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有待开拓的领域

二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有待开拓的领域

历史已跨进新的世纪，随着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人文科学正悄悄经历着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型。当基础文献的查索和使用变得十分方便，专题文献的检索和收集也愈益简便，空间关系上的对话和交流更为直接迅速时，在这信息时代的学术语境中，唐代文学研究将发生什么新变，走向什么方向呢?唐代文学研究者又将如何保持学科优势，创造与时代相应的成就呢?思考学科发展方向的任务，历史地摆在每位学者的面前。

在某个时期，一门学科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成功，显然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投入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及由此带来的先天的发展优势。按照汤因比的看法，研究对象数量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处理材料的不同方式——历史、科学和艺术。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历史遗留物的多少决定了历史研究对待它的不同方式。资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详尽记录的考古方式;资料粗具规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综合、阐述的历史方式;资料过于丰富的近古，要么档案化，否则只能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艺术方式。唐代正是一个资料稍具而又不太丰富的时代，有限的史料，无边的空白，诸多线索，诸多悬念，为学者的考证、解释和构建历史叙述提供了适度的条件。这也许就是唐史和唐代文学吸引了最多学者的魅力所在。先秦文献无征，汉魏六朝史籍简略，难以致详。明清以后史料详尽，数量过多，难以穷尽。只要肯搜讨，没有弄不清的问题，历史几与档案接近。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正是一个最适于作“历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也正是一个最适于作“文学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研究所以能在近二十年间取得突出的成绩，是与唐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分不开的。有鉴于此，我们在思考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战略时，就有必要注意充分利用和发挥学科的材料特点，以期最大程度地获得对唐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深刻认识。

从根本上说，学术研究是没有一定框框的，任何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都有它的功用和缺陷。思考学科的发展战略，只不过是权衡现有的研究状况和水平，确定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方向和力量投入。在唐代文学研究的现阶段，我们认为“史”这一层次的研究相对作家研究来说更为急迫。这里说的“史”既包括作家们生活、写作、交往、影响的过程，也包括文学观念、写作范式、艺术手法的演变，因而其材料既是显在的，又是隐在的。这就决定了史的研究，除处理现有的文学史材料外，还要注重发掘被湮没了的文学史内容。以我们的体会，后者乃是充实、重构文学史的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就以蒋寅《大历诗风》而言，大历诗人研究充其量只给学术界带来对大历诗歌的重新估价和重新认识，但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关系的钩沉，却重构了大历到元和的诗史过程，并提醒人们注意元和、长庆间的台阁诗风。文学史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工作中逐渐完整，逐渐凸现出来的。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文学史的重构应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我们觉得，对材料有限的唐代而言，过程的真实是永远无法追求的，所可企求的只是结构的真实。在文学史中，结构的真实只能落实到构成历史链环的那些基本单位，如群体、时段范式。因为正是那些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人，构成了文学史的阶段和演进，从而使文学史变得可以被把握。没有李白，盛唐仍是盛唐。但若没有“大历十才子”，大历就不成其为大历——范式总是由一批诗人共同缔构的。像崔颢、常建、王昌龄、祖咏、王湾、刘昚虚这些诗人，虽然不如李白、杜甫伟大，但他们更典型地代表了盛唐，他们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属于盛唐的。而李白、杜甫却远远超出盛唐，到达无所不包的集大成的境地。过去的文学史研究由于不理解这一点，只盯着几个大作家，致使文学史图式成了若干坐标点的直线连接，文学史著作成了著名作家和名著的陈列馆，而文学范式的演变过程隐而不见，文学史的连续性和逻辑关系也无从体认。在结构真实的原则上实现的文学史重构将改变这种状况，范式、群体、时段等基本单位会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个相对稳定而远离偶然性的现象序列，支撑起文学史料所编织的柔软的文学史叙述。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具体到唐代文学研究，我们还可以根据唐代文学的形态提出更具体的设想。很显然，除了文献留存情况各异外，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因而导致文学史的中心问题各有侧重。

如果说先秦社会文化层次单一，地域的差异成为文学史的主要问题;而六朝是地域、家族与社会阶层的问题并行;那么唐代就是社会阶层的问题为主导，地域次之。考虑到文学主要通过社会交往关系形成风格和某种一致性，那么从文学史研究的战略高度上看，就可以认为群体研究是目前值得重视的研究类型。理由是文学的历史绝不是线性发展的，历史的连接和升沉之点常成为我们清理文学史序列，揭开文学史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的最重要的关键。我相信，正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的杰出工作所显示的，群体研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时段和范式研究将会是此后一个时期内最有意义的研究取向，会给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建设性的成果积累。如果我们在短时期内能产生一批扎实的上述专题研究成果，我们对唐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部有深度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唐代文学史才有可能产生。

