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并非都是神鬼怪异之谈，也有关注现实社会中人的精神和行为的作品，它们往往借事立言，传达作家的旨趣，表现作家的个性特点，富有文人小说的意味。鲁迅称之为“志人”小说，以与“志怪”小说相对。必须说明的是，这两种类型的小说虽有不同的文化氛围、源流和内容，但又不是完全绝缘的，有的作者既写志怪小说又写志人小说，有的作品集里也兼有这两种小说。

志人小说发轫于先秦，形成于汉代，而获得真正独立的品格，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因为这一时期的志人小说摆脱了“论道说理”的责任与使命意识，代之以作家参与生活的性情和品味人生的情趣，远离实用，近乎娱乐，将小说自身的独立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志人小说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兴盛，是时代风气孕育的结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志人小说的兴盛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距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这段文字阐释了志人小说的盛行与当时士族之间爱好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风气有较大的关系；说明了作为“掇拾”和“记述”的“丛残小语”，志人小说以转录故事为多，缺乏创造，以零星片断的记载为主，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不够完整的艺术缺陷；还指出了志人小说“俱为人间言动”的特性及其与志怪小说专记鬼神灵异的区别。

如前所言，东汉中叶，士流之间流行品评人物的优劣高下；东汉末年，朝廷官吏喜好“清议”朝政得失。魏晋以来，评价人物虽然不再直接与举荐挂钩，却能在对风度、气质、言行等只言片语的评价中，决定一个人声名的成毁，从而影响其社会地位乃至仕途成败。至于“清议”朝政，继汉末的严酷镇压后，魏晋以来的当局者营造了更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严厉控制言论，打击“异端”人士。《晋书·袁宏传》云：“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名人士大夫摈弃世务，不闻政事，以酣饮为常，以品评人物、谈论玄理、讲说民间故事为务。他们改变说话方式，讲究说话艺术，以轻松幽默的“清谈”取代严肃尖锐的“清议”，使之成为一种能够规避现实政治的哲学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隽辞妙语的审美境界中寻觅某种人生的乐趣。

时风的转移为文学趣味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志人小说创作开始兴盛起来。《语林》、《世说新语》、《西京杂记》等书都是在谈风炽盛的情况下，各种传说和故事迅速流传，被文人大量地收集、整理、加工出来，集书成帙，流行于世的。书中记载的许多逸事，都表现了魏晋南北朝名士阶层清谈的人生情态，他们在挥麈谈玄时流露出的傲然自得，使作品染上了几分通脱的气度。而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不仅使人物成为小说描写的主体，而且使志人小说获得了独立意识或自身品格。

除清谈因素外，这个历史时期许多帝王和世家子弟都重视文学，并身兼作者，这一现象也促进了志人小说的兴盛。如曹氏父子、梁武帝、昭明太子、梁简文帝、梁元帝等帝王，刘义庆、刘孝绰、王筠等世家子弟，他们的作品往往因其位高权重而免遭非议或废弃，得以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

在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中，笑话专集的产生略早，主要有《笑林》、《笑苑》、《解颐》、《启颜录》等，它们通过讲述违反常理之事，揭露矛盾、荒诞的言行，使人从中获益，属于观赏娱乐性的作品，群众基础广泛，生命力强大；清言集盛行于晋后，主要有《名士传》、《语林》、《郭子》、《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妒记》、《俗说》、《殷芸小说》等，或记录各色人物，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等上层人物的言行和“应对之辞”，或采写历史与民间的琐闻轶事，都是人物品评鉴赏意识下的产物，更能代表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成就。

从题材上看，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不外乎逸闻轶事、野史杂传、笑话等，关注的都是“无关宏旨”的生活琐事。这些作品刻画人物的思想和面貌，反映魏晋名士的风流气度，揭示生活的智慧和哲理。与正史一样，志人小说家的写作态度也是纪实的。不同的是，它的选材取向偏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从正史的角度看，这当然是耽于趣味而“有乖史法”的，但唯其如此，它才具有可作谈资和有助文章的魅力。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云：“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云：“《世说》盛行，嘉隆间尺牍、诗词，靡不采掇。”可见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不仅满足了读者对“谈助”的审美需求，而且在丰富后世作家诗赋作品的文化内涵方面显示出较高的价值。

