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骈文·金代骈文·金代后期骈文
金代前期就已经出现追求工丽的时尚,与师法北宋文士特别是苏轼的风习并行于世。到了中期之后,金代骈文在一定程度上已自具面目,并且出现追求雅正的良好势头;一些骈文家也开始成熟,如党怀英、王寂等人的骈俪之体已经独具面目,成就相当可观。但从初期开始的求丽尚工的趋向由于上层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又进一步滋长,并发展成绮靡浮艳的不良风气:行文往往文过其质,华不符实。这种创作倾向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同时,文坛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又到古人那里寻找批评的武器,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师法古人的风尚,对当时的浮艳文风和单纯模拟苏轼、黄庭坚的做法进行反拨。开其风气者先有大定时期的蔡珪,他在文学创作上特别注意师法古人雅正淳朴的文风,又融入自己的个性,形成旷达清越之风。继之者先是大定后至明昌间的文士,特别是党怀英、赵沨、路铎、刘昂、尹拓、周昂、王寂七人。如前所述,党怀英“文似欧公”,“诗似陶、谢”(元好问《中州集》),路铎则师法黄庭坚;而其他几人则大都师法唐人,出现摈弃宋人的倾向。如尹拓就曾说过:“学苏、黄则卑猥也。”于是便“一以李杜为法”(《归潜志》卷八)。但这些人中,只有党怀英的骈文成就可观,其他人的骈文作品不仅数量太少,而且成就不高。他们反对浮艳文风和单纯模拟宋人的倾向,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同时,这种师古之风在当时毕竟没有形成较大的气候,规模和影响十分有限。
到了宣宗贞祐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大金国势日益衰微破败:大安三年,蒙古汗国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金国,由反抗金国的压迫走向灭金之路,第二年金国的东京辽阳府陷落。金宣宗贞祐元年冬,首都中都大兴府被围,五月间,金宣宗趁蒙、金议和之机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天兴元年冬天,金哀宗逃出危城。天兴三年,逃至蔡州的金哀宗自缢身死,金国也随之而亡。国家的衰落败亡、生活上的坎坷遭际为金代后期文士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和活力。另一方面,从中期开始的反对华靡、师法古人的文学思潮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风云际会,形成高潮。贞祐以前:“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以至于有些人“见子弟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归潜志》卷七)。可金室南渡以后,赵秉文、杨云翼等人知贡举时,“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归潜志》卷八)。宋人欧阳修曾利用科举考试影响、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并取得明显效果。赵秉文从中受到启发,通过科举考试,展示出国家择录人才的新标准,而这又关乎人的一生的升降进退,因此其择文倾向自然对当时的文坛风向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由此导致了贞祐以后文学风气的巨大转变:从工丽华靡转向雅正清越,造就出不少文学大家。骈文也在这种氛围之下转向雅正,不仅赵秉文、李俊民的骈文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而且又出现了元好问这样的文章泰斗。大金朝廷虽然在这一时期走向衰亡,可金代文学却在此时出现辉煌的局面,金代骈文也达到其高峰期。
赵秉文为金代文坛盟主。其门人元好问说他“道德文章,师表一世”(《遗山集·赵闲闲真赞序》),又因为他论文推重唐、宋,尤其推崇苏轼,因而元人郝经说他是“金源一代一坡仙”(《题闲闲画像》)。杨云翼在《闲闲老人滏水集序》中评论赵秉文为文特点时说:“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辞,君子病诸。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近日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过以见示,予披而读之,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元好问《闲闲公墓铭》中评价赵文时说:“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杨云翼又在诗中说:“礼部天下士,文盟今韩、欧。”从总体上说,他为文、为诗既师法宋人欧、苏,又师法唐人韦应物、韩愈、李贺;但广泛师承古人又不主一家,尤其为文以达意为目的,不受形式的束缚。赵秉文的文学观念主要就是两点:一要师古,一要讲究中和原则。师古主要为达意,为达意又不能一味泥于古;同时师古也好,独创也好,都要节之中和,恰到好处,不能有所偏执。
