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学遗产·金文中的文学遗产
金文，顾名思义就是遗留在古代铜器上的文字，现在一般称为铜器铭文。古代则称为“款识”。《汉书·郊祀志下》：“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事实上商周金文多以铸铭为主，战国及秦汉金文才多以刻铭为主。
由于青铜重器以钟鼎为主，故金文又常称为“钟鼎文”。实际上，青铜器尚有簋、簠、��、甗、鬲、豆等食器;尊、卣、壶、盉、爵、斝、角、觚、觯、觥等酒器;盘、盂、盆、匜、鉴、缶、罍等水器; 铙、镈、钲、铎、铃等乐器;戈、戟、矛、钺、刀、剑、镞等兵器。此外，尚有度量衡、玺印、货币、符节以及其他日常用具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面往往都铸刻有文字①，其使用范围也非常广泛。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没有其他任何出土文献比金文更重要。即使是现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献仍然要以金文为主。
商代金文多数只有几个字，《礼记·祭统》说：“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就是指的这种类型。由于铭文比较象形，沈兼士先生《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把它们称为“文字画”②，而唐兰则把它们称为“图画文字”③。现代学者一般称之为“族氏铭文”④。总之，这种铭文与真正的文字还有一定距离。到了商代末期，出现了一些“记事体”铭文。少量的有十几字，多的有四十几字。如《四祀邲其卣》，有42字，属于商代篇幅较长的铭文了。
西周金文与商代金文相比，成就更为辉煌。这是金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金文发展由盛转衰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早期的如《天亡簋》(旧名《大丰簋》)有铭文78字;《何尊》有122字。中后期字数更多，如《大克鼎》有290字;《曶鼎》有403字; 《毛公鼎》有499字，在单篇铭文中字数最多。
西周金文的内容也多种多样。如祭祀宗祖、铭功纪德①、赏赐册命、诉讼约剂等②。其中有些记载诰命或者册命的铭文，记言往往严谨不苟③，有些套语甚至成为了一种格式化的“册命体”④。而有些记载诉讼和刑罚的铭文，记事往往详细丰赡，甚至令人有叙事琐碎之感⑤。总之，由于西周金文记言叙事不厌其烦，自成一体，且多长篇大论，以致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甚至认为西周金文有“书史之性质”。
西周金文除了文体多变之外，文学色彩也很浓厚。文中大量押韵，显得声调铿锵。如《天亡簋》《史墙盘》(又名《墙盘》)、《宗周钟》(又名《㝬钟》)等都是如此，最著名的如《虢季子白盘》(又名《虢盘》)：
唯十又二月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薄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仪，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又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殷周金文集成》10173
铭文通篇押阳部韵，一韵到底①。全文音韵流畅，错落有致，令人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加之文字古雅，颇与《诗经》相出入，是西周金文中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殷周金文集成》9715
——《殷周金文集成》980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一六①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一五
注释
① 现存的有铭商周青铜器有一万二千余件,《殷周金文集成》收录11983件(包括少量金银铁器),但是并没有收录度量衡、玺印、货币等。② 参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67—7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③ 参见《中国文字学》第6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④ 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郭沫若《殷周青铜器研究》,人民出版社1961)一文最早指出:“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氏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今学者多从之。但郭沫若进一步提出的“族徽”说,则已多经学人修正。① 《墨子·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② “约剂”一词见于《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相当于今天的契约。③ 如《大盂鼎》《毛公鼎》等铭文中多有“王曰”、“王若曰”之语。“王曰”是周王亲自说;“王若曰”是史官转述周王的话,即“王如是说”之意。可参见陈梦家《“王若曰”考》,《尚书通论》(增订本)第146-17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④ 参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⑤ 如《散氏盘》(也称《散盘》《夨人盘》等)记载了一起有关土地纠纷的官司,文中斤斤于如何勘定田界、转让土地等。由于刑法契约等讲究精确,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出”,因此铭文记事纤细严密也可以理解。① 其韵脚依次为方、阳、行、王、飨、光、王、央、方、疆。有些学者把东部的“功”字也算做韵脚,视为“东、阳合韵”,本文不取。