从艺术上看，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是洋溢着个性和风流的性情文章。虽然它在格式上还属于“丛残小语”，在写作时也不太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和人物的立体感，但往往喜欢撷取野史杂传或街谈巷议的吉光片羽，生动地摹写出人物带有灵性的风度和谈锋，行文避实就虚，语言清秀隽永，而且具有诙谐幽默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谈谐》云：“（小说）所记皆俳谐嘲弄之语。视日华所作《诗话》，尤为猥杂。然古有《笑林》诸书，今虽不尽传，而《太平广记》所引数条，体亦如此，盖小说家有此一格也。”一向被正统文学轻视的喜剧性因素，在用以消闲的小说中找到了栖身之地。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记录人物言行，更能够发挥诙谐幽默的优长。有人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进行比较，认为前者的神鬼意识、迷信思想为一般人所“雅俗共赏”，所以是“平民小说”；后者的名士风流情态与幽默雅致风格适宜于士大夫阶层的阅读鉴赏，属于“贵族文学”的范畴。从某种角度来说，不无道理。

在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集里，较着者有笑话集《笑林》、《启颜录》，清言集《名士传》、《语林》、《郭子》、《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殷芸小说》。

《笑林》是中国第一部笑话集。作者邯郸淳（132—？），一名竺，字子叔，或作子礼，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多才，二十岁为孝女曹娥撰碑文，“操笔而成，无所点定”（《后汉书·曹娥传》注引《会稽典录》），名振当时。得曹操敬重，曹丕称帝后任博士给事中，曹植曾向他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享年九十余岁。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至魏文因俳说以着笑书”，《笑林》可能是奉魏文帝之命撰写。原书三卷，已佚，《太平广记》等书录有遗文二十余则，都是当时流行的笑话。

作者采录前人着作，吸取民间笑话，通过幽默有趣的情节，反映人间世相，讽刺悖谬言行，揭示生活哲理。

一些作品不追求严肃的讽谏寓意，而力图获得单纯的娱乐效果，读来十分轻松。如《长竿》：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以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勾画了执长竿者的愚蠢可笑、老父的自作聪明，使人哑然失笑。其他如《读〈淮南方〉》中以叶障目公然到市场取物的楚人、《谁杀陈佗》中不学无术而自露马脚的某甲、《山鸡》中将山鸡当作凤凰来买的路人等，都是极具娱乐色彩的喜剧形象。

一些作品在谐谑、调侃讽刺对象时，以细腻的笔法进行深入刻画，令人印象深刻。如《汉世有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疏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管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饿死，田宅没官，财货充于内帑矣。

富翁的万贯家财与其“恶衣疏食”、“不敢自用”、以五钱助人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表现了他悭吝的性格。他死后田宅财产全部充公的结局，构成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最精彩的妙笔在于富翁施舍的一段描写：“不得已”是无可奈何，“随步辄减”是矛盾纠葛，“闭目以授”是痛苦难舍，“倾家赡君，慎勿他说”是虚伪恐惧。这一系列的心理刻画细腻生动、真切传神，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个吝啬鬼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笑林》虚构的成分较重，这从它故事中的人物多用“老父”、“楚人”、“汉人”、“路人”、“某甲”、“某乙”等非确指的人称来指代可以看出来。从这个角度看，《笑林》属于志人小说的别体，小说意味更浓。

《启颜录》是《笑林》之后一部重要的笑话专集。作者侯白，字君素，魏郡（今河南临漳西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北朝末至隋初。曾为北周、隋朝权臣杨素属下。《隋书·陆爽传》附侯白云：“（白）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好俳优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有《启颜录》十卷、《旌异记》十五卷。《启颜录》已佚，《太平广记》辑录颇多。

作品取材于先秦时期的子史旧籍、汉代以后及当时琐事，格调略有不同。前者经过加工，尚能“意存微讽”，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如《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

高平名士刘道真不得意，想嘲笑平民百姓寻找乐趣，不料被两位劳动妇女反唇相讥，她们犀利的言辞令刘道真自取其辱，表现了人民的智慧。

后者多是单纯取乐的作品，失之油滑和粗俗，无甚意蕴。如《山东人》讲述一个岳丈出题试探女婿智商，因女婿对所问“鸿鹤能鸣”、“松柏冬青”、“道边树有”三个问题均以“天使其然”作答，岳丈便公然讥讽其“全不识道理，何因浪在山东”，并随即公布标准答案，使其难堪。不想女婿针对标准答案提出三个反问加以驳斥，其中“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拔伤”直指岳丈痛处，令他猝不及防，羞愧无言。女婿以岳母疾痛作反驳的武器，未免有失厚道，整篇笑话也不过是些俗人浅趣罢了。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启颜录》云：“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徘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切中肯綮。

