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诗大序

诗词研究·诗论著述·诗大序

诗论著作。又称《毛诗序》。汉代解释《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毛诗》为古文经学，另外三家为今文经学。后来三家诗亡佚，仅能从后人的辑佚中略窥其旨。毛诗经东汉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疏，一直完整地流传至今。《序》是对《诗经》各篇旨意的解释。《毛诗》在首篇《关雎》前有一段总论，世称《诗大序》，其下各篇的序为《诗小序》，合称《诗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聚讼不已。自汉迄宋，粗略统计大约有二十馀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说：一说为卫宏所作，见《后汉书·儒林传》;一说为子夏所作，见郑玄《郑志》。一般认为，《诗序》的撰写从先秦延续至汉，非成于一人一时。它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诗大序》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其诗学观点，主要有：一、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既缘情又言志，二者是统一的。在先秦典籍中，“诗言志”是一个普遍的提法，春秋时亦颇重“赋诗言志”，但诗歌要打动人，则这个“志”又必须饱含着“情”。《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显然是更为周全的表达。唐孔颖达《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即在《诗大序》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二、强调诗歌“美刺”、“讽谏”的社会功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结合《诗小序》，可以看出作者是藉此以明诗教，因而特别注重诗的教化和“风”、“刺”作用。在此基础上，《诗大序》还进而提出诗歌的个性和社会性问题：“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孔颖达疏云：“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因此，中国诗歌中也强调作诗不仅在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诗大序》乃是这种思想的发端。三、强调诗歌与政治、时代的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诗大序》继承了《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揭示了政治、道德、风俗与诗歌创作紧密相关的原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提出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正是对《诗大序》的进一步发挥阐述。四、就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提出了“六义”说。这是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来的。其中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手法。“六义”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赋、比、兴”，乃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手法和基本特色，后人论述尤多。朱熹在《诗集传》中曾阐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这三种写作方法(特别是比、兴二法)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比兴的概念也处于不断丰富之中，成为诗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总之，《诗大序》继承了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思想，并对先秦儒家诗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有《十三经注疏》本。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曾加以选辑，并有详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