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义证》的主要内容,《说文解字义证》导读

《说文解字义证》的主要内容,《说文解字义证》导读

《说文解字义证》是中国古代文字学著作。清桂馥著，书成后由灵石杨氏连云簃校刻，但流传不广。清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又刻于湖北崇文书局，并为之宣扬，是书大行。

桂馥 (1736-1806)，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居官多善政，嘉庆十年卒于官。《清史稿·儒林传》记载：“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 ‘士不通经，不足致用; 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 《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所著尚有 《说文谐声谱考证》数卷(已散佚)、《札朴》十卷、《晚学集》十二卷、《缪篆分韵》五卷等多种。

本书共50卷，其主旨在于替 《说文解字》所释本义找出例证。因此，全书征引遍及经史子集及文字、音韵、训诂之书。就一般情况来说，桂氏的 “义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举例证明《说文解字》中的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第二部分是讨论许慎的说解。在第二部分中，或者引别的书的说解来证实许书的说解，或者引别的书所引许书以参证，或者引别的书来补充许书。如果许慎举《诗》、《书》、《左传》等书为例，桂氏还为之注上篇名;如有异文，还注上异文。如《说文解字》：“颖，禾末也，从禾，顷声。诗曰： ‘禾颖穟穟。’”桂氏义证道： “《汉书 ·礼乐志》： ‘含秀垂颖。’《文选·应贞诗》： ‘嘉禾重颖。’《思玄赋》： ‘发昔梦于木禾，既颖而顾本。’ 蔡邕 《篆势》： ‘颓若黍稷之垂颖。’《小尔雅》： ‘截颠谓之桎’，《尔雅》释文引作 ‘截颖’，‘禾末也’ 者，《广韵》同。又曰： ‘穗也。’ 李善注 《魏都赋》引本书作 ‘穗’ 也，《诗·生民》正义所引与本书同。《小尔雅》： ‘禾穗谓之颖。’ 《归禾序》： ‘异亩同颖’，郑注： ‘二亩同为一穗’。《文选·西都赋》： ‘五谷垂颖’，五臣注： ‘颖，穗也。’ 《诗·生民》： ‘实颖实粟’，传云： ‘颖，垂颖也。’正义： ‘言其穗重而颖垂也。’……”。全书虽然多数篇幅皆是如此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排列例证、材料，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随便堆积材料，而是有选择、有次序、有条理地列举。正如王筠评价的那样： “桂氏引证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证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是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亦昧乎?” ( 《说文释例· 自序》)

与段玉裁的 《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 《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释》等其他三家的研究论著相比，本书虽不免少有发明之嫌，但其“专胪古籍”、“博证求通”的特点，对后代研究 《说文》特别是初学 《说文》者作用更大。清人张之洞在本书序中评价说： “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闢;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非若谈理辨物，可以折衷一义。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 《经籍籑诂》之类，非可以己意为独断者也。”当然，本书的缺点也是不少的。其最大的错误在于桂氏著作思想，认定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讲的都是对的。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使他在以群书古籍中寻找例证为《说文解字》的说解作证明时，必然有许多失之勉强。如 《说文》说： “为，母猴也。”桂氏在 《义证》中便说： “母猴也者，陆机云： ‘楚人谓之沐猴’，馥谓‘沐’、‘母’ 声近。”虽然从古音学上来说 “沐”、“母”声近，但声近并不能证明 “为”可以训为 “母猴”。诸如此类的牵强之说，书中尚有不少。由于本书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重要论著，且资料丰富，因此，近现代学者研究 《说文》者皆以之为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