不过，《启颜录》也有雅俗共赏的佳作。如《口吃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曰：“只论无梯，若能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

杨素与口吃人的问答确乎缺乏名士的情调和雅趣，但口吃人大智若愚、深藏若虚的风度和亦痴傻愚钝、亦清醒聪慧的情态，生动传神，令人难忘。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多。

与《笑林》不同，《启颜录》中的人物有真实姓名的居多，说明它大多取材于真人真事。虽然它的俳优杂说有脱离士大夫，向大众化、平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流于粗俗浅薄的格调，使它缺少了《笑林》那种民间文学似的质朴与真纯。

《语林》专记“清言”，作者裴启，一名荣，字荣期，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西）人。生卒年不详，为东晋小说家。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一生未做官。《语林》作于晋哀帝隆和年间（361—362），作品一问世就广泛流传，盛极一时。《世说新语·文学篇》云：“（书）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少年，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因书中记载了谢安的话，被谢安指责为失实，故其书遂废，不再流传。遗文有数十条散见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刘孝标注，以及一些隋唐类书。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录一百八十条，较为完备。

《语林》所记载的是汉魏至东晋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等精彩的言语应对。如晋明帝不满十岁时说的妙语：

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个才思敏捷、善于辞令、想法独到的孩子关于“日远”和“日近”的解释头头是道，他根据听者的不同，以有望回到长安宽慰父亲，用洗雪国耻激励群臣，反映了东晋人民对北方沦陷故土的深情眷恋和收复故国的坚定决心。

《语林》大量表现了魏晋名士旷达正直、孤高傲世、任诞不羁等品格和风度。如关于庾亮的一条记载：庾亮有一匹的卢宝马，据说这种马“奴乘客死，主乘弃市”，殷浩劝他卖掉，庾亮说：“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表现了难得的生活态度。又如关于嵇康的一条记载：嵇康夜晚在灯火下弹琴，看见一个“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皂带”的人，便吹灭灯火，说：“吾耻与魑魅争光。”不愿与鬼魅为伍，折射出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和疾恶如仇的品德。

与这类故事形成对照，《语林》也大胆揭露人性的丑恶。如关于曹操的两条记载：曹操说他睡着了也会杀人，告诫众人不要在此时接近他，后来果真把怕他受冻而悄悄给他盖被的“小儿”杀掉，达到了“自尔莫敢近之”的目的；曹操认为自己外形丑陋，接见匈奴使时让崔季珪坐在他的位子上，自己则“自捉刀立床头”，不料被匈奴使识破，“驰遣杀此使”。这些描述充分暴露了曹操狭隘多疑、唯恐被人暗算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残忍好杀的性格。又如关于桓温的一条记载：桓温自以为“雄姿风气”，将自己视为司马懿、刘琨的同类，当听到刘琨的“老婢”说他很像她以前的主人时，兴奋得要问个究竟，谁知“老婢”云：“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这些描述刻画了他全无豪杰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委琐形象，写得含蓄隽永。

可见，《语林》忠于现实，不避当世，创作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在艺术上，除笔调轻松、风格幽默、对话精彩、语言精练准确而富有韵味外，还长于细节描写。如表现魏国重臣夏侯玄的声望：先写司马师出现，只有一半人起身迎接；夏侯玄后到，所有的人越席相迎。寥寥数语，耐人寻味。

但从整体来看，《语林》的情节较为简单，有的甚至有文不成篇的缺陷。

《郭子》亦名《郭玄》，是继《语林》后一部在“清谈”背景下产生的重要作品。作者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晋孝武和安帝年间。少有才思，机敏过人。曾出任南康相，后刘裕引为相国参军，官至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晋书》有传。有《郭子》三卷，已亡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八十四条。

《郭子》当成书于东晋末年，记录了晋代名士阶层的志趣好尚、隽辞妙语、轶闻琐事，留下不少对当时社会具有认识意义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如记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杯，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反映了名士阶层放浪形骸、不求名节的普遍心理；写张凭以处士身份见张真道，因其玄学功力和挥洒谈吐而大受赞赏，后被用为太常博士，足见谈玄之风已对官员的选拔产生了直接影响；讲杜预拜镇南将军后，依然不能与朝士们共坐连榻，是等级森严的世族门阀制度的真实写照。

艺术上，《郭子》的作品虽然篇幅短小，有记叙过于简单和较为零碎的弊端，但不乏描摹人物情态、凸现人物性格的精彩片断。如《许允妇》：

许允妇是阮德如妹，奇丑。交礼竟，许永（允）无复入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重。……