在骈文创作上,赵秉文比较好地贯彻了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注意师法古人,继承前人之精华。如他所作的庙堂应用之文,便上承欧、苏之风,虽以骈偶行文,但却没有拘谨之态。如《许道真致仕制》在对偶、用典诸方面充分展示出骈体文的特征,但同传统骈文相比,典而不晦,对而不拘;措词无古奥坚涩之弊,对偶又参差变化。尤其多用长句对偶与短句相互配合,更使文气通达畅快,这是他继承东坡骈文的结果,确实收到“辞达”之效。再如其《贺立皇太子表》也是如此。这类文章一般人都注重典丽,而通达明畅之作则不多。赵秉文此文则仍不失通达之态,措词明豁,而且句式也不拘于四六句式,竟有七字对和九字对,以这样的长句对偶与四六句式相间而行,因而行文轻快,气势疏宕,给人以畅爽之感。有时即使是铭赞一类文字,他也写得词畅意周,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如《富义堂铭》:“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义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义者无欲。多辱之辱,其祸常酷;无欲之欲,其乐也独。是谓不龟而卜。”虽然寥寥数语,但其中也参以长句对偶,进而句式显得灵动多变,打破呆板滞涩之弊。
不过,就总体而言,最能体现赵秉文以达意为主的创作主张的文章还是他的赋。这类赋虽然大都是骈赋,但其潇洒自如之态更与欧阳修、苏轼之赋相似。应该说,赵秉文师法欧、苏,学得最好的是赋一类文章,不仅形似,更有神似。如《无尽藏赋》从内容上看与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表达的旷达人生态度十分相似,也以超然物外,不为世累为宗旨,同时行文上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有骈有散,有长句有短句,灵活跳脱,随意骋词,摆脱拘束,确实是达意之文,极尽自然卷舒之态。同时在语气的纡徐委备之处,又显露出欧阳修文风的影响,表现出他兼取欧苏之长的行文特征。再如《解朝酲赋》,本是他少年时的作品,但却早已显露出师法欧、苏的倾向。本文更像苏轼的《洞庭春色赋》,虽然展示出骈体用典、藻饰、调声、对偶诸种要素之功效,但典而不巧,词美而不艳,声韵和谐而不单调,对偶也不露雕琢之痕,行文放达,纯以意遣词,熔欧文之从容闲逸与苏文之畅达明快于一炉,又不是单纯以模拟为事,而是以自己的性灵与个性为主,博采前人之长又自成一家,形成文气畅快,词色雅丽,自由灵活的文风。概而言之:赵秉文之骈体有苏轼畅达之气而无其雄豪之态,有欧阳修从容闲逸之气而又比欧文更放更爽;欧、苏骈文融入的散行更多,词色上更为素淡,而赵秉文骈文虽有欧公之闲逸,苏轼之畅达,但词色上一般不避润泽华采,因而颇有色彩。就总体成就而言,当然不及欧苏之高妙入神,理切词周,但其佳作往往有文质兼胜的中和之美。既不理胜其词,又不词胜于理;既注意达意为主,又不忽视文采;既注意以情为根,又不摈弃文采,而是节之中和,使两者都达到适当的地步,从而形成赵文文质相扶、内容与形式相互统一的特征。
李俊民的《庄靖集》是目前金人文集中保存最完整的文集之一,其中有诗七卷,文三卷,有文一百多篇,其总体风格确实有《四库提要》所说“冲淡和平,具有高致”的一面,其骈体文也有此种特征,但同时各类文章又有其自身风致。
李俊民的文章种类繁多,骈化程度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在金代都是十分突出的。其骈文包括骈赋、铭、书、青词、上梁文以及疏、跋之类,内容相当广泛。其铭如《宜休斋铭》典正从容,体现其本色:“物极则反,器满则覆。居安虑危,身宠思辱。金然眉坞之脐,玉刖荆山之足。室高为鬼瞰,货积为盗蓄。名不可贪,利不可逐。宜休宜休。以小人之心,为君子之腹。”精工的对句中以散行文字承转文气,开合自然,转承得体,无劳苦费力之态。其书启之类突出点在于雅致工丽,更多雍容之态。如《上行省中书书》除个别字句外,大都对偶工致,词华雅洁。行文从容有致,遣词浓淡得体,确有冲和之美。他的祭文、告文数量不少,与前面所举的文章相比,更为工丽一些,冲淡之气较少。如《史冲霄祭清源王文》便以精工巧丽见长:“导流既东,书备明乎禹绩;祭坛而北,礼详著于周官。昔者封侯,今而王爵。善利于物,克长厥灵。驱雷叱电,以张天之威;腾云致雨,以泽地之产。不爱其宝,故时时而效珍;所享者诚,宜翼翼而怀福。肃陈菲荐,仰渎明灵。冀有感通,曲垂眷佑。”再如《秋报祝文》:“旱蝗为虐,年谷未登。肆殚恳祷之诚,即获休征之应。不妨穑事,有恤民劳。属大田多稼之秋,皆上帝诸神之赐。胜妖以德,易俭为丰。只荐菲仪,仰酬景贶。”这些文章虽然短小,但却表现出追求精工典丽的倾向。但词气毕竟不离其宗,仍有些平和之态。
元好问是金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章大家,“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金史·文艺传》)。元好问早年便以诗文名震京师,因为赵秉文作为文坛主盟者称赞他说:“近代无此作也。”(《金史·文艺传》)当时人徐世隆在《元遗山集序》 中这样评价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权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凡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四库提要》说他“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清人方戊昌又说他“文诗皆宪章北宋,直接长公,屹然为一大宗”(《重刻元遗山先生集序》)。