新的研究取向要求相应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思路也会产生新的研究课题。文献检索的方便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手段精致化的条件，统计和归纳将会成为艺术表现研究的有效辅助手段。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已走到我们前面。由于日本学者重视编制索引和各种工具书，经常利用索引排比、统计文献资料，通过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比较说明其体式、意象、语词上的特点，以说明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道家的色彩”，将李白诗歌与《老子》《庄子》《列子》《列仙传》《抱朴子》《神仙传》的文字相比较，加以统计，从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论述李白对道家的接受，就比国内那些泛泛而论的著作更有说服力。以后借助于检索和统计的便利，可以对唐代文学的各种特征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然，统计只是一种有限度的辅助手段，贯穿于其中的意识是对研究成果精致化的追求，是对专门性更强的问题的探讨。

隋唐五代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个人情感的记录和表现，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文学中表达的政治观念、文学中反映的社会意识，而对个人心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关注较少。现在，不仅宗教观念、仕隐问题、社会交往等问题为学者热切关注，自我意识、身体感觉、情趣嗜好、饮食起居等个人化的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些研究课题的进一步开拓无疑将使文学研究回到它的基本目的——加深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上来。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两性关系和性别意识来重新视察文学的角度。对于唐代这个两性关系和交往相对平等的时代来说，上述视角无疑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种种开拓不仅是主题学意义上的，也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比如对唐诗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试帖诗，其思想意识固然属于主题学研究的范围，但对其思想意识的解释却往往需要在类型学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事实上，文学中许多主题的提炼和确立都是和类型的意识分不开的，这在咏怀、怀古、唱和、拟代等类型中表现得非常典型。

当我们试图在类型学的意义上研究隋唐五代文学时，文体的形式和艺术性的要求就成为首先必须明确的内容。这当然不是什么复杂的知识，可由于涉及到范式的历史演变，类型学的一般知识就加进了范式的变量，于是类型学中的范式研究又成了当务之急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在文学形式的研究上，类型研究和范式研究都是未来富有魅力的研究模式，它们不仅直接提供文学史演进的深层知识，而且为作家批评提供有效的价值参照系。隋唐五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二者的积累。具体到作品的结构层面，韵文中的诗体学和语言学研究，散文中的文体学研究，叙事文学中的文体学、叙事学研究，应该是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课题。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自然是关于唐诗诗体学和语言学的经典论著，但它还只是一般性研究，具体到作家和时段的诗体学和语言学研究至今很少。文体学研究已出版了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其中涉及到唐代判文，还有陈飞研究唐代试策的专著 《唐代试策考述》，都是这方面最引人瞩目的重要成果。当然，有待开拓的研究课题还很多。关于隋唐五代的叙事文学，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和杨义《中国叙事学》已奠定了基础，更深入的探讨有待来哲。骈文和辞赋研究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迄今论著很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涉足这块开掘尚少的土地。

正如前文所述，唐代是个最宜于文学史研究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严格意义上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还没有能令人满意的著作。简单地说，现有论著涉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还较少，论及的文学史问题及深度还很有限。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文学史研究除着眼于文学自身的演进和展开外，还有历史的视野和文化的视野。考察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参与，研究文学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性格，将从纵横两个方向加深我们对隋唐五代文学史的认识——前者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的独创性和艺术成就，为解释和批评提供一个合适的尺度，后者有助于理解文学现象，加深我们对唐代社会和文化特征的认识。为此，我们不仅要加强隋唐五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比较，还要真正更深入地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比如有关作家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教养状况、写作方式、作品传播、社会需求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确实弄清隋唐五代文学创作—编集—传播—阅读—接受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形。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是个充满生机的学术领域，在世纪之交回顾前瞻，眼前有丰硕的收获，也有大片的处女地。收获给我们成功的喜悦，处女地呼唤着有志者去开拓。隋唐五代文学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等待着当代学者去探索，去发掘。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隋唐五代文学研究都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者。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气，必将滋润学术事业日益繁荣，在繁荣中走向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