许允妇大胆针砭丈夫好色不好德，不仅赢得自己的尊严，而且获得丈夫的敬重。她的行为表明丑妇恪守礼节、以德报怨的品性，她的言辞锋芒毕露、一针见血，突出了她非同一般的见识和机敏聪慧的个性。许允始而因其妻貌丑而鄙弃、继而因其识见而羞愧的态度变化也表现得很生动。

《郭子》的语言还有一种简约含蓄、耐人寻味的特点。如描述“海西时，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之举”，“轩轩如朝霞”几个字，将会稽王（晋简文帝）超尘绝俗的风度刻画得栩栩如生；表现何次道与王丞相之间的亲密关系：“何次道尝诣王丞相，以麈尾确床，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寥寥几语，情状如在眼前。

这一切使《郭子》对后来的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为《世说新语》的成书提供了绝好的基础和借鉴。《世说新语》采用《郭子》中的材料，达七十余条。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中保存较完整的一部，“清言”小说的代表作，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最高成就，还是古代志人小说中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作者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十三岁袭封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历任尚书左仆射、荆州刺史等职，官至南兖州刺史。卒后追赠侍中、司空，谥“康”。《宋书·刘道规传》称其“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除《世说新语》外，尚有志怪小说集《幽明录》、《宣验记》。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唐时名《世说新书》，其后定名《世说新语》。在《世说》后加“新书”、“新语”，可能是为了区别《汉志》儒家类所录刘向六十七篇中的《世说》篇。

该书当是刘义庆和其他文人共同编撰的。据说当时刘义庆招聚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有名的文士，由他署名领衔，博采众书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人物轶事，共同加工润色，编纂为八卷。梁时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古书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扩为十卷，丰富了原书的内容，也使不少散佚的古籍佚文得以保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世说新语》及《注》云：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引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启）、郭（澄之）二家书所记相同，……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

今存最早的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刻三卷本，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等三十六个门类进行编辑，每类辑纂若干人的事迹。

这部书主要记载汉魏以来，尤其是东晋一代士族阶层的佚闻轶事，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从历史的角度看，书中所记录的事件绝大多数是无关紧要的，对人物言行的褒贬标准也并不严苛，有的纯粹是为了添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兼之书的作者和阅读对象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作者以编纂人物的隽言逸行作为当时文人的谈资，并供文人学习，如鲁迅所言：它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就使它能够全面而真实地表现出当时士族阶层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文化趣味，为我们了解那三百年间的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如书中写帝王，往往不看重他们的身份地位，只关注他们的文人特性。试看《言语》篇中的两段描写：“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简文帝崩，孝武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曰：‘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突出了晋简文帝对自然美的领悟力、孝武帝的哀乐任情，这些特征在当时的文人中表现得非常普遍。

从内容上看，《世说新语》的大部分篇幅是描绘“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的面貌与生活情景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名士崇尚自然与风流、有意玩弄风度、随意放任己意的情态。如《任诞》篇记刘伶放荡饮酒，他虽已因饮酒致病，却仍然不听其妇的戒酒劝告，甚至在神前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将夫人所备敬神的酒肉饮尽吃完，醉倒在神像前。同篇还记载了另一则刘伶嗜酒的故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刘伶所言恐怕不能完全以“醉话”看待。在“魏晋风度”中，酒曾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一再写到名士们纵酒畅饮的情景：“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他们饮酒的动机，或是追求享乐，在酒中寻找“快意”；或是出于韬晦，借饮酒逃避现实；或是为了迎合，藉饮酒显示风度。但从普遍的情形来看，饮酒的目的是想回归自然，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如《任诞》篇王佛、王光禄所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酒正自引人着胜地。”

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也是魏晋名士回归自然的表现，他们极为看重个人的尊严和内心感受，对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以超脱、豪迈的姿态对待，外表上则呈现出举止怪诞、孤高自赏、狂傲不羁等状貌。如《简傲》篇写阮籍和嵇康：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两位名士的清高自傲、潇洒脱俗表现得很突出。

为实现期待的理想，当时的文人力图摆脱世俗利害得失，使个性自由发挥，精神得到升华。这种文化特征在《世说新语》中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对某些优异人物仪表风采、疏放行为、豁达风度的关注和肯定。如《容止》篇描绘嵇康的特秀风姿：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美词叠贯，蕴涵着让人羡慕的人格修养，令人赏心悦目。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同篇记录时人评价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气质、描述裴令公“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和“濯濯如春月柳”的“隽容仪”；《赏誉》篇记载王戎称“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等。

