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集》的主要内容,《魏武帝集》导读
《魏武帝集》是三国魏武帝曹操的诗文集，又称《曹操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太祖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于戎马倥偬之中，仍然勤于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传世者有19种之多，《魏武帝集》30卷不过是其中一种。《隋书·经籍志》著录 《魏武帝集》26卷，并注：“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两《唐志》亦著录《魏武帝集》30卷，《宋史·艺文志》则不载，说明唐以前有不同本子流传，至宋已散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魏武帝集》1卷，收入诗文百余篇。近人丁福保更事增补，添注篇章出处，总分为4卷，辑入《汉魏六朝名家集》。1959年中华书局以丁本为底本重新进行整理，又增加了《孙子注》，改名《曹操集》出版。《曹操集》包括诗集、文集、孙子注三部分，文集部分又分为3卷，此外附录有传记资料、数条佚文及《曹操年表》(江耦编)、《曹操著作考》(节录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这里现今收录曹操著述最赅备的本子。1979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根据这个本子所作的 《曹操集译注》。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 人。父曹嵩，本姓夏侯，归养于宦官曹腾，汉灵帝时官至太尉。曹家虽有权势，却不为士族重视。曹操20岁举孝廉为郎，历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汉末乱起，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迁济南相。又募兵讨伐董卓，在各派军阀的混战中，挟天子(汉献帝)以令诸侯，先后陆续消灭了陶谦、袁术、袁绍、刘表等割据集团，平定了三郡乌桓，大致完成了北方广大地区的统一。建安十三年，由司空晋升为丞相。这一年的十一月，与孙权、刘备联军战于赤壁，大受挫折，南北统一的愿望未能实现。建安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进号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乘舆，立曹丕为魏太子，虽未称帝，实际上已代汉自立。二十五年，病故于洛阳，得年66岁。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三国志·魏书》 卷1有传。
作为历史人物，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个文学家。今本《魏武帝集》(《曹操集》)所收的作品，大部分是切合实用的散文，包括令、教、表、奏事、策、书、尺牍、序、祭文等，约150题。主要用来抒发情怀的辞赋和诗篇计18题24篇，此外还有零星残句。这些散文表达了曹操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的价值。例如，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冀州以后，为赢得社会的支持，下令蠲免河北当年租赋，打击豪强，抑制兼并。《抑兼并令》(一作《收田租令》)说： “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首先指斥袁绍、袁术父子统治下的河北地区，豪强地主势力掠夺人民的土地，接着主张严格限制田亩收租，避免恃强凌弱。在政治上打击豪强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比较进步的。
战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为恢复农业生产，保证军粮供给，曹操推行耕战政策，实施屯田制。《置屯田令》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这是建安元年(196)发布的政令，说明他在经济领域里很早便注意吸取历史经验，采取了强兵足食的措施，从而保证了他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
因为身处乱世，又需要广揽人才打天下，所以曹操特别看重刑名之学，强调以法治匡救时弊，用人则坚持“唯才是举”的方针。曹操的文章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最多，如《以高柔为理曹掾令》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是讲治国大略的。《败军抵罪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这是讲凡事赏罚要分明的。至于《求贤令》公开提倡“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要求选拔“取进之士”，有所作为;《举贤勿拘品行令》主张起用“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即使他们“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也在所不避，这些又都表现了曹一生求贤若渴、矢志完成统一大业的政治愿望与人格追求。
上面所谈到的令文都写得观点鲜明，短小精练，这也可以说是曹操散文的一般特色。另外，晚年又有两篇稍长的文章作得极好，一篇是作于建安十五年末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篇是作于建安十七年的 《与王修书》。《让》文分四段，先写投身仕途，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能够封作将军已大满足;次写讨平董卓，完全出于“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而今居相位感到“意望已过”;接着写钦仰前代名臣武将，自明毫无“不逊之志”;最后写宁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两万，用以“分损谤议”，但不能交出军政大权，以免“慕虚名而处实祸”。这篇文章是反击政敌的，言词恺切，但写来如话家常，质朴率直，却又不失王霸气势。《与》文劝慰王修安于盐铁职事，引古律令，剖心置腹，也写得富有感情色彩。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方面，而体裁皆属于拟乐府诗。如果以建安十三年(208)出任丞相作为分界，则曹操前期的诗作多取材于汉末的征战乱离，写社会的风云变幻，写人民的苦难，也写自己的志向，后期多写壮志未酬的感慨，嵯岁叹老，甚至寄望于游仙长生。《薤露》、《蒿里》的作年较早，前者写汉灵帝任人不良，少帝柔弱，何进被杀，董卓入洛擅权，初平元年 (190)胁迫献帝西迁长安，烧掠洛阳;后者写关东群雄讨伐董卓，各怀异心，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大灾难。这两篇描写了近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哀伤民间疾苦，确有真情实感。又《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206)，写自邺北上太行，征讨高干，于苦寒中行军，备尝艰辛;《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写北征乌桓，胜利回师途中所见所感。这一类诗不仅生动概括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被后人称誉为 “诗史”、“汉末实录” (明钟惺《古诗归》)，而且写来古朴深沉，骨力雄健。如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章：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海自况，志在容纳，直有吞吐宇宙的气象。“龟虽寿”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言词激昂慷慨，建功进取，老而弥坚，读之催人奋起。
齿衰心壮，这是曹操后期诗作的一个强音，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以《短歌行》、《秋胡行》、《精列》为代表的晚年诗，毕竟被感伤情绪所笼盖。如《短歌行》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感叹人生无常，不得不借酒浇愁;《秋胡行》所谓“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幻想长生永视，流露出思想中的消极一面。
总之，曹操在政治上“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文学上则是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同上)，文风清峻通脱，极有个性。除了史传记载而外，《魏武帝集》(《曹操集》)是研究曹操一生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成就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至于前人对于曹操的诸多评论，如明钟惺说：“老瞒生汉末，无坐而臣人之理，然其发念起手，亦自以仁人忠臣自负，不肯便认作奸雄。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话，不得概以‘奸’之一字抹杀之。”(《古诗归》卷七)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亶亶之词，数者而已。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读此集亦当有所比鉴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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