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轩集》的主要内容,《隐秀轩集》导读
《隐秀轩集》是明代文学家钟惺的一部诗文集。各本卷数不一。今传天启年间刊本，按天、地、玄、黄等编次，分33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另有崇祯年间刊16卷本。又有8卷本，所收内容较少。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钟伯敬合集》(一名《隐秀轩集》)铅印本，凡33集2册，收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第一辑)。
钟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号退谷。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行人，迁工部主事，进郎中，擢福建提学佥事，以丁父忧归。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喜游山水，每见名山大川必游尽兴而归。因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古诗归》、《唐诗归》等，风行一时。“承学之士，家置一部，奉之如丘尼之删定”(《列朝诗集小传》)。诗文风格“幽深孤峭”，形成所谓“竟陵派”，世称“钟谭”。
钟惺的诗文主张有三。其一：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七子”提倡的复古思潮，虽经“唐宋派”“公安派”等先后予以抵制和抨击，但仍有一定影响。钟谭继死而攻之，认为“七子”的拟古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诗归序》)，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 “势有穷而必变”的主张。其二： 反对公安派的“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走上了艰深晦涩之途。其三：主张诗人应独抒“性灵”，这种“性灵”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这本是进步的。但他进而认为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甚至陶醉于“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的境界。由此出发，他提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诗归序》)。这表明钟惺已经建立起自己系统的文学创作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了。
本书凡33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钟氏另有《诗经图史合考》20卷、《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毛诗解》(不分卷)等。并与谭元春合编 《古诗归》15卷、《唐诗归》36卷、《明诗归》10卷、补遗1卷。《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合评 《诗删》10卷等。其中如《明诗归》、《名媛诗归》、《五经纂注》等或疑为伪托。
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绪，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虽也有一些诗作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但毕竟凤毛麟角。他的诗由于苦心吟事，雕字琢句，不遗余力，因而仍有一些出色的游览之作。如《经观音岩》、《舟晚》等，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恮》，手眼别出，可见清思。
钟惺的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如《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了对诗人的崇敬之情，并寄托了自己的情怀;体现了竟陵派 “孤行静寄”的个性，以及追求新奇的文字风格。类似作品还有《游武夷山记》等。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冷暖;对“趋雪于冬春冰雪者”的趋时风气予以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表明了诗文创作的严肃态度，并提出新的文章标准： “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等等。
钟惺的诗文由于刻意求新，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如 “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昼泊》)等，支离破碎，佶屈聱牙。钟谭合评的《诗归》亦如此，专取清瘦淡远一路，连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都未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也可见其美学趣味了。但同时也开了一种偷懒取巧的风气，王夫之《薑斋诗话》谓：“若欲吮竟陵之唾液，……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 ‘之’、‘于’、‘其’、‘以’、‘静’、‘淡’、‘归’、‘怀’ 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此居然词客”。尽管如此，这种刻意求新的探索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但到现在，除钱钟书先生于此有所注意外，多数以“形式主义”之名予以否定，未免简单机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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