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儒教·附:经学·春秋三传

宗教学·儒教·附:经学·春秋三传

儒教经典。据《孟子》、《史记》说，孔子之时，世道衰微，礼崩乐坏，臣弑君，子弑父，天下大乱，于是他写成一部一万七千字的 《春秋》，隐寓褒贬，来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此来打击 “乱臣贼子”。孟子就曾经说： “孔子作 《春秋》，乱臣贼子惧。” 按照礼制，褒贬诸侯是 “天子之事”，孔子乃一布衣而行 “天子之政”，似有 “僭位”的嫌疑，据说孔子自己就曾经感慨： “后世知我者必以 《春秋》，罪我者也必以 《春秋》!” 但事实上，“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史书的名称，孔子不过是借用鲁国旧史，编成一部讲义，拿来教授弟子。孔子编定的这部鲁史讲义，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搁笔，按照年代顺序，共记载十二公 (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后来司马光编写 《资治通鉴》，也是采用编年的形式，而且是接着 《春秋》 写下来的。据说，孔子写 《春秋》 时，从不公开发表自己的评价，而是将褒贬隐寓在字里行间，这种“书法” 就被后人称为 “春秋笔法”。遗憾的是，《春秋》 经文过于简略，总共只有一万七千字，实际上只是一篇讲义提纲，仅具纲目而无史事过程。例如，《春秋》鲁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种简略的叙述，类似报纸的标题，宋朝宰相王安石就称其为 “断烂朝报”。东汉学者桓谭早就感叹，这样一部 《春秋》，如果没有详细注释，圣人就是闭门苦思十年，也会不知所云。于是，在孔子死后，就陆续出现了三部注释 《春秋》 的著作，就是被称为 “《春秋》三传” 的 《公羊传》、《谷梁传》和 《左传》。《公羊传》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著，此书以问答体的形式，逐字逐句解释 《春秋》，来发挥所谓 “微言大义”，如 “大一统”、“尊王攘夷”等等，是汉代钦定的官方神学，董仲舒就是以 《公羊传》 中 “《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论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正确性的。《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著，据说他与公羊高曾同在子夏门下学习儒教经典，此书体例与 《公羊传》 相近，也是以阐发 “微言大义” 为特点，但比较审慎、朴实，主张 “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等等，在汉代也是官学。《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其特点是述事为主，即以春秋史实来注释 《春秋》，使读者对经文所载之事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清清楚楚，如上引 《春秋》 隐公元年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说： “克之者何? 杀之也。杀之，则何为谓之克? 大郑伯之恶也。”《谷梁传》说： “克者何? 能也。何能也? 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都是在 “克”字上做文章，而《左传》 却详细叙述了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最后兵戎相见的全过程，史料价值很高，所以深受学者喜爱。西晋名将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在戎马倥偬之际总是随身携带着一部 《左传》，最后将其心得编为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孔子修《春秋》是代王立法而称“素王”，“左丘明阐明《春秋》 之法，实为 ‘素王’之佐，故称为 ‘素臣’”。从此，《左传》的地位就迅速提高，到唐代遂与 《公羊传》、《谷梁传》 同时升格为经，合称 “《春秋》 三传”。近代康有为以 《公羊春秋》来鼓吹维新变法，斥 《左传》 为“伪经”，说是刘歆为王莽篡汉制造历史根据而伪造的假货，学界哗然，聚讼纷纭，现在也还是一桩悬而未了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