美好超逸的神情风采，必然伴随着神明开朗的生活情调和超拔脱俗的人生态度。魏晋文人希慕和崇尚隐逸，对当时的岩穴之士或与世事无争之士是极度钦慕的，因为他们能够寄情山水，吟风弄月，摆脱污浊凡近的现实，又可以超乎世俗，摈弃富贵，追寻纯净玄远的境界。如《栖逸》篇写许掾“好游山水”，“体便登陟”，时人便称许他“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排调》篇记谢安始隐于东山，后出仕为桓公司马，在桓公问一种药草缘何有“远志”、“小草”两个名称时，则被郝隆借机讽刺：“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倾向于士族当以隐逸为高，即便身担要职，也要“不以物务婴心”，做个“朝隐”的名士。对那些鄙薄功名、追求个人美好情操的行为，作者的态度亦非常鲜明。如《德行》篇中写管宁与华歆的割席绝交：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撷取管宁、华歆少年游学时的两个生活细节，将管宁无视金钱权贵、笃志好学的处世准则和华歆对金钱动心、艳羡权势的人生态度进行对比，对管宁“割席”绝交的行为颇为欣赏。又如《雅量》篇中王羲之坦腹东床的故事：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通过郗太傅选择女婿的独特眼光，赞扬王羲之疏放旷达的洒脱风度和不慕权贵的可贵品质。

“魏晋风流”还包括清谈。名士阶层好清谈的一个典型片断，是《赏誉》篇中写王导通宵达旦清谈的情形：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头鬓未理”、“使人忘疲”，活画出王导热衷于清谈的散漫风度和潇洒态度。此篇列于“赏誉”门，表明了编纂者的审美意趣。《文学》篇写“未弱冠”的王弼拜访吏部尚书何晏，不惧“谈客盈坐”，侃侃而谈，以致“一坐所不及”。难怪“善谈易老”的权威何晏称王弼“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矣”；晋景帝哀悼二十四岁即去世的王弼，云：“天丧予！”可见清谈玄理的名士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和在统治者心中的声望。当然，对于这种清谈，当时也有非议。《言语》篇载王羲之云：“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轻诋》篇记桓温指责王夷甫等人清谈误国，将他们比做“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的大牛。这些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名士清谈的本质。

《世说新语》在记录士族阶层，包括帝王和权贵言行的同时，客观上也揭示出一些政治的黑暗和病态的人生。如《汰侈》篇记石崇的一次宴客：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是个大官僚，也是个大富豪。《晋书》说他“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物质财富的挥霍已经难以满足他穷奢极欲的心理要求，于是以杀人劝酒寻找刺激，显摆阔绰，视催杀人命如同儿戏，真是骇人听闻。篇中还有一个可怕的人物——大将军王敦，他不肯饮酒，眼看石崇因此而连杀了三个“美人”，他竟然丝毫不为其所动，还对一旁“勉强”饮酒的王丞相说出极其冷漠的话，异常残忍。这种野蛮残酷的豪奢场面、凶残暴虐的豪门权贵，作者却以“汰侈”带过，这当然是一种思想上的局限。此外，写魏文帝曹丕毒杀曹彰、迫害曹植、取乐父婢的凶残阴险、恣意享乐的行为，分别归入《尤悔》、《文学》、《贤媛》篇，也是非常不妥的。

一些篇章对豪门士族穷奢极欲生活的暴露是大胆而直接的，最典型的一则记载出自《汰侈》篇：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烝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武帝的女婿王武子设豪宴款待武帝，餐具都是琉璃器皿，侍婢多达百余人，食用的小猪竟然是人乳喂养的。层层铺叙的奢华使贵为天子的武帝都无法忍受，中途离席而去。后来富埒王侯的王恺、石崇之流也不懂得这种做法，其奢侈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同篇又写到石崇与王恺斗富争豪的情景：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斗富争豪过程再现的是豪门世族的暴殄天物、挥霍无度。还有一篇记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一个“以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一个“以赤石脂泥壁”。与民不聊生的现实相比，这种对民脂民膏的恣意糟蹋和大肆挥霍，让人感愤不已。

