫风》 中的 《氓》和 《木瓜》 以及 《郑风》 中的 《将仲子》、《女曰鸡鸣》、《狡童》、《褰裳》、《野有蔓草》、《溱洧》等都是代表作。此类作品的数量占《国风》的一半以上。二，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及反抗情绪的作品。《豳风·七月》写农奴一年十二个月的艰苦劳动，《周南·芣莒》写妇女采集车前子的劳动场面。《邶风》中的《击鼓》和《式微》反映了兵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王风 ·君子于役》表现丈夫服役之后妻子独自劳动的辛酸。《魏风》中的 《伐檀》和 《硕鼠》更加直率地表达了劳动者对剥削者的愤怒与讥讽。三，揭露统治阶级丑恶面目的诗歌，《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陈风 ·株林》，分别揭露了卫宣公、卫公子顽和陈灵公等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四，少数爱国主义的诗篇。《秦风·无衣》写秦国人民慷慨从军、共同抗敌的爱国壮举，《鄘风·载驰》写许穆夫人为拯救祖国危亡而积极求援的爱国热忱。“二雅” 中的《出车》、《六月》、《采芑》和《江汉》、《常武》等分别歌颂了周人讨伐严允、淮夷和徐方的胜利，表现了民族自豪感，也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
《诗经》中的 《雅》是西周 “王畿”(即直属周天子的地区) 的乐曲。它包括 《小雅》 (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小雅》和 《大雅》又称“二雅”。“雅”是“夏”的假借字，“夏”是西周王畿的旧称，是西周贵族的聚居之地，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雅言”是指在王畿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在王畿地区流行的 “雅” 曲，也就成了乐歌的正宗。《诗经》 中的《雅》是配有 “雅”曲的唱词，多数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部分来自民间。从内容上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具有爱国主义因素的史诗之外，《大雅》中还有一部分反映周部落起源、发展的史诗： 《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是代表作。在 《二雅》中，政治讽刺诗占重要分量，总数有20多首。《大雅》 中的 《桑柔》、《板》、《民劳》、《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二雅》 中还有一部分描绘宴饮和有关祭祀的诗。
《颂》是庙堂乐章，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分《周颂》 (31篇)、《鲁颂》 (4篇) 和 《商颂》 (5篇)三部分，合称“三颂”，共40篇。在周代，“颂”、“容”二字可以通用，有人便把“颂”和 “舞容”联系起来(详见阮元《研经室集·释颂》);还有人把“颂”和 “礼容”联系起来，证据均不足。其实，“颂” 与“镛”通，“镛”是一种乐器 (大钟)，后来引申为“曲调”之名。“颂”就是赞美、歌颂的意思，《三颂》的内容全部是为统治者及其祖先的歌功颂德之作。《周颂》是西周时代的作品，或祭祀祖先，如 《武》、《桓》、《赉》等篇，或祈年报赛 ( “报赛”是答谢神佑的意思) 如 《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商颂》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宋君是商王的后裔，所以宋诗称为“商颂”。《鲁颂》与《商颂》是春秋时代鲁国和宋国的宗庙祭歌，只有《鲁颂》中的《泮水》和《閟宫》是例外，它们是鲁国臣属对国君的歌颂。总之，《风》、《雅》、《颂》不但所配音乐各具特色，而且在内容上也各有侧重。《风》、《雅》中的优秀诗篇较多，而《颂》的文学价值不高，但具有史料价值。《诗经》基本上是四字句，隔句用韵，在章法上，采用复沓形式，即每章结构和大意基本相同，只换个别词语，反复歌咏。《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赋”是直接叙述，“比”是比拟和譬喻，“兴”是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喻之意。吴毓汾认为“盖好恶动于中而适触于物，假以明志谓之兴”(详见陈奂《诗毛氏传疏》引)。大抵说来，《国风》 和 《二雅》 中多用 “兴”，有114次之多，“比” 在 《国风》 中也很多，而 “赋” 的手法，《风》、《雅》、《颂》 中都有，以 《大雅》 最多。
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看，《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源头。它真实地反映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这500多年的社会风貌和社会矛盾，展现了周代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生活画卷，为中国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诗经》中的表现手法，特别是比兴手法，也为后世诗人所效法。明人方孝孺在《谈诗》中写道：“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 《风》、《雅》 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此外，《诗经》还反映了周代的典章制度、历史传说、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它对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以及自然科学史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梁启超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 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见《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充分肯定了《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诗经》的诵习与研究，从古至今，源远流长; 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汉学、宋学与清学是《诗经》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阶段。前文已说过，汉代传授《诗》，分齐鲁韩毛四家。三家《诗》从汉武帝置博士起，一直到东汉，地位尊显。东汉郑玄为《毛诗故训传》作笺之后，毛诗盛行，三家《诗》逐渐衰亡。魏晋时代，虽有关于毛传郑笺的是非争论，但 《毛诗》已成为诵习《诗经》的主要读本。唐代孔颖达以北朝刘焯的《毛诗义疏》和刘炫的《毛诗述义》为底本，纂成《毛诗正义》40卷，由于唐代与宋初的科举考试以《毛诗正义》为准，所以使得 《毛诗》的尊显地位更加牢固。
宋代疑古风气盛行。他们怀疑《毛诗序》为后人伪作，不足为据。南宋朱熹作 《诗集传》，对《诗序》作了总的清算。该书解诗就诗文本身探究主旨，既博采众长，又简明扼要。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改以《诗集传》 为准。
清代汉学盛行，在《诗经》的词义、句式和韵读诸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在疏解《诗经》毛传、郑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后者兼采众说，对三家《诗》遗说也有所引证，精到之处比前者更多。至清代后期，三家《诗》的辑佚工作，进展甚大。陈寿祺、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其中的代表作。此外，像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润玉的《诗经原始》，都企图摆脱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力求就文学的角度讲诗，创获颇多。方润玉“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成绩斐然。林义光的《诗经通解》和吴闿生的 《诗义会通》在《诗经》 的阐释方面颇有新意。
“五四”运动以后，《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三册下编，收录了51篇关于讨论 《诗经》的论文和书信，显示了20年代研究《诗经》的业绩。而收集在《观堂集林》中的王国维的 《说〈商颂〉》等论文，引证了甲骨文的新材料。郭沫若的 《卷耳集》，开始把 《诗经》译为白话。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通义》、《诗经新义》的学术贡献尤大，它涉及到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解放后的《诗经》研究著作主要有高亨的《诗经今注》、陈子展的《诗经直解》、余冠英的 《诗经选》、于省吾的 《泽螺居诗经新证》以及余冠英、季长之、金启华、袁梅、袁愈嫈等对《诗经》的白话翻译。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其它的文学史，对 《诗经》作出了新评介。1980年出版的王力的 《诗经韵读》是用现代语音科学理论和现代人研究先秦古韵的成果来全面分析诗经用韵的著作。1986年出版的向熹的 《诗经词典》是解释《诗经》 词语的专书语文词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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