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诗学

辽之诗学，无足称述，至金亦惟元好问一人而已。自宋室南迁，土宇分裂，文章学术亦判为两途。李祖陶曰：“程氏之学行于南，苏氏之学行于北。行于南者，朱子集其大成，行于北者，遗山得其统绪。”而遗山尤以诗鸣，郝伯常称其直配苏、黄。然则遗山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郝氏又称遗山把酒看花，歌谣跌宕，挟幽并之风，高视一世，以五言为雅正。而王渔洋则称遗山七言妙处，或追东坡而轶放翁。要之，遗山五、七言古、近体皆工。即乐府亦工，其集中有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宋以后所未有也。尝为《杜诗学》及《东坡诗雅》诸书，是可以知其渊源矣。郝伯常为之墓铭，称其肆意经传，贯穿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秉文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盖风雅道衰，至金而几绝，遗山以诗独步三十年。巍然为坡、谷复出。故曰金元一代诗学，惟遗山一人而已。遗山作《中州集》百余卷，以存金元一代之诗，尤足资文献焉。

元代以诗鸣者，首推刘因。静修论诗曰：“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焉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乃效晚唐萎苶，学温李之清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见《叙学》)。观其所论，然则静修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张纶《林泉随笔》曰：“静修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而《四库提要》论其诗“风格高迈，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均笃论也。静修虽生于元，然以身为中朝民族，故不肯仕元，尝作《渡江赋》以哀宋。又为《白雁行》、《燕歌行》，皆寓宋亡之感，其流露于吟咏间者，尤不可尽述也。王渔洋选其七言古诗，称静修长于刻画山水，不足以知静修也。

静修而外，元代诗家当推虞集。道园论诗尝谓“《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世间事。李太白浩荡之辞，盖伤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然学有以致其道，思有以达其才，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见《胡师远诗集序》)?其论诚知诗人之得失，而明乎诗之大用者矣。道园以蜀人而学东坡，其所作亦雅与东坡近。《四库提要》曰：“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以至有元。词坛宿老，必以集为大宗。”盖道园者有学而有思，得谢翱学诗之秘法，故于诗可观也。王渔洋选其七言古诗，称其如汉廷老吏。然七言古体而外，道园所为乐府亦有足称者。

当是时，与道园齐名者则杨载、范梈、揭徯斯，称“虞杨范揭”。四子自当以道园为首，其次则杨仲宏，范、揭两家不及也。史称仲宏诗有法度，一洗宋季之陋，风规雅赡，雍雍有元祐之遗音。集中尤以《景阳宫玩月》得名，长篇则《古墙行》、《梅梁歌》亦称佳构。其断句如“风雨五更鸡乱叫，江湖千里雁相呼。”“窗间夜雨销银烛，城上春云压彩旗。”皆当世所传诵者。然终嫌浅露，方之元祐诸贤，则史之所称为溢美矣。若夫范、揭则又下之，为不足论矣。

道园而外，惟吴莱可相伯仲。王渔洋《论诗绝句》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实举渊颖及杨维桢。然其《七言古诗选》则又曰：“元诗诗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吴立夫长句瑰伟有奇气。虽疏宕或逊前人，视杨廉夫之学飞卿、长吉，区以别矣。”则举渊颖以配道园，是故古诗乃录吴而不录杨。然则渔洋前后论诗不同矣?非不同也，《古诗选》者专录古诗，铁崖别以乐府胜，故不录。渊颖以七言古体胜，故录之，无他意也。渊颖长篇《观峄山刻石》一首，全仿东坡《石鼓诗》，不善摹拟，渔洋乃首录之。其余《题画》诸诗，亦多词胜于意，方之道园诚有愧色。铁崖独以乐府著，盖在元之季年，为乐府者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惟铁崖极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入魔趣。至其所为《琴操》、《宫词》、《冶春》、《游仙》、《香匳》等作，门人章琬编为《复古诗集》，其间清词丽句亦有可诵者。然在当时王彝尝诋铁崖为文妖，谓其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视《复古诗集》所载，多艳冶之词，所谓翦红刻翠者也。其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所谓聱牙棘口者也。赵瓯北《诗话》曰：“铁崖险怪仿昌谷，妖丽效温、李。以之自成一家则可，究非康庄大道。未可为后生取法。”此则于其所长而得其所短。读《铁崖集》者所知之矣。

夫诗至元代欲复唐音而才力薄弱，自道园而外，实无足与宋贤相较者。吴渊颖、杨铁崖力追唐代，曾未能至于遗山。盖诗至元而衰矣。汪师韩《诗学纂问》论宋元以后诗以为有四美焉： 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随之，学虽博，气不清也，不清则无音节。虽新，词不雅也，不雅则无气象。且也切而无味，则象外之境穷。巧而无情，则言中之意尽。是虽泛论宋元后诗人，要之其言实有所见者，文章与风俗盖隐隐相系。元代风俗远逊宋时，故气不清则词不雅，此必至之势也。东坡曰“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元以后知此者盖已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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