除上述内容外，《世说新语》还褒奖和称誉了一些品格高尚的人物和行为。《自新》篇讲述了一个勇于改过、弃恶从善的故事，后世传为佳话。主人公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与食人恶兽蛟、虎并称“三横”，“而处尤剧”。他接受乡人劝说杀虎、斩蛟，为民除害，可谓九死一生。没想到凯旋时，竟见到乡人欢庆他与虎、蛟同归于尽的场面，灵魂受到震动，有了悔悟之心。虽然顾虑“年已蹉跎，终无所成”，但在贤士陆云的劝说下，改过自新，“终为忠臣孝子”。在叙述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周处的性格及其发展变化得到了完整、清晰的展现。他起初为非作歹，相当暴戾；之后挺身而出，又见其豪爽、鲁莽、率直；他杀虎斩蛟，勇敢刚毅，气概非凡；他决心改过自新，可见其诚恳、执着。读完全篇，人们会像乡人一样不计前嫌，只感念这个从善如流的典范人物。

《语言》篇记载了“新亭对泣”的景象和立志报国的决心：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南朝偏安江左，北方沦入敌手。士族阶层大都安于现状，不思恢复，甚至苟且偷欢。但少数怀抱恢复大志的上层人士发出了“克复神州”的豪言壮语，爱国情怀令人感佩。

其他如《德行》篇称道王恭、殷仲堪节俭守贫，为官清廉；《文学》篇赞扬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提掖后进；《政事》篇称颂何充勇敢揭露王敦袒护其兄的丑行，刚正不阿。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创作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该书及刘孝标注涉及的人物达一千五百余人，这些帝王将相、隐士僧侣形象各异，姿态横生。作者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通过生活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获得描骨如神的艺术效果。如《雅量》篇讲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知其子丧命的噩耗，极力掩饰悲痛，“神气不变”，却在暗处“以爪掐掌”，以致“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反映出顾雍不愿在人前袒露悲喜的个性。又如《俭啬》篇描写吝啬鬼王戎的两段文字：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悭吝、阴暗的本性，在女儿是否还钱的喜怒态度、钻李核以防人得到良种的细节中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擅长运用多种手法。一些作品使用对比的手法，或将人物置于同一环境中，以他们不同的表现来显示其性格的差异；或通过他人的评价，表现人物的不同风貌。如《雅量》篇写谢安和孙绰等人乘舟海上，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犹去不止”，孙绰等人却“色并遽”、“喧动不坐”。通过对比，表现出谢安的从容和雅量。又如《容止》篇写潘安与左思：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两人的美与丑，是在旁人对他们的态度对比中表现出来的。

一些作品则用漫画式的夸张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如《忿狷》篇的一则故事：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破即吐之。……

王蓝田的性急在他吃鸡子的一连串幅度相当大的动作中得以体现。作者表现动作的节奏十分紧促，词语的音韵也很仄急，这就把人物的急躁易怒刻画得有声有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同篇另载王蓝田被“性粗强”的谢无奕“肆言极骂”时，却“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其持重谨慎与这则故事中的性急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由对象不同而造成的性格差异，使我们对人物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还有一些作品运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将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如《言语》篇的一则故事：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讬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从钟毓、钟会兄弟二人偷酒被发现后各自陈述的理由来看，哥哥中规中矩，信守教条，性情有些迂拙；弟弟聪慧超群，巧言善辩，个性颇为通脱。作者结合人物的行为加以表现，准确而又鲜明。《排调》篇里写先达故意调侃张吴兴缺牙，说：“君口中为何开狗窦？”八岁的张吴兴应声回答：“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短短一句答词，一个聪慧机警、口角犀利的儿童形象就生动表现出来了。《方正》篇也塑造了一个类似的儿童形象：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走。”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这个七岁的孩子为父亲据理力争，语言机智，致使原先责备父亲的友人惭愧离去，毫无怨言。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点不仅表现在人物对话中的个性化方面，而且表现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的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方面。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言：“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世说新语》的故事大都比较简短，语言却极富表现力，往往通过片言只语的叙述，或人物一二行为的描写，寥寥几笔就能准确地传情达意，深入地刻画人物。如《雅量》篇中的一则故事：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神色举止，不异于常。

一场关系到家国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正紧张进行，谢安却在下围棋；看了侄儿谢玄的报捷书信，谢安却一言不发，继续下棋；被问及前线战况，谢安则轻描淡写地告知。谢安运筹帷幄、沉着应对的高超能力，以及对世事坦然处之的超然气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涵养功夫，正是魏晋清谈家们所推崇和追求的。

