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的主要内容,《通鉴纲目》导读
《通鉴纲目》是朱熹改编《资治通鉴》而成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在封建社会后期实际上起着政治教科书的作用，代有刻印，影响甚大，其地位甚至凌驾于《通鉴》之上。有宋乾道壬辰四月刊本、元刊本、明黄仲昭校刊本、明成化内府刊本、嘉靖甲午江西刊本，清康熙己巳徽州刊本，清同治十三年补刊本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是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对史学也有较深造诣，其生平事迹见“四书集注”。
《通鉴纲目》全书共五十九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迄于周世宗显德元年 (959)。朱熹感到 《通鉴》作为帝王的历史教科书，仍然太详，而《资治通鉴目录》 又太简。司马光晚年似乎察觉到这一问题，做 《举要历》又未成。南宋胡安国修 《举要补遗》若干卷，又 “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所以朱熹自担重任，改编《通鉴》，别为义例，创《通鉴纲目》一书。纲目体例的特点是：“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有纲有目，纲仿 《春秋》、目效 《左传》。纲乃朱熹自作，颇寓褒贬之意，分注浩繁，命其弟子赵师渊写成。自成一体，后世目录学家，专门称之为 “纲目体”。
朱熹编 《通鉴纲目》，固然为了简化 《资治通鉴》，而其主要目的则在《资治通鉴纲目》中贯彻、实践他的史学理论。朱熹对《资治通鉴》有推崇又有批评，他对《通鉴》的批评意见主要是： 一、《通鉴》于正统不明，三国时以魏为主是“其理都错”。二、《通鉴》纪年皆以后来为定，不合理。三、司马光修书，爱憎由己，“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四、司马光对才德之论不全面，“温公论才德处未尽，如此则才都是不好底物矣。” 五、“唐五代多繁冗。” 总之在朱熹看来，做为“资治”之用的“通鉴”，不是尽善尽美之作，尤其在正统问题上，朱熹站在南宋偏安小朝廷的立场上是不能同意 “帝魏寇蜀”的。所以他要把“理” 一元论从哲学领域引入史学领域，试图建立一种 “天理”与 “史事”统一的史学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便落脚在《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中。综观《资治通鉴纲目》突出了如下几个问题：
1. 明正统、斥篡贼。
朱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代到宋，其间几千年，“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等六个朝代，其他夏、商、战国、魏、南北朝、五代等都非正统。按照这个思想，《通鉴纲目》便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篇，而不讲夏、商等朝，“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与司马氏异。”不用曹魏，而用蜀汉系汉统为正统。以是否正统作为评价史事、人物“义”与“非义”、“善”与 “非善”、“忠”与 “奸”的准绳。他认为“正统”是合乎“天理”的，其书法不仅溢美表扬，而且等级森严。除正统外，还有无统、非正统、僭国、篡贼等，治史者首先应该明正统、斥篡贼。
2. 立纲常、扶名教。
朱熹认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大伦，则是以“忠”、“孝”、“节”等原则为准绳。君臣关系，是君尊臣卑，扬君抑臣渗透在各个环节，体现了朱熹绝对君权论思想。父子关系，子对父惟有孝。作儿子的不能不服从，亦不得有怨言。夫妇关系，妇女要“三从四德”。朱熹认为 “三纲五常”是 “天之经，地之义”，维护 “三纲五常”便是 “天理”，史著对此是绝对不可违背的。
3. 除史弊、法 《春秋》。
朱熹针对北宋以来“大抵史皆不实”的弊病，主张取《春秋》之义，尊重史实。他在 《史馆修史例》中，提出了一套办法，贯彻在《通鉴纲目》之中。
总之《通鉴纲目》实践了朱熹的史学理论，此书一问世，立即被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阶级奉为正宗，推崇备至。南宋王柏评价说：“朱子推挈矩之道，寓权衡之笔，大书分注自相错综，以备经传之体。史迁以来，未始有也。……所以扶天伦，遏人欲，修百王之轨度，为万世之准绳者。”元揭傒斯说：“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 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明杨士奇也说： “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因此此书在封建社会后期，不仅是单纯史学著作，实际上起着政治教科书的作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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