作为一代文宗,元好问在文学创作上有比较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他早年重视创作方法上的师承关系,突出点在于追求真慎,反对雕琢,崇尚自然真淳。例如他在《论诗绝句》其四中写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又在其七中写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其六中又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从这几首诗里,可以看出他对陶潜、《敕勒歌》真淳自然风格的推崇,而对潘岳文章之失真,文与人不一的创作现象进行批评,显露出他在讲究师承的同时,求真情,厌雕琢,本自然的文学主张。到了晚年,元好问又把这种文学观念发展成为“以诚为本”的理论。他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指出:“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性情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敦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为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幽忧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阨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不能自掩,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优柔餍饫,使人涵于先王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 ”这里元好问以唐诗为例,指出其高处在于“知本”,“何谓本?诚是也”。“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在《内相文献公神道碑》中他又指出:“何谓诚?不自欺之谓也。”可见诚,其实就是真,而这真又是“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所以便以儒家之雅正为依归,因而元好问之“诚”主要是“发乎性情,止乎礼义”,是儒家雅正文学观的一种延伸,其要点在于把师古与儒学精神相融为一,同赵秉文相近,主中和之美,是中庸思想在文学观上的一种体现。
由于元好问注重以诚为本,追求雅正、中和之美,其文章便以清新自然、真淳平易为主要特征。金末元初之文士杜仁杰在《遗山文集序》中指出:“今观《遗山文集》,又别是一副天生炉鞴,比古人转身处,更觉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如梓匠轮舆,各输技能,可谓极天下之工。”
元好问之骈文也以自然清新、平易真淳为主要特征,同时随着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又加以斟酌,节之于中和,使内容与形式相互切合,恰到好处。就骈体而言,他的骈赋成就尤为突出,如《新斋赋》并序,主体是纯粹的骈偶,但却一点也没有雕琢堆砌之迹,措语自然天成,气态纡徐委备,或叙或议,或铺或排,无不如意。这一方面得益于欧、苏文章的启发,以散入骈,以气命词,又多用长句对偶,使文章气势从容而又通畅,同时更主要的是作者自己造妙自然之笔,能从平中见奇致,多在淡里含深味,有陶诗一样的雅致,平淡自然之中,包含深远淳厚的意味。再如《秋望赋》,从形式技巧上看,骈文之用典、对偶、藻饰、调声四大要素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对偶不能说不工,词采不能说不美,用典不能说不恰切,声韵不能说不和谐,可读过此文,感觉这诸种美感来得那么自然,那么轻松,那么容易,好像是作者信手挥洒、不假思索而来,不经思虑而成,有如天籁般自然而然。又有语必隽,无词不工,言浅而意深,语近而情遥。其实,这并非作者随意点缀而成,而是手法老到、炉火纯青的结果,正像朱熹评陶渊明之诗时所说的:“陶诗淡,不是无绳削,只是绳削的来不觉。”元好问骈文的自然平易之境也是通过精心结撰而成,只是因为手法高超老练,巧夺天工,所以如大匠运斤,不留痕迹。
骈赋之外,元好问的其他文章虽体式各异,但真淳自然,平易清新之风则是主要特征。总之,元好问在骈文创作上,由于“见之之多,积之之久”(《答聪上人书》),不用奇字,不用晦典;厌雕琢,本自然,因而形成“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杜仁杰《遗山文集序》)的自然清新、平易真淳之风,确实达到了“学至于无学”的境界,不仅在金代骈文作家中无人可及,就是放到整个中国骈文史上来衡量,也不失为一大家。他的骈体,可以说是此类文体造妙自然的里程碑。金代以后,直至清末,再无人可与之相比。
金代后期骈文,除赵秉文、李俊民、元好问十分杰出之外,杨弘道、王若虚、李纯甫之作也比较可观,共同展示出当时骈文的盛况。
整个金代骈文的发展与演化,大致就是这样:初期为草创阶段,“借才异代”,主要作家都是辽、宋旧人,没有形成自己时代、自己国家骈文应有的特色;中期即大定、明昌时期,金代骈文呈现出自己时代的特殊风貌,成就比较显著,但还没有达到其高峰期;金代后期,经过前期,特别是中期在艺术、思想等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经过国破家亡之痛、山河异色之悲的磨难之后,骈文创作迎来了真正的高峰期,其标志不仅仅是作者众多,总体质量大大提高,而且更主要的是出现了赵秉文、李俊民,特别是元好问这样的骈文大家。这就使得金代骈文不仅大大超过辽代骈文的成就,而且在整个骈文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比较而言,金代骈文比辽代骈文富于个性,更多自己的面目,可以在骈文史上独标风韵;同时虽从总体上不如两宋,但在某些地方又超过宋人。如在文风上,不少作者都表现出轻松自然之致,行文奔放自如。就个体而言不及欧、苏,但从整体上金代骈文则比宋代骈文疏逸畅达,自由灵活。因此对这一代骈文的成就,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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