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的主要内容,《岁寒堂诗话》导读

《岁寒堂诗话》的主要内容,《岁寒堂诗话》导读

《岁寒堂诗话》是南宋张戒所著诗话著作。该书全本已亡佚，旧存仅1卷。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据《永乐大典》辑出;复益以 《说郛》本所有各条，厘为上下2卷。近人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所收西北书局所刊 《励志斋丛书》本即据此本。

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复，一字定夫。正平(今山西新绛县) 人，宣和六年 (1124) 进士。绍兴五年(1135) 以赵鼎荐授国子监丞，官终主管台州崇道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论事切直，为高宗所知，其言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颇中时势。故淮西之战，则力劾张浚、赵开，而秦桧欲屈己求和，则又力沮。卒与赵鼎并逐，盖亦鲠亮之上也。”

今存《岁寒堂诗话》上下2卷，上卷以探讨诗歌创作理论为主，兼评历代诗人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论诗主张; 下卷集中评论杜甫诗作，推杜诗为诗之极致。

张戒论诗，主张以言志为本。他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如果咏物而有兴托，不是专意咏物，而能为言志服务，仍然是好诗。其所反对的，是潘岳、陆机以后那些没有言志内容，专意咏物，片面追求形式技巧，雕镌刻镂之工的作品，认为这类作品完全失去了诗人的本旨。言志咏物兼而有之的乃是李白与杜甫。他说： “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欧阳公喜太白诗，乃称其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然在太白诗中，特其浅浅者……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 《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至于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

在主张以言志为本的同时，作者又强调“思无邪”的重要意义。他说： “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指孔子的 “思无邪”说) 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他认为从建安到近世诗人，思无邪者只有陶渊明和杜甫，其余皆不免落邪思。他认为正邪不在于内容是否涉及“妇人”，像黄庭坚“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因此把黄庭坚与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并称之为 “邪思之尤者”。

张戒极力标举杜甫，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苏黄诗风。他认为杜诗“雄姿杰出，千古独步”，不但内容充实，而且形式优美，风格多样，非他人所能及。其所以尊崇杜诗，更重要的还在于杜诗忠君忧国的思想内容。他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 ‘浩歌弥激烈’，‘沈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元稹认为李白不如杜甫的地方是在“铺陈始终，排比声韵”一类的形式方面，张戒则认为杜甫“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尊杜学杜，必须学习杜甫创作精神，若只注重其形式技巧，寻求经验和规律争奇制胜，就违背了杜甫创作方向。作者据此批评了苏黄诗风：“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苏黄“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不重视情意，而只求用事之博、押韵之工，违反了诗以言志为本的宗旨。他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

在诗歌表现方法上，张戒主张涵蓄蕴藉的境界，反对浅露直白。抒发情志必须是“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但又要“情在词外，状溢目前”，以“不迫不露”为贵。他不满于元、白、张籍，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他们“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太露则诗格就卑，那么像苏黄二人，一个发泄无余，一个刻画过甚，当然更是他所反对的了。

张戒《岁寒堂诗话》出现在苏、黄诗风盛行之时，他的批评颇中要害，许多重要观点对严羽诗论有直接启发，足为先声。如其所谓“苏、黄用事押韵欲之工，乃诗人中一害”，又说“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即严羽《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之意;诗既坏于苏、黄，于是又指出转变与补救之途，以为“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此又为严羽所谓“取法乎上”之意。但必须指出，张戒论诗，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尊崇杜甫，但在具体评论中又多有迂腐之谈，对苏、黄的批评亦有过激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