②有关用鼎制度的研究,可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1、2期,1979年1期;又见于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3期;又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等文。③ 1990年发掘的三门峡上村岭2001号西周晚期(或以为属春秋早期)虢季墓或以为是九鼎,或以为七鼎。此外,1935—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出东区春秋中期甲墓、中区春秋晚期60号墓等两座九鼎大墓,惜材料未全公布。④ 由于没有发现西周天子一级的墓葬,其列鼎制度不详。而文献记载又有异说:《周礼·膳夫》言“王日一举,鼎十有二”。因此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第十六章《社会等级》、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等以为天子用十二鼎,而不是九鼎。所以郭伟川《从新郑出土礼乐器论春秋史事与礼乐制度》(《学术集林》卷一三)一文以为新郑出土九鼎等符合“周典”,这实际上是以天子十二鼎立论,那么“九鼎”自然是符合“周典”了。⑤ 如果说春秋时期媵器(以盘、匜为主) 增多,还有诸侯之间婚姻外交上的考虑;那么弄器的增多,则只剩下诸侯奢侈享乐的欲望了。这才是真正的“礼坏乐崩”。① 这种风气转变或许与简帛的盛行有关。《墨子·天志中》说:“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从文献中看,春秋时期简帛已经取代了金石、盘盂等成为了主要的文字记录,但是这一点在考古发现中却得不到证实。现在出土最早的曾侯乙墓竹简也不过战国早期,更早的简帛至今踪影难觅。多数学者以为是保存条件不好,加上自古至今盗掘昌盛,因此没有发现早期简帛。而李零《简帛的埋藏与发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2期)一文却认为其原因是埋藏地点没找对,可算是一个崭新的看法。② 《学人》第五辑;又见于李零《李零自选集》第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参见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第41页。① 古代把青铜称为“美金”,把铁称为“恶金”。《国语·齐语》引管子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 ”但实际上春秋时期虽有铸铁,甚至还有钢,可是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还是在战国时期。② 战国时期兵革不休,兵器也极为发达。参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③ 参见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第113—14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④ 参见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又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⑤ 这有些类似后世的“丹书铁券”,是一种免去死罪的凭证。司马贾不敢当,故而推辞了。中山王因此称赞他“知为人臣之义”。① 全文押鱼部韵,韵脚为于、壶、吁、家、车。② 参见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五辑;又《李零自选集》第76—80页;又王志平《一则蚩尤传说的新解释——兼论神话传说中的语源迷误》,《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4期。③ 这种箴铭有隐喻,有兴寄,往往语义双关,意在言外。早期的箴铭发现并不多见。类似者尚有战国时期的箴铭带钩,上有“宜曲则曲,宜直则直”等语,借钩喻人,别有深意。可参见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八辑。此外,战国玉璜铭文有“上变下动,相合和同”语,借璜喻人,语带双关。参见李学勤《释战国玉璜箴铭》、裘锡圭《战国文字释读二则》,并见《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①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石等于120斤,如以秦代一石重30.24公斤计,千石重30.24吨;如以西汉一石重29.76公斤计,千石重29.76吨。而《正义》引《三辅旧事》称各重“二十四万斤”,超过《史记》一倍,恐迹近夸诞了。② 参见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但是其所谓“铜器铭文”不包括铜镜、玺印、货币等。③ “脩相思”即“长相思”。不作“长相思”,是为了避淮南王刘长的讳。参见高去寻《评〈汉以前的古镜之研究〉并论“淮式”之时代问题》,载《六同别录》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版。其实此点王献唐早在1939年就已指出,惜其说直至所著载于《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出版后方为人知。参见王献唐《汉脩毋相忘镜考记》,《那罗延室稽古文字》,齐鲁书社1985年版。④ 参见陈直《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文史哲》1957年4期;又陈直《文物考古论丛》第92—9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① 汉镜铭有多种文字组合,并不固定。如有的“昭明”镜在“内清质以昭明”等四句内铭之外,接以“如皎光而耀美,挟佳都而承闲。怀欢察(际)而恚予,爱存神而不迁。得并艺(设)而不衰,精昭析而伴君” 等六句外铭,也是把几首诗拼凑在一起的。② 参见李学勤《论西伯利亚出土的两面汉镜》(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一文,该文释文及顺序与此处略有不同。③ 陈直《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文史哲》1957年4期,《文物考古论丛》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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