《世说新语》特别擅长遗形取神，作者尽量删汰无关人物性格和精神风貌的背景、情节，只用片言只语突出其神韵，语少而意丰。如《言语》篇对顾恺之、王子敬赞赏山川风光的描写，顾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则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前者描绘出一幅自然天成的美妙画卷，后者着眼于抒发观赏美景的感怀，较好地体现了他们的审美心理和高致雅韵，隽永传神。又如同篇记录顾悦和简文的一段对答：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顾悦用低贱的蒲柳自喻，将简文帝比作高贵的松柏，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含蓄得体，含义高远。这种锤炼语言的功夫，创造了许多言简意赅的新词语，如咄咄怪事、土木形骸、拾人牙慧、一往情深、兰催玉折、玉山将倾等，并为后世小品文和笔记小说所借鉴。

《世说新语》在古代小说史上地位颇高，影响很大。它的许多故事，为后来的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关汉卿的《玉镜台》出自《假谲》篇；周处的故事被改编为宋元戏文《周处风云记》，元明杂剧《善盖厉周处三害》、《豫章三害》，明清传奇《蛟虎记》、《双瑞记》，京剧《除三害》等；曹氏父子近三十条的记录成为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的题材来源；其他如《剪发待宾》、《兰亭会》等戏都是取材于《世说新语》的故事；《世说新语》的有些故事成为着名的典故，如“登龙门”、“枕流漱石”等。更为重要的是，《世说新语》的出现，形成了志人小说中的“世说体”，是笔记小说的开端，也是小品文的典范，因此后代仿效者甚多，从唐至清约有二十种。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仲平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等。

《俗说》属于《世说新语》一类，作者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少年聪颖好学，历仕宋、齐、梁三朝，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梁文坛的领袖。论诗强调格律美，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造“永明体”诗。着述宏富，有文集一百卷，多已散佚；史学着作有《晋书》（已散佚）、《宋书》；小说有《俗说》三卷，已亡佚，遗文多见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诸书，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五十二条。

《俗说》多记东晋名人逸事，偏重于摭拾旧文，缺乏新意，偶有一些精彩片断，如以下两段：

顾虎头为人画扇，作稽、阮，都不点眼睛，便送还扇主，曰：“点眼睛便欲能语！”

桓石虎是桓征西儿，未被举时，西出猎，石虎亦从猎围中射虎，虎被数箭，伏在地。诸将谓石虎曰：“恶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恶子，答曰：“可拔耳！”恶子于是径至虎边，便拔得箭；虎跳越，恶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还伏，恶子持箭便还。

前者描写东晋着名画家顾凯之“以形写神”的夸诞行为，具有艺术和史料上的认识价值；后者叙述桓石虎降服老虎，表现他非凡的英雄气概。其他如描摹“荀妇”吃醋连及异性的嫉妒情状的“荀介子”篇、讲述南郡公主被情敌李势女之美打动而放弃杀人的“桓温平蜀”篇、从他人感觉入手刻画王僧敬“神明俊彻”风度的“王僧敬”篇、记录殷伯仁因赌赢上司何无忌被害死的“殷伯仁”篇、记载“阿妃”丧夫后被迫嫁为郗昙妾而“终身不与昙言”的“谢仁祖”篇等，也写得比较好。但从总体来看，《俗说》缺少一种玄学的生活情调，也没有广博的社会内容和意义，记述零碎，无甚可观，很难与《世说新语》比肩。

《西京杂记》是一部杂载西汉轶事传闻的野史。作者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从小好学，靠伐薪买书习读，博览群书，以儒学闻名于世。喜好神仙导养之法，师从郑隐、鲍玄学炼丹术。一生时隐时仕，历任伏波将军、咨议参军等职，后隐居于罗浮山。着述甚多，小说除《西京杂记》外，还有《神仙传》十卷。另有道家着作《抱朴子》，其中有些故事可以当作小说来读。

《西京杂记》二卷保存完整，内容多是传闻，当属小说，也有史料价值。《新唐书·艺文志》认为此书为葛洪所作，宋代黄伯思《东观馀论》则云：“此书中事皆为刘歆所记，葛川采之以补班史之阙。”尚无定论。

