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诗词研究·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是建安文学。1982年，台北源流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赵福坛的《曹魏父子诗选》，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江健俊的《建安七子学述》。1984年，陈应龙在《艺文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述曹操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曹操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的功绩。关于曹植，袁宙宗《论曹子建一生的际遇和姿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4卷第1期)、戚宜君《曹子建才高八斗而情有独钟》(《中华文艺》第25卷第1期)等都对曹植的身世和诗歌作了探索。台湾学者在参加由大陆主办的有关学术会议上也提交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如1995年11月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梅家玲提交的《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探讨了赠答诗的起源与成型，概括了建安作者群赠答诗的群体特色和个体特色，并且指出建安赠答诗在赠答传统中的示范意义。洪顺隆提交的《六朝诗系统论》由题材入手，提炼出分别六朝题材诗类型的九个因素，并据此将六朝诗分为抒情和叙事两大系统十六个题材单元，从而试图全面而新颖地把握六朝诗的诗体本质。杨承祖《从〈五君咏〉论赞贤诗组》从颜延之的《五君咏》入手分析，提出这一组诗上追《春秋》义法，在“赞贤”之外，还寓有“讥贬”。陶渊明研究也颇受重视。在这次会议上，胡楚生提交了《陶渊明咏史诗三首探微》。陈怡良认为陶渊明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物。他在《陶渊明创作背景浅探》(《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7卷第1、2期)一文中，探讨了时代环境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陈怡良又作《陶渊明的家世与家庭》(《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7卷第8、9期)探讨了陶渊明的家世和家庭对他的影响：①陶的历代祖先，如遇衰世，往往恬淡仕途，怡然自得于家居之乐;②渊明先祖陶侃、外祖孟嘉与渊明父亲之性情与禀赋，对渊明的影响极为深切，故虽用世之志未酬，然吟咏诗文，别有怀抱，仍能独步古今;③渊明自幼秉承奉儒课读之训，使其学业与思想，尤能反映其“忧道不忧贫”之儒家素养，使其卓异不群之人格与自然脱俗之作品，彼此融合，因而确定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地位。此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的《陶诗新论》(高大鹏著)也是一部颇有新意的著述。六朝道教与游仙诗的发展、南朝诗歌的艺术特色以及阮籍、陆机、葛洪、鲍照等作家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邱镇京著《阮籍咏怀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0版)等著作出版。同时学者们也比较注意将视野从一流作家转到过去较少注意的二、三流作家作品上;对已有定评的大家，也有意识地转换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以作出新的阐释。其中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较多，既有影响比较研究，也有平行比较研究。如吕正惠所著《杜甫与六朝诗人》(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不拘泥于从字句技巧等形式特征来考索杜甫对前代诗歌的继承，而是从魏晋诗歌传统入手，宏观地把握杜诗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创作的内在联系，也即从杜诗推溯前代诗人的特质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此外，张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以名教、魏晋名士人格、魏晋学风、西邸文人集团等为中心，对中古时期人物风气的形成与转变作了多层面的观察。藉此可以把握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特质和内涵。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广泛参阅了国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对建安文学、西晋文学、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创作作了颇为详细的考察，新意迭出。姚振黎《沈约及其学术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除探讨《宋书》、声律论等问题外，还对沈约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论析。这些论著或从新的视角探讨了热门论题，或是阐述了前人较少注意的话题，均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