该书断代取材，内容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廷生活、民俗风情、怪异传闻等，也有一部分文人名士的轶事，留下了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元帝时的“画工弃市”就是着名的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汉元帝宫妃成群，为避免遗珠之憾，命画家为宫女画像，“案图召幸之”。诸宫女纷纷出重资贿赂画家，“独王嫱不肯”。王嫱即王昭君，因被画师丑化而被元帝打发到匈奴和亲。临行前元帝发现她不仅“貌为后宫第一”，而且“善应对，举止闲雅”。后悔之余，下令严惩画家，于是京城无人敢作画。本篇所述，在《汉书》之《元帝纪》、《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书基础上加以改编，虚构了“案图召幸”、“画工弃市”等情节，展现了王昭君的美貌、才华和气质，刻画了她不趋炎附势、凛然高洁的人格，也暴露了统治者的昏聩、暴虐。其丰富的内涵，使它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又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故事：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这是一篇结构完整而紧凑的才子佳人小说，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改造，颇具小说意味。一是采用倒叙手法，先记述“贳酒”、“卖酒”，再回叙二人一见钟情而私奔，曲折有致，意趣盎然，也突出他们的真挚爱情。二是重点刻画人物形象，虚构“居贫愁懑”、“抱颈而泣”的细节，表现卓文君不顾一切追求理想爱情的勇气；通过为“与文君为欢”而“衣裘贳酒”、“遂发痼疾”的情节，表现司马相如热烈追求快乐生活的任侠个性；设谋卖酒“以耻王孙”、摆脱贫困的描写也将两人的机智应对表现得神情俱活。三是描写细腻，用比喻手法勾画卓文君的美貌，文笔工巧，比拟不俗，十分难得。其他如匡衡引光读书、秋胡戏妻、五侯鲭等故事也很有影响，常被后世引为典实。

《西京杂记》虽然多记琐事，但“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者叙事，多截取无关宏旨却趣味盎然的片断，挖掘其中独特的含蕴。如写“高祖侍儿言宫中乐事”，诠释高祖的《大风歌》，有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愁情绪；记公孙弘任丞相后，遭贫贱时的旧友误解、怨恨，以致“朝廷疑其矫”，无奈发出“宁逢恶宾，不逢故人”的感叹，也别有蕴蓄。

《小说》又名《殷芸小说》、《商芸小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小说”命名的小说集。作者殷芸（471—529），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人。洒脱倜傥，勤奋好学，博闻多识。于齐、梁两朝任官，曾为昭明太子萧统侍读。奉梁武帝之命，将“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编辑成《小说》。

《小说》原书三十卷，至隋存十卷，亡佚于明代，散见于《太平广记》、《续谈助》及原本《说郛》中。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一百三十五条，近人余嘉锡辑本录一百五十四条。

全书以时代为序，除将帝王之事置于卷首外，其他九卷依次为“周六国前汉人”、“后汉人”、“魏世人”、“吴蜀人”、“晋江左人”、“宋齐人”，在体例上打破了《世说新语》的分类方法。这种体例兼顾通史特点和时代风貌，不仅突破了以一个人（如《汉武故事》）、一个朝代（如《西京杂记》）为中心的写法，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影响，而且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历史人物。如卷二记东方朔鄙视伯夷、叔齐，在汉武帝面前说他们是“愚夫”，可见古代隐士以名相高的价值观在西汉已不再受到推崇；卷六记士子谈论理想云：“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还有一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此卷属“吴蜀人”，做官、发财、成仙当是三国、魏晋士人的愿望，与西汉士人积极用世的理想是有区别的。

《小说》所记轶事遗闻、鬼怪传说、地方风物等，大多采自旧籍，虽然不能带给读者新鲜感，有些还偏于荒诞、过于琐细，但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体现了为正史拾遗的选材特点。如卷一关于阨井的故事：

荥阳阪渚津南原上有阨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鸠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阨井间，双鸠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鸠，起于此。

文中所述当然不可信，但它对汉朝放鸠风俗的解释，却有一种古拙的情趣。从另一个角度看，记历史轶闻而添加虚构成分或志怪色彩，正体现了本书不同于以往志人小说在选材上力求可靠的特点，更具有文学价值。

《小说》有不少类似于“笑林”的幽默风趣、富有讽刺效果的故事。如卷五有：

俗说：有贫人止能办只瓮之资，夜宿瓮中，心计曰：“此瓮卖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贩二瓮，自二瓮而为四，所得倍息，其利无穷。”遂喜而舞，不觉瓮破。

从风格看，这是一个民间流传的笑话，洋溢着质朴的喜剧情调。作者对渴望致富而痴心妄想的人的可笑情态作了夸张的描写，饶有趣味，又饱含辛酸，还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富有启发意义。这一故事流传广远，宋代苏轼《寄诸子侄》诗中的“他年汝曹笏满床，中夜起舞踏破瓮”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贫人幻想靠“只瓮”变泰